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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四十年》是怎样写成的 ■ 王长新
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只知道他的前半生，却无法了解他的后半生，总有一种遗憾的感觉。对于王明道先生，大家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他前半生的自传《五十年来》发表后不久，就身陷囹圄，与世隔绝了。1980年他离开监狱，回到上海时，已是八十岁的人了。由于眼目欠佳，难以执笔写作，所以他后半生的记录是个空白。事实上，在中国也没有人敢写他的传记，因此大家只有望洋兴叹了。
西方一个差会的负责人，鉴于王先生已年近九旬，活在世上的日子到底还有多久，谁也无法得知；如果他的后半生没有记录下来，就与世长辞了，那对中国教会，乃至普世教会，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所以一九八九年10月他亲自去上海看望王先生，征询王先生的意见，该差会是否可以从事王先生后半生传记的出版工作。当即得到王先生的首肯。继而他又询问王先生∶“您认为有哪些人可以写你的传记？”王先生只提了一个名字∶王长新。他听了很高兴，因为他晓得我这个人。
同年11月，我收到该差会负责人一封十分恳切的来信，请我祷告，看神是否要我作这个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写王先生的传记，因为我没有材料。虽然报章杂志或是书本上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但错误百出，根本不足为凭。于是我开始为这件事祷告。经过两个星期的求问，我深感义不容辞，就回了一封信给他，说明实际的情况∶“我必须亲往上海，与王先生面谈；而且我内人敏如姊妹也必须与我同行，担任录音工作。”我得到的答复是一切都没问题。该差会愿拿出五千美元，作为我们中国之行和写作的需用。他盼望我们立即成行，我说∶“不行，此时中国天气很冷，即使让我们住在上海宾馆，也还是不行，因为每个宾馆都有国家安全局人员，我们天天往王明道家跑，一定会惹人注意。那是自讨苦吃，而一事无成。必须等到春暖花开，我们扎进王先生家就不出来才行。”
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老实说，我没有兴趣去中国。几十年在那里度过的辛酸岁月，使我不愿重蹈故土；而且再去那里，会遇见什么，也很难逆料。但是为了完成这个写作的任务，我必须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我们决定旺春成行。
1990年4月4日，我们动身去中国。离开中国，毕竟已有7年了，对于国内当时的情况，需要先有一个了解，所以我们的第一站是香港。在那里有一位弟兄把他珍藏的多篇五十年代在《天风》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送给了我。同时我也了解到，在王先生身边有一个服侍他的人是可疑的，需要多加注意。在香港我们买了一个质量较好的小录音机，也买了一些磁带。为了让我们将来录好的磁带能被安全带到国外，我们也安排了外国人在指定的时间到上海去取。
4月11日下午，我们离开香港去上海。在虹桥机场我见到了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看我戴一副金边眼镜，白发苍苍，肯定我是老华侨回国探亲，对我非常客气，并且表示热烈欢迎，行李一点没有检查就过了关。同时我也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对我这个当年不屑一顾的四类分子，也是殷勤备至，热情接待。而且还亲自帮我们把行李车从拥挤的人群中推出机场，替我们喊计程车，真让我受宠若惊。
我们从机场迳往火车站。以外宾身分买了两张软席客票，就到了老家苏州。久别重逢，家人当然都很高兴，但因为下雨，大街上和隔壁邻居却没有人见到我们。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回家探亲。从家里再出去，就没有问题了。这是我们预定的计划。
在苏州住了几天，看上去我们俨然是国内城镇居民，再没有人会怀疑我们是国外去的人了。十五日，我们带了一点行李，坐硬席车去上海。把行李寄存在车站上以后，我们就乘公共汽车去浦东，看望一位朋友，了解上海的情况。我们同样被告知，在王先生身边服侍他的人不可靠，可能是政府或三自会派去作工作的。
傍晚离开那个朋友家时，我们先打了一个电话到王先生家，是王太太接的，我说∶“婶儿，我们是长新和敏如，想来看你们。”她很高兴，就说∶“来吧！”但是当我提到我们要住在她那里时，她有些踌躇了，因为家里没有地方可以给我们住。后来她想了一下，就问∶“在客厅里打地铺，你们行不行？”我说没问题。她说∶“那你们就来吧！”这样，我去车站取了行李，就到上海武康路王先生的家里去了。这是我们扎进王先生家的第一步。时间已经很晚了，没有人看见我们进去。
王先生已经上了床，但还未睡着。二老看到两个小辈远道而来，显得很高兴。给王先生烧饭的钱姐听说我们是从加拿大去的，主动提出给我们住在她的房间，她可以在客厅打地铺。我们接受了她的爱心。
王先生睡着了以后，我们就跟王太太谈及我们此来的目的。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王太太一口拒绝了。她怕这本书出版了以后，会给他们夫妇和国内弟兄姊妹带来许多的麻烦和痛苦。这真象一盆冷水，泼在我们头上。我们感到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时间已晚，就说都回房间去睡吧。我们怎么睡得下去呢？两个人跪在一个小小的单人床上祷告，向神倾吐衷肠。我们清楚这件事是神的旨意，而且此来也是神叫我们来的，怎么会遇到这样一种结果呢？我们把事情再一次恭恭敬敬地交托给主，求主引导带领。然后就钻进被窝里去了。因为床很小，两个人挤在一起，连翻身都很不容易。但想到主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也就安然睡下去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大亮，王太太就起来了。听见我们起床的声音，她就走进我们房里来，对我们说∶“昨天夜里我好好地想了一下，你们那么远跑来作这件事，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你们能答应我三件事，就可以做。你们谈话时，我还可以在旁协助订正。第一，书在我们（指王先生夫妇）还活着的时候不能出版。第二，书中不要用弟兄姊妹的真名，免得他们受累。第三，书中不要提政府干部的名字。我们一听，感谢赞美主！当即满口答应。这样，工作就开始了。
每天来看王先生的人相当多，我们不想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所以一有人来，我们就停止谈话。敏如姊妹的录音也是秘密的。她把录音机装在里面衣服的口袋里。麦克风是由一条连接在录音机上电路线，从套在外面的短大衣袖子里面伸出来，直到手边，收录王先生的讲话。一有人来，就把它送进袖子里去，因此不容易被人发现。就这样，经过大约三个礼拜的时间，王先生四十年来的经历都被录进我们的磁带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吃过早饭以后，服侍王先生的章冠英弟兄就来上班了。我们寒喧了一阵，他就开始工作，一直做到天晚。他对王先生的帮助很大，王先生和王太太都很信任他。我从旁仔细地观察，我得出一个结论∶我的工作瞒不了他。因此我就采取了一个策略，把他看作自己人，有分寸地向他交心，并且就我力所能及地善待他。我为他祷告，如果他是象别人所猜想的那种人，我希望他转变过来；如果不是，那我这样待他，就正对了。
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我不时地从窗户里向外了望，看有没有什么动静。感谢神，平安无事。是他保护了我们。
王先生是个严格守法的人。根据政府规定，来客住满三天以后，要去报户口，他对此一点也不马虎。我们是从国外来的，要到公安局去报到。王先生叫章弟兄代我们去做这件事，我们就依照规定，把护照和飞机票都交给了他。如果他是象别人猜想的那种人，他只要把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告诉公安局，公安局把我们的班机日期和航班号码都告诉机场，叫他们详细检查我们的行李，把我们记录的磁带都扣留下来，我们就空此一行了。我们只有为此祷告。
我们安排来拿磁带的外国人原定是5月1日下午三时。当然那时我们已经把磁带摆好，装在口袋里了。但是她没有按时来拿，而是等到晚上九时半以后才来。那时章弟兄已经下班回家了。令人奇怪的，她还邀了一位作医生的澳大利亚姊妹同来。她告诉我，她带一个人同来，万一有人搜身，另一个人可以喊。一般来说，对外宾搜身是很不礼貌、也很不光彩的。当晚她们把所有录好的磁带都拿走了，并且立即带到了香港。
5月2日，我们离开上海去北京，看到了多年不见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分别向我们提供了王先生被捕入狱后外面的情况，我们都录了音。这样又多了四五个磁带。12日回到上海后，想怎样把这些磁带带出去呢？适巧第二天艾得理牧师由一位外国青年弟兄陪同去看王先生。我想请艾牧师带走。那位弟兄说∶“艾牧师受人注意，你交给我吧！”这样，北京的几个磁带也在当天带到了香港。
5月16日是我们离开中国的日子。我决定提前三个小时到达机场，为的是给他们充分的时间检查我们的行李。如果别人的行李都是一看就过去，唯有我们的行李要不厌其烦地一个一个打开来详细检查，那就说明章弟兄已经把我们在中国的工作都告诉公安局了，我会很快地把这个消息转告王先生和王太太，那就成了章弟兄的一个大暴露。否则，那就说明人们对他的猜疑没有根据。这是我故意设置的一个测验，让事实大白于天下。我从来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我却想正确认识每一个人。那天的结果是，我们的行李和别人一样，顺利地过了关，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我想我应该实事求事，而不能以讹传讹。不管别人怎么说，在这件事上我总说他是清白的。
这是我第一次的中国之行。
尽管材料已经到了手，但离着开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