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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他真正开始接触、交往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特别是在他从作协领导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我喜欢在前辈从领导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再来往，因为此时彼此之间只剩下前辈和尊敬他的后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单纯而无拘无束。
全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是由他主持召开的。这次大会可以说是检验改革开放政策在文学方面的初步成果的大会。如果说，1979年召开的第三次作代会，领导层的主要力量还集中于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国策还刚刚形成、提出，因而文代会上充满的是呼吁扫除封建余毒的声音，那么，在这次大会上，民主气氛渐开，与会者发言空前热烈。尽管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观点也有歧异，但是大家各抒胸臆，畅所欲言，连理事候选人名单都经过全体代表反复讨论。大会气氛十分活跃。特别是从光年在会上所作的主体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文学工作、文学规律的新的思考。如果说，此前，在文艺工作的领导岗位上，他也参与过某些错误路线的执行。他伤过一些人，也被人伤过。在当时，这是在他那样职位上的人大多很难避免的。但他不肯轻易言错，不肯简单地赔礼道歉。不知道这是由于楚人的耿倔脾气，还是他以为如此简单的表态无济于事？
作者在祝寿会上与张光年合影
不过，通过他在这次大会上的说法和做法，
1988年10月，张光年八十八米寿，北京一大帮老、中年作家各自掏腰包，为他在国际饭店祝寿，当时我正出差在京，躬逢其盛。
大家都感到他对过去文艺路线中的问题认真思考过、清理过、总结过，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看法。他受到了人们的拥戴。
这是光年同志在文艺领导岗位上焕发的最后的辉煌。会议结束之后，他功成引退，新当选的年轻班子接过了工作。光年同志在这一点上也令人敬佩，那就是他退得干脆利落，不恋栈，不黏滞，没有一点拖泥带水，说不管就不管了，不仅不再干预作协的日常工作，连文学方面的各种会议也极少甚至不再参加了。他埋头写作，研究《文心雕龙》，并将《文心雕龙》译成白话骈体文，还担任过民间的“文心雕龙研究会”的会长，有兴致时到处走走。这时候他开始可以从容地和我们这些晚辈们天南海北地聊天了。在我看来，他晚年的生活另有一种丰富多彩，他的形象在我们眼中也更为生动亲切起来。
他不干扰新的工作班子，并不意味着他停止了对文学、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他们这一代人，从青年甚至少年时代开始，就投身革命，光年同志是十五岁就参加了革命的。他们的生命与之血肉相连而不可分。何况他还是中顾委委员，不断要参加议论国家大事呢！那些年，文坛内外也是风雨是非不断，但他坚决站在支持改革的一边。对于他在文学方面经过反思所提出的主张，无论别人有什么议论，或给予什么压力，他都不露声色地不为所动、泰然处之。并且，仍然继续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他几次和我提出，和我作一次有关文学方面问题的对谈，后来还具体建议从夏衍、周扬、曹禺的文学道路谈起；最后甚至决定先从曹禺谈起。他还准备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我听得出他是想通过几位不同类型作家的发展历程和遭遇来回顾党领导文学艺术的经验教训，进行总体的反思。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没有来得及实现。不过，我听说他在即将出版的《张光年文集》第三卷——评论卷的引言中，提纲挈领地表达了他的思考结果。他在谈到文集未收五、六十年代的有些评论文字时说，所以未收这些文章，由于自己曾“左”右摇摆，在向“左”摇摆时，也写过一些伤及同志和朋友的文章，这类“毒草”今天不该再收入了。语辞沉重。我觉得，由此表明了，他并非对自己过去在领导岗位上的有些问题曲意回避、拒绝承担责任，只是不想作个别的检讨，而是准备进行一次总体的回顾、清理与反思。按照他平时的说法，要说就要说透。从中，我们既感到了诗人的内敛的热情，又感到了政治家的冷静的深思熟虑的作风。在光年同志身上体现着艺术家与政治家的统一。当然，光年同志还有许多没讲完的话就如此猝然辞世，让我们感到遗憾。但是，这几年，他陆续完成并出版了他的诗歌选、日记、回忆录，以及《文心雕龙》的骈体语译本等等，五卷本文集他也看过了校样，况且，他的《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都融入了我们的艺术传统、融入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之中，将垂之永久，这也可弥补他走得过于急促而留给诸亲好友的遗憾了。
2002年
后记我只写我所目见耳闻
收入这本集子的都是我记述自己所熟悉的一些作家的文字。
对于这类写人记事的文章，我采用的大都是记叙“我看”的方式。在这里，我套用了张爱玲写她身边琐事、抒发她对于人情世态感慨的散文集的题目“我看”。“看”的内容自然各有不同，不过强调这个“看”字，就是为了强调所写的都是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感受的东西，而不是“据说”、“据闻”。这特别符合我对于这类写人物的随笔的看法。收入集内的文章，无论长短，都是根据我所见、所闻、所感而发的。我认为这类文字，不同于个人抒情咏志的随笔。对这类文字，首先得强调一个“信”字，强调它的真实性。人们读这类文字，首先感兴趣的是你记叙的这个人，然后才是作者的才情文采。当然，做到“真实”也难。因为人是复杂的，大多数作者对于所写的对象的接触都有一定局限性。哪怕是对于父母夫妻子女，也很难说就了解得很深入很全面了。加以作者又有自己主观的评判选择标准，在写作过程中就免不了经过各自的过滤、筛选、强调等等加工。但是，无论如何加工，这类文字必须以事实为基础。无论是揭示人物内心的复杂性，还是从中提出引发人们深思的问题，都应该通过事实进行阐释说明。说实在的，在人物随笔中，最能打动人的就是抓住最具有表现力的、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哪怕你写的只是片羽只鳞，并不全面。而各个不同作者从不同角度提供不同事实，就可能使读者获得一个接近人物本来面目的形象。在近年兴起的人物随笔的大潮中，固然大有内容丰富、文采斐然，且将一些复杂棘手的人和事经营得十分巧妙、令人不禁喝彩的文章出现，不过也有一些文章读来似乎大气磅礴，文字挥洒自如，议论纵横捭阖，抒情汪洋恣肆，但是掩卷之后，却觉得事实根据太少，想象推演、发挥渲染过多，有的给人以突出一点、不计其余，反而将人物片面化、简单化的感觉，有的则让人觉得作者不过是借题发挥，文章与人物本身两不相干。更有甚者，在有的追忆、悼念的文章中，作者或囿于追悼会上无恶言的习惯，或由于私人之间的感情，或出自惜才爱才的心理，甚至出于人情面子观点，为死者讳，隐恶扬善，将所追念的人物的某些不光彩的经历，甚至发生过破坏作用的行止加以过滤，予以美化，进行重塑。当然，反之者也有。从“信”的角度说，这都令人感到遗憾，而且，它们对于后来的读者来说，也会形成一种误导。
我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写法，除去我对这类文字的看法之外，也与我所写的对象有关。我写的这些人物，特别是集子前半部分所写的人物，都是长我一代或两代的前辈，我和他们的交往虽疏密不等，但都只能说极其有限。就以我接触时间最长、关系最深的夏衍前辈来说，我直接了解的也不过是他在某段时期的某一侧面。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卷入了本世纪的风云多变的历史漩涡之中，经历曲折，阅历丰富，而我又不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业研究者，对于我所接触到的有限资料，更不敢妄下判断，随意采用。于是，我也只能采用这种尽量以自己所接触到的事实讲话、尽量不加无根据的个人的推演和想象、尽量少发离题之外的议论的写法。不过，即使采取这样“谨慎”的写法，由于直接接触毕竟有限，仍不免不时失之片面，甚至会陷入对于所写对象的误解和“误写”。比如，收入集内的《好人冯牧》，我曾写到和冯牧吵了一架，我写得自己理直气壮，道理似乎都在我这一边。但近来读到一些陆续发表出来的有关那场“争论”的当时意识形态最高领导层的有关会议记录，以及参与者的回忆文字，我才知道当时情况的严峻性，我才知道冯牧他们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尽力维护下边的干部。他一边气势汹汹（也许应该说是气急败坏）地“训斥”我，但在会上却是为我辩护。读到这些文字，我既感动，又对冯牧同志深感歉意。因此，虽写自己亲身所见，局限性仍不可免。因此，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事，都有待更多的人的回忆文章和有关资料相互补充，才能勾画出这些人或事相对接近“真实”的面貌。
这是我写这类文章的一点体会，也许这只是一种笨人所想到的笨法子。
2004年10月18日
后记附录
李子云
在陈飞雪女士的建议和大力帮助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