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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犹大的门徒竭力宣传‘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同时又不说明这些毒素都是什么； 正是为要使信徒对圣经中的每一样真理都不敢笃信； 恐怕接受了‘毒素’； 又使讲道的人对圣经中的每一样真理都不敢讲； 恐怕散布了‘毒素’。日久天长； 讲的人没有可讲的； 信的人也没有可信的； 结果便把圣经中的真理都‘肃清’了； 教会信仰也就完全破产了。
“也许有人要问说；‘这些人既不说明「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都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又提出前面所说的那两点来呢？’那就是因为这两点是要消灭福音和教会最要紧的两件事。‘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轭。’这是神给他的孩子们的一道坚固的围墙； 为要保守他们不受仇敌的损害。只要我们不拆毁这道围墙； 我们便总是安全的。。。。。。。 不信的人想要同化我们； 诱惑我们放弃信仰； 叫我们离开神； 第一步就是先愚弄我们； 使我们将我们和他们中间的界限化除； 使我们不再觉得我们和他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人； 不再觉得他们是在那里千方百计的要引诱我们离开神。。。。。。。 反对神的人无法叫我们不听神的这段教训； 犹大的门徒为帮助他们； 便起来欺骗信徒说； 这段教训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防备假先知、远离假先知； 也是神为我们的安全而赐给我们的警告。假先知最怕我们防备他们； 远离他们； 因此他们便高唱‘合而为一’、‘彼此尊重’、‘互相包容’、‘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等等的口号。如果我们本着圣经； 教导信徒防备他们； 远离他们； 不与他们相交； 他们便说这种教训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他们想藉着这种说法恐吓我们； 使我们不敢再讲这些教训； 这样他们便可在教会中为所欲为了。
“反对神的人在教会外面竭力要使我们离弃神； 假先知们在教会里面也设法要使我们离弃神。如果我们听从神的教训； 持守神的真理； 一方面与不信的人保持相当的距离； 另一方面拒绝假先知； 远离假先知； 他们对我们便束手无策； 一筹莫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圣经中别的真理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 但这两样真理他们却不得不说了。”（注二）
注一： 见《天风》周刊刊载《‘控诉揭发王明道反革命集团’的前言》一文
注二： 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王明道着《真理呢； 毒素呢？》一文。全文附在本书之后。
第 十 四 章 双 方 的 论 战
《真理呢，毒素呢？》一文的发表，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三自”的领袖们一个又一个地出来反击，有的是对圣经提出新释，作为理论的根据；有的则是从政治上扣帽子，以达到威慑的目的。
第一个出来应战的是秦牧先生。他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的正意与曲解》。他根据政治的要求对林后六章十四至十八节作了新的解释，用来说明反帝爱国运动的正确性。虽然他也效法王先生，在文章中引了许多圣经并逐一诠释，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引的这些圣经和所作的解释，与“同负一轭”的正意都是毫不相干的。最后他作出结论说：
“首先，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是教训我们不在罪恶的事上有分，而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乃是正义的事业。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制造国际紧张局势，扩大侵略战争，是罪恶的活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这些罪恶活动乃是正义的举动。基督徒参加这个正义的事业是可以的，也是应当的。
“其次，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信与不信不要同负一轭是教训我们忠心保守信仰的纯洁。而反帝爱国运动并不是某一种信仰的结合，因此并无妨碍信仰的可能。不但如此，通过反帝爱国运动，我们更认识了帝国主义不但用军事、政治、经济的手段侵略我国，而且还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曲解圣经来散布思想毒素；因而使我们起来肃清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恢复我们的信仰的纯洁。因此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不但不妨碍我们的信仰，而且还能纯洁我们的信仰。基督徒拒绝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没有圣经的根据，而是出于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
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使信徒背离这段圣经的正意，放胆去搞“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王明道先生看了以后，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的日记里说：“读《天风》上秦牧一篇歪曲圣经文章，与众讨论。”因为文章内容牵强附会，不值一驳，王先生没有公开反驳它。
第二个出来应战的是丁光训先生。丁先生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廿八日的《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他的一篇谈话摘要。他说：
“我很高兴，能有这发言的机会。我愿意就‘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我们中国基督徒反帝爱国大团结’这两个问题谈一谈。
“作为一个牧师，我最愿意做的就是多讲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道理。可是，今天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事情，连牧师也不能安心做牧养的工作了。这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些人不喜欢新中国，不喜欢我们为自己建造一个比较好一些的生活。。。。。。 他们挥舞着原子弹要我们重新向他们跪下来。这是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所受不了的。”
他谈完第一个问题之后，就把矛头直接指向王明道先生说：
“现在我要就我们之间的团结问题说几句话。
“就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们的这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必须加紧利用基督教的时候，也就是帝国主义巴不得我们不团结的时候，也就是全国人民期望我们基督徒进一步加紧团结以反对帝国主义阴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少数人正在制造分裂；在帝国主义正要我们分裂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分裂，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据说，团结的阻碍是信仰问题，不少信徒受了蒙蔽，果然以为这里面有什么信仰问题。我很怀疑，到底是信仰上有着某种了不得的不同而不能团结呢？还是为某种了不得的原因不肯团结，而夸大信仰上的分歧？
“究竟我们的基本信仰有什么不同？。。。。。。 当然各宗派在信仰上、生活上、组织上各有特点，但这只能说明基督教的丰富，这只能引起我们的感谢，那里能作为分裂的借口呢？。。。。。。 我亲身经验到：三自爱国运动尊重各教会在信仰方面的特点，互相尊重的原则足够保证维持信仰，也不必因参加这运动而作一点一撇的修改的。”最后丁先生说：
“更加叫人痛心的是：今天，有人竟然随意把‘不信派’的帽子对别人乱扣。这是什么行径呢？我们说话应当在神面前负责任。既然人是因信基督而得救的，基督已经为他死了，我们不称他为弟兄，我们反称别人为‘不信派’，这就是在神面前控告人、咒诅人，叫神不救他们，定他们的罪，排斥他们于天国之外。我们是谁，敢在神面前这样妄作见证，诬陷别人？我们能负得了这责任吗？”（注一）
过了大约一个半月，崔宪详先生也在《天风》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一定要巩固和扩大我们的团结》。他说：
“这个团结最大的特色就是以互相尊重信仰为原则。我们都知道，基督教内虽有许多不同的神学派别，然而我们的信仰基本上却是相同的；所以要互相尊重，是因为在基督徒当中，对于这个相同信仰的认识、体会和经验是多少有些轻重，深浅，重此重彼的分别。换句话说，就是各宗派、各团体的信仰是在‘大同’之中存在着‘小异’。”
接着，他又针对王先生文章中所提出的“既然这样恨恶‘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又这样大声疾呼要肃清‘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为什么不清楚指明究竟那些道理是‘帝国主义思想毒素’呢？”这一问题作了回答，并且加以批判：
“这等人对于三自爱国运动根本就不曾正确的注意过。在大控诉时期，许多人的控诉中都具体指出了他们所觉悟到的帝国主义思想毒素。在全国各地的学习班中，也有许多同道说明在他们信仰中所渗（原文）杂的帝国主义思想毒素。这些材料在基督教的刊物中不断的有所披露。只要人肯注意是不会看不到的。倘若是看到了，而仍然说出以上的话来，那必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
“正像发现细菌而加以消灭是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发掘思想毒素而加以肃清是有益于人的灵性健康的。照样，否认细菌的存在而任其繁殖是有害于人的身体健康，否认信仰中渗（原文）杂有帝国主义思想毒素的存在而任其流传，也是有害于人的灵性健康的。
“还有人以扑风捉影的讽刺、影射、暗示，来攻击积极推动三自爱国运动的人们，说他们信仰不纯，说他们动机不好等等。。。。。。你所反对的到底是三自爱国的运动呢？还是这个运动当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呢？假设你不反对这个运动，为什么不以有‘纯正’信仰、‘清高’生活和‘纯洁’动机者的身份出来参加运动，纠正他人的错误，补充他人的缺点和软弱呢？你之所以不肯这样做，岂不证明你是以攻击个人为手段，来破坏这个运动么？”（注二）
过了一个礼拜，汪维藩先生也在《天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他先叙述了他一九四七年蒙恩后的一段经历。他说他起初很单纯，可是后来慢慢地听说教会里有一些人虽然也称基督徒，却是不信宝血、不信道成肉身、不信复活、不信神迹、不信圣经的。从此，在他脑子里面开始虚构了一个派别，属于这个派别的人是不信这样、不信那样的。他说他一九五一年到杭州中国神学院去读书，就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去的。最后，他转学到金陵协和神学院。他说：
“特别是在金陵协和神学院将近三年的生活，我始终没有遇到往日所虚构起来的那一个‘不信派’。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