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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里希已再婚并有一个儿子。对于他和默克尔结婚的日子，他至今保留着美好的记忆：“我们常去旅行，常和朋友聚会，我们两人都喜欢大自然，常去远足。我们也常去看电影和话剧。我们都很重视和家庭的联系，常去看望双方的父母。”
但默克尔则对这段婚姻的评价不冷不热。她对记者说：“我的前夫和我，我们当然是相爱了，我们也设想了共同的前程。但在民主德国就是这样，只有结了婚才有共同的住房和工作。这就缩短了成家决定中的考虑时间。说起自己的第一次婚姻，我好像无动于衷，原因也许在于当时我们不应该那么快结婚，而应该再等一等。”默克尔甚至这样说：“我们之所以结婚，是因为当时大家都结婚了。这在今天听起来很蠢，但当时我确实没有以谨慎的态度去对待婚姻。我对婚姻的真正意义并没有了解……”
对默克尔的这些话，乌尔里希说：“这话很伤人，我对结婚是认真考虑过的。”他揶揄道：“假如我们今天还在一起，我最多也就是她的保镖。”
不管怎么说，在离婚这件事上，默克尔显示了她一贯的行事风格：她会长久地、周密地考虑某事，一旦考虑成熟，就会果决地采取行动。如同她在跳水时，会在跳板上一直考虑45分钟，而一当铃响，她就会跳下去。就像默克尔自己说的：“我想，在决定性的时刻我还是勇敢的，但我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总是尽可能事先考虑周全。即兴的勇敢我没有。”
默克尔与乌尔里希分手后，需要找一个住处。她先是搬到同事家暂住。当时东德住房紧张。同事们在市中心发现了一套空房子。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这套一室一厅的房子的门撬开了，根本没有去问房管局。因为问了，反倒可能会被撵出去。研究所的同事们帮默克尔刷房布置。房子都弄妥了后，默克尔才去办手续。默克尔采纳同事的“妙计”，在警察局下班前几分钟进去，顺利地报上了户口。
后来这套“抢”来的住房要拆掉重建，默克尔顺理成章，申请到了一套住房，位于柏林的普伦茨劳贝尔格区。
回忆在研究所的日子，默克尔说：“开始的时候我在科学院感觉很孤独，我和丈夫住在柏林墙附近，每天走过这条路觉得很压抑，和莱比锡的学生时代相比很不一样。”
曾与默克尔作过同事的辛德赫尔姆在他的小说体传记《罗伯特游记》中，记载了几笔有关默克尔的情况。默克尔在书中化名为蕾特纳。“和我同一办公室的蕾特纳是不抱幻想的年轻科学家的楷模。几年了，她慢慢地作着她的博士，只有在骑上自行车去勃兰登堡漫游时她才焕发出一点朝气。”
在许多人看来，青年时期的默克尔专注于科学，而对政治不感兴趣。实际上，默克尔对政治的兴趣可说从孩提时就有了。据说在她8岁时，她就能说出西德总理的名字。在上中学时，默克尔对西德的政治很感兴趣，当时她就能背出西德政府内阁全体成员的名字。8年级时，她在学校厕所里捧着收音机，收听有关古斯塔夫海纳曼当选西德总统的消息。作为神学院院长的父亲有一个大藏书室，其中有不少当时的“禁书”。通过阅读这些书籍，默克尔的思想变得很活跃，只是她生性谨慎，不轻易表现。默克尔大学时代的教授回忆说，在政治问题上，“她从不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默克尔尽量表现出对政治的低调态度，但有关她经常穿被政府禁止的牛仔裤，收听西德电台等，还是在东德国家安全局“斯塔西”（STASI）留下了案底。匪夷所思的是，“斯塔西”对“离经叛道”的默克尔产生了兴趣，在默克尔24岁时，“斯塔西”要求默克尔帮助监控邻居、朋友和同学。但默克尔婉言拒绝了。从那以后，“斯塔西”将默克尔看作是一个“不合作者”，开始对她进行秘密监控。“斯塔西”还说服了默克尔的一位密友充当“线人”。而这个“线人”提供给“斯塔西”的情报是：默克尔经常更换情人，她和每个情人的关系不会持续6个月以上。每次他到默克尔房子去时，都能够看到她的某个情人穿着她的睡衣来开门……这样的情报让人啼笑皆非。
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默克尔的政治家潜质。默克尔中学时代的政治思想辅导员就说过：“这孩子迟早会成为政治领袖！”
虽然默克尔选择了物理学，以一个科学研究者的面目出现在众人面前，但私底下，她对政治兴趣不减。工作之余，她阅读了大量对当时政治体制进行批判分析的书籍。她特别被路德维希艾哈德和他创立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理论深深吸引。她还经常阅读英国共产党的党刊，在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的同时，也提高着她的政治判断力。
而这一切，默克尔都是在柏林墙这边——东边，默默地做的。自小就感受到家庭出身不好带来的社会压力，长大后更感受到柏林墙和“斯塔西”沉重的阴影，默克尔行事谨慎低调。除了偶尔的“聪明的反抗”外，她把对政治的热情冷冻在心里，而把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对原子和分子的研究之中。如果不是那一天，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历史大事件，如默克尔自己后来所说，她可能会“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
这个大事件就是柏林墙的倒塌！
被唤醒的政治意识
1989年，波兰和匈牙利刮起了“改革”和“自由化”的旋风。东德也发生了要求“自由化”的群众游行。东德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分崩离析，昂纳克被迫辞职。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新上任的东德领导人克伦茨作出了开放柏林墙的决定。
11月9日，在宣布东德公民可以自由穿越柏林墙的那个晚上，约10万人潮水一般从柏林墙东边涌向西边。所有的护栏被挪走了，28年的人为阻隔消失了。
默克尔不是最早加入穿越柏林墙的人潮的人，虽然她已经从当晚的电视里知道了开放柏林墙的消息。她们家曾约定在柏林墙倒的那一天，一同到凯宾斯基饭店吃鲜蚝。在她知道了柏林墙开放的消息后，她只是平静地对母亲说了一句：“这一天来了。”然后像往常一样去洗桑拿。洗完澡后，默克尔这才随人流到了西柏林。她想从那边的电话亭给汉堡的姨妈打电话，但没有打成——一是没找到电话亭，二是她也没有西德马克。她回忆说：“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突然到了一家快乐的西柏林人家里，我从那里打了电话。后来还有人想去选帝侯大街。我就回家了。第二天还得早起上班呢。”再说，“也太乱，对我来说已经走得够远的了。”
第二天，她和妹妹伊蕾妮一起逛了选帝侯大街。
当时的默克尔似乎还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开放，思想也开放起来。也许是由于禁锢得久了，加上一贯的谨慎，她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几天后，默克尔去波兰出差，波兰同行对她这时候还离开德国出差感到吃惊。他们说，德国就要统一了。这次轮到默克尔吃惊了，同时让她醒悟。她承认，自己还没想那么远。
随着形势继续发展，默克尔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该做些改变了。长期隐藏在她体内的政治热情开始萌动。她决定参加当时非常活跃的政治运动。但具体应该参加哪个政党，她并不清楚。她起初找的是社会民主党，参加了这个党的一次会议，但感觉不好。她接着往下找，在12月，参加了“民主觉醒”组织。默克尔说：“我不知为什么喜欢这个组织，我有一种感觉，在这里可以有所作为。”
这年默克尔35岁，如她自己所说，柏林墙的轰然倒塌唤醒了她内心深处的政治意识，从此她走上了从政之路。
“民主觉醒”组织是柏林墙倒塌后西德政界切入东柏林的一个团体，它起初的政纲显得有些混乱。它提出的目标是自由，分权，国家非意识形态化，财产所有制多样化但同时坚持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特征。它还提出“高生态要求的社会市场经济”主张，它也把德国的统一作为自己的目标。默克尔当时选中这个组织作为自己开始新生活的第一步，也许是看中了这个组织的勃勃生气，也许是其中的某些纲领，例如社会市场经济正好契合她的思想。默克尔曾说过，她崇拜的人之一是曾被誉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的路德维希艾哈德，而社会市场经济正是艾哈德所提出并在西德大力推行的。
二战结束后，德国一片废墟。盟军占领当局估计，就算每天拉走1000吨碎石，柏林也要30年才能清理完废墟。面对凋敝的经济，当时盟军占领当局企图通过书面指令和指标分配来管理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转。结果是经济状况不见好转，德国人只能靠包括一年4只鸡蛋在内的食物配给混日子。艾哈德在1948年出任西德第一任经济部部长后，便擅自宣布将旧货币换成新货币“西德马克”，取消物价管制，让自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盟军占领当局的一位将军非常恼火，威胁要将他关入监狱。艾哈德说：“你可以把我关进监狱，但你却没有办法把价格也关进监狱。”在总理阿登纳支持下，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在最初的阵痛后迅速起飞，西德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很快超过战后的英国。人们对艾哈德刮目相看。
艾哈德著有《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1952年出版，原名为《大众的福利》。在其中，艾哈德讲述了他的既不同于古典经济学，也不同于凯恩斯学说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不管是在什么时期，自由市场经济都是不可破坏的济世良方。”这就是艾哈德的名言。默克尔了解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因此，当“民主觉醒”举起这一旗帜时，立刻便吸引了默克尔。
当年“民主觉醒”的积极分子，如今的柏林议会议员阿佩尔特回忆说，当初，默克尔一个人到“民主觉醒”基层小组开会的地方，问能否旁听。阿佩尔特试着动员她加入该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