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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巴金开始用他的笔，倾其全部感情反对封建思想，反对专制主义，呼吁和争取民主与人道主义。过去有人曾指责他在早年曾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他本人也不否认。这也无足为奇，五四时代前后寻求国家民族出路的仁人志士，在探求各种各样救国救民药方的时候，不少人曾经接触过无政府主义的学说。而巴金，则在反对一切形式的专政这一点上，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就其整个思想体系而言，他属于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要求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民主主义者。
正由于他具有这种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因而在1949年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后，他由衷地为新中国唱起了赞歌。他写于五十年代的那些热情磅礴的散文，首先歌颂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化。尽管新诞生的共和国仍然贫穷，仍然落后，然而，它终于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变而为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旧日的卑贱者从人身依附的奴仆地位中解放了出来。这是他多年向往、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使他兴奋不已。而最令他动情的是那些为祖国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无私地献出了自己一切的人。在那篇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至今仍为人称颂不已的《我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中，他歌颂的就是彭德怀身上体现的那种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当然，更令他感动的是那些出身社会底层、来自穷乡僻壤的志愿军战士，为保卫新诞生的共和国而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事迹。从他们身上，他发现了与樊塞蒂相同的高贵品格。他为之欢欣鼓舞。他写了李大海、孙渭良，在《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里，他写了一系列有名的与无名的志愿军英雄。这些散文以作者发自肺腑的感情力量打动了读者。
然而，也正是因为他具有彻底的民主主义精神，他对于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封建主义的作风特别敏感。当他发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肌体上暴露出某些封建主义霉斑的时候，他不能与之调和。今天回顾，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与社会主义民主相背离的官僚主义、个人崇拜、专断独行，以及某些封建特权的征兆。对于这些于不知不觉之间逐步发展起来的损害人民民主权利的现象，当时不是大多数人都能警觉到的。但是，巴金和一些思想敏感而清醒的作家作出了反应，发出了警告。他写于1956年和1962年的两篇文章《独立思考》与《作家的勇气与责任心》，即告诫人们应该保持独立见解，并提出了应该将文艺交还人民。尽管他的意见是出自对于新的共和国的爱护之情，他的文章、发言都十分谨慎、讲究分寸，但仍不见容于那日益膨胀、增强、彰显的“左”的势力——实际上也就是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封建专制势力。他和一些有见识有勇气的知识分子一起受到了批判。这股封建残余力量的回潮、蔓延与泛滥，终于导致了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猖獗，酿成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时不仅巴金，全国所有作家都不得不放下了笔。
被迫沉默了十年的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并没有白白度过这一段时间。经过十年的亲身体验、观察与思考，许多有良知、有坚定信念的作家、知识分子思想更趋于成熟，对于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封建积习和我们国家体制中的弊病，看得更为透彻。巴金在经过这场炼狱之后，思想臻于炉火纯青。当他在1978年重新开始写作的时候，他以一个更为坚定的反封建的战士的面目出现。他经过十年的切身感受与反复思考，他确认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仍然是封建余毒。他选择了散文这个最灵活的文学样式，继续对它进行扫荡。他既揭露当前现实中仍然存在的不合理的现象，同时总结十年灾难的经验教训，旨在发人深省，阻止荒谬历史的重演。六年之内，他写下五卷一百五十篇“随想录”，震动海内外，赢得各界高度的评价。
巴老这张摄于九十年代的照片所流露出来的沉郁深思的神情，我觉得深刻地表现出了他的永远处于不停思考状态的内心世界。
有学者极其崇敬地将这五卷《随想录》的光辉成就归之为具有与民族共忏悔的自省意识。我以为这一归结还不够完整与贴切。五卷《随想录》的内容不是忏悔意识所能概括的，而且作者似乎也并无意于要求全民族共忏悔。他固然对于卢梭的《忏悔录》给予崇高评价，奉卢梭为终身导师，但是，《忏悔录》给他的启示主要在于那种敢于全无遮拦地披露自己内心世界的说真话的精神。在《随想录》中他固然无情地解剖了自己，但更多的是追究灾难的成因，和对于制造灾难者进行了满腔悲愤的控诉。
第一部分 记长者夏衍第7节 反封建的勇士巴金（2）
在这一百五十篇《随想录》中，他对十年浩劫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内的某些丑恶的或者不健康的社会、历史现象进行了反复的分析，挖掘出那场历史灾难的主要罪魁祸首——封建主义的幽灵，并拿它出来示众。他近十年散文的主旨，也许归之为唤起民众更深入地反封建主义思想更为恰当。
在这一系列散文中，他首先针对“四人帮”所制造的“假大空”的“阴谋文艺”，重申了自己的文学主张。经过十年的反复思考，他愈益坚定了“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这一主张，更加强调了作家对于社会应有的责任感。从《随想录》第一卷到第五卷，他多次讲到，他所以拿起笔，是以文学为武器，来与旧社会作斗争。他赞同鲁迅先生所说的，作者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作改革社会的器械”。他认为文学应该发挥撒播火种的作用，作家“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当然，他并未将文学的教育功能作简单理解，他再三讲到“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是的，一切文艺作品必须通过以情动人、潜移默化的方式达到作者预期的效果。他虽然在自己的写作中始终恪守为社会为人生的原则，但他并不以此作为文学的全部职能，也不以这种创作原则来约束他人。他支持作家对文学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他鼓励作家不安于现状，不断创新。他认为，作家一旦停止探索就写不出有新意的作品。他赞成在文学上也应打破封闭状态、实行开放政策的主张，让作家借鉴国外的文学流派和创作方法。在这五卷《随想录》中，他多次支持在探索中受到非议的新起的作家。对于艺术技巧，他认为“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据我理解，巴金在这里所说的“无技巧”，绝不是轻视或否定艺术技巧的作用，他反对的是雕琢而没有灵魂的游戏文字，反对“舞文弄墨”的技巧来装扮苍白贫血的内容，反对“玩”文学的轻薄态度。他认为技巧必须服务于内容，与所要表达的内容相统一，他所推崇的技巧是对于内容的最自然的表现。这种自然是作者具有真情实感，并经过深思熟虑才能达到的，这种天衣无缝的技巧实际上是最高的技巧。这是一位伟大作家的经验之谈。无论古今中外的作家，不论他在技巧上如何精致或独特，如果他所抒发的内容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漠不相关，人们也许可以被他的作品的某种艺术特色所吸引，却不会对这位作家许以伟大二字。巴金和那些伟大的作家一样，以他最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无技巧”状态，表现了他对事物的态度、对民族命运的关注，表现了他的人格与道义的力量。
巴金这一百五十篇散文绝大部分的内容在于总结十年“文革”的历史。他的回顾与其他许多人不同的是，他首先从自我剖析开始。他在《随想录》日译本序文中说：“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开始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他无保留地展示了自己那十年的经历，展示了自己在强大的压力下的种种表现，并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为什么”：为什么别人“高举”我就“紧跟”？为什么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为什么别人高喊打倒自己，自己也毫无抵抗地举手响应？为什么自己的妻子萧珊、老友老舍、傅雷、以群一个又一个地被摧残致死、连家中一条小狗都不能幸免于难，自己不但不能挺身而出、连抗议也不曾发出一声？……沿着这一连串“为什么”追踪下去，他不留情地揭示出，原来在自己——应该说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身上，也残存着迷信权威、盲目服从、明哲保身等等封建思想。对于妻子萧珊由于受到自己牵连在被迫害中含恨去世，对于老舍、傅雷诸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壮烈死亡，对于小狗包弟的被送上解剖台，他沉痛地责备自己：“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他以最坦率的态度袒露了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并以《十字军英雄记》的两句话进行自谴：“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
如此真诚地暴露自己的思想，并进行严格的自我批判，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自己的“丑”，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不是见到过许多有着大体类似经历的人，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不但全无自我反省的精神，把责任全部推向客观，甚至竭力美化自己，把自己装扮成先知先觉的英雄好汉。在这方面，我认为巴金前辈与周扬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敢于解剖自己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