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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观的集中表现，也是他本人的冷静的、坚强的、具有理性精神的性格的体现。这种性格在当时浪漫主义成风的文化人当中显得卓然不群。我这些看法，在和陈坚交谈之后，曾陆续和夏公谈过，他都不表态。可是我对《芳草天涯》的看法却越来越坚定。特别是1992年夏天，美国加州大学一位女权主义的历史学者王政做有关“五四时期”中国妇女状况的研究，来上海查阅了大量本世纪以来的有关资料。她感到非常奇怪，她说，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不是先由妇女提出来的，而是由男性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先提出来的，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都提出过这个问题。五四时期至三十年代，出现过一批女性编妇女杂志、写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但是在这方面鼓吹最有力、影响最大的却仍是男性作家。比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夏衍翻译的《妇女与社会主义》，都起了指导当时妇女运动的作用。为什么那一时期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如此关注妇女问题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王政托我将这个问题就教于夏公。夏衍仍然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讲民主，讲解放，当然也得讲妇女解放。当年进步的文化人都是这样主张的，瞿秋白、胡愈之、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包括出版家章锡琛，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很有意思，当年的民主主义者都是从一开始就将妇女看成自己的伙伴，自己阵营中的成员，在这一点上要比后来的有些革命者前进得多。不能将她们当做一件衣服，不能从她们身上踏过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必须唤醒她们，让她们和自己一道前进。我觉得这不仅是夏公对妇女的态度。而且是他的为人处世之道。可是夏公始终对我对《芳草天涯》的“翻案”不置一辞，对我的大放厥词不作出回应。这次也是一样，是我讲得不对吗？或者是碍于他对当年这场批判主持者的感情和尊敬，他不愿重新讨论？
由这个问题，我想起一个久已想问却未得机会提出的问题。我说：您这十几年，写了那么多回忆文章，为什么从不涉及“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您吃了那么大苦头，您对“文革”的残酷性感受最深，而且，您对“文革”的动因也一定有自己的看法，您为什么从不谈起？
他显然对这个问题早已经过深思熟虑。他说：我认为对于“文革”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态度，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几个人的问题，看成仅仅是“四人帮”的问题，也不能看成是对付几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毛泽东是从整个体制的问题考虑来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1949年之后，体制上照搬苏联的一套，全面实行计划经济，这么多人口，从吃到穿都管起来。没有经过彻底的民主改革，封建主义也没有彻底反掉，就进行对资本主义的三大改造，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这之后，就总是想方设法将社会主义搞得纯而又纯，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搞政治运动，甚至希望将血液都全部换过，于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因此，不能将它理解为个人之间的问题。
望着他那条残伤的腿，我心中感慨万千，受了那么大伤害，他仍然从大处着眼，考虑的是历史的教训，对个人的被迫害仍然一句不提。其实，如果腿没有被踢断，能够活动自如，老人家今天的健康状况还要好得多。
1994年10月28日—11月2日与夏公聊天
12月27日由林缦将《聊天》读给夏公听，夏公表示，这次仍“不置一辞”。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5节 一颗燃烧的心
——巴金《随想录》读后
读完老作家巴金刚刚在香港出版的《随想录》第一集，阖上书，望着那浅灰底上镶着淡粉图案的封面——这色调似乎太不适合那沉甸甸的内容了，许许多多联想、感触纷至沓来。这些思绪有些是与巴金所写直接有关的记忆，有些则是所引起的感慨。
突然，我想起了去年春天新华总社一位年轻女记者郭玲春所写的题为《一颗燃烧的心》的关于巴金的特写。这位娇小、灵活的女记者找到我，要我帮她说通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去造访巴金的时候，我对她这篇访问记并没有十分的信心。因为二十年前，我做过同样一件事：奉我当时所在的报社领导之命去做过一次正儿八经的访问。巴金是朴讷而不善言辞的，当然，这是指在这种场合，而在诸朋好友之间，他则是亦庄亦谐的，我尽管与他还算相熟，但却不惯采访，文章没有弄成。记者究竟是记者，郭玲春到底写成了，发表了。对这篇访问记，我没问过巴金本人的意见，但在文艺界反映是很好的。这个题目就好，一颗燃烧的心，抓住了巴金的最重要的特点，又形象又准确。《随想录》里跳动的就是这样一颗燃烧的心。五十年前，他以一种不可遏制的燃烧的热情震撼和感动了成千上万的年轻读者。岁月流逝，尽管现在已经到了七十六岁的高龄，在这部十年浩劫之后所出版的第一部新作中，人们感受到的仍然是坦率得近于天真、诚挚得近于炽热的燃烧的心。所不同者，当年不免带有幼稚的冲动，而现在，经历了五十年的崎岖曲折的追求、痛苦反复的思考，则充满着对真理的坚定信念。在《把心交给读者》一篇中，他说道：“我把它（指《随想录》）当作遗嘱写，”回顾了五十年走过的路，“我要把我的真实思想，还有我心里的话，遗留给我的读者。”在这本书中，他正是这样把他经过反复思考，付出过痛苦的代价所得到的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的看法，贡献给热爱他的读者。
对国内读者来说，想来对海外读者也是一样，最受吸引的是他那些勇敢而正直的回忆“文化大革命”种种的文字（说它勇敢，并不是它写得“血淋淋”，相反，这里没有任何耸人听闻的东西；说它勇敢，是它不但真实地剖析了别人，而且真实而无保留地剖析了自己）。《怀念萧珊》一文在《作品》转载，在国内轰动一时。似乎就是巴金说过，三年来悼念文章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文体，没有任何时候有过这么多这么好的悼念文章。特别是死者的亲人所写的，如陶斯亮的《一封没有发出的信》，如巴金的《怀念萧珊》，真是字字血泪的至情文章。它们不仅悼念亲人，而且以那样的痛苦与愤怒记述了国家的、人民的灾难。
《怀念萧珊》，我读过三遍——发表在《大公报》时读过一遍，《作品》转载时又读过一遍，这次读《随想录》就是第三遍了。每次我都感受到，巴金用他全部的感情愤怒的呼号：“萧珊何罪？！”是的，萧珊何罪？与萧珊一样的无辜者何罪？！与萧珊相熟的人，只要不是对她心怀恶意，都公认她是一个胸无城府、直爽得近于天真烂漫的人。她讲不好普通话，但她却偏偏喜欢讲，一张口先得接连讲上几个“那格（那个）”，往往引起调皮的年轻人的好意嘲笑。她的明朗活泼的性格正好补充了巴金的“寡言”，成为巴金的好助手。如果说她有什么“缺点”或不足之处，她似乎是巴金身边的一个永远没有长大成人的大孩子。大跃进之后的几年，大家明显感到她企图“独立”的努力。她要求到《上海文学》编辑部“义务劳动”（不拿工资）当编辑，她主动请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她想磨练自己。但在我们的感觉上，她没有来得及长大成熟，就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她比我们更缺乏抵御能力。读着文章，我眼前立即浮现了她那双惊惶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唇，由于她平时经常面带笑容（那样一种幸福而愉快的笑容），因而这种表情显得特别地可怜无助。被封为“臭婆娘”的，不只她一个，在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得罪，株连九族的时候，丈夫被揪出来，妻子成为“臭婆娘”（儿女成为黑崽子）是理所当然，连刘少奇家属都不能幸免的。当时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和萧珊一起被轰回家，后来又再度一起被捉回来的就还有优秀电影导演瞿白音的爱人田念萱，只是萧珊比她们多一个“美”谥“臭皮蛋”（皮蛋即Q）。
说起臭皮蛋，前几天3月18日《大公报》魏绍昌一篇《〈随想录〉读后杂写》中也曾谈到这件事。皮蛋（Q）是由“黑老K”而来。巴金被揪出来后，机关与大街上的大标语、大字报以及造反派小报都在他名字上冠以“黑老K”的称号（当年，每个人都有个称号，除“叛徒”、“特务”之类外，“四条汉子”也是，实在抓不到把柄的，还有冠以“蛀米虫”的，即白吃人民的饭之意）。魏绍昌的解释是“也许是他们打牌打腻了想出来的”。其实不然，K者king（王）也。首创此称者，十七年中确将老巴以上海文艺界之king相待，此时，为显示其革命，则第一个翻脸骂之为黑老K。然而奴才心理却无法改变，尽管笑脸变成恶脸，而精神上在这个“无冕之王”面前仍然是跪着的。说也无耻，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此人恶脸又一变而为笑脸，一副阿谀奉承的笑脸！
笑脸也罢，恶脸也罢，巴金真是个厚道人，从不计较。他在《随想录》里没有把笔墨用以辛辣地揭露这些人。而他对自己，却从严解剖。他不仅在这个集子的好几篇文章中，还在最近发表的《小狗包弟》中，为自己在那十一年中的“可笑”、“幼稚”、“愚蠢”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和痛苦。他的自我谴责太过分了。而其实，当时与他同受冲击的人倒都为他的正直与认真而深受感动。十一年中，无论情况如何严重（张春桥说过，对巴金这种人不枪毙就是宽大），他都没有卑躬屈膝，没有出卖灵魂，无论在多大的批斗会上，无论造反派把问题提高到什么程度，他都不上推、不下卸，而是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地讲事实。在那个岁月，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