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堑奈侍狻５芽ǘ丫�300年前就研究过自我培养理智的问题了。处在现代的我们，不但不能自我培养，而且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成年累月到处奔波，连这样的事情都不太知道的话，那不是将要处于十分狼狈落后的状态吗？为了摆脱那样的处境，请回忆一下笛卡儿，研究他的一些观点，我认为是有帮助的。
（陈耀亭 译）
4
知鱼乐
作者：汤川秀树
“这张彩纸，请给我写点什么吧！”“给我写幅匾额吧！”不断有人来求写字。彩纸嘛，写一首自己作的和歌也就行了，至于匾额，写什么词儿却大伤脑筋。最近，我常常给写“知鱼乐”三个字交差。于是，必定来问：“是什么意思呀？”这是从（庄子）外篇第十六《秋水》的最后一节里摘出的词句。我不能正确地翻译原文，但是我想，大体上是如下这样的意思：
有一次，庄子和惠子一起在河边散步。惠子是一位知识渊博、好发议论的人。两个人来到桥上的时候，庄子说：
“鱼悠悠然地在水面游着，这是鱼的快乐啊！”于是惠子立刻反驳：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
庄子说：
“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辩驳说：
“我不是你，自然不知道你的情形。可你不是鱼，所以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怎么样，我的论证方法天衣无缝吧？”于是庄子答道：
“请从头说起吧。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的时候，就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了。我是在桥上知道鱼的快乐的呀！”
这段对话好像禅的问答，实则大相径庭。也可以这样说：禅是把话头引向科学所达不到的地方，而庄子和惠子的问答则关乎科学的合理性和实证性，看来惠子的论证方法远比庄子理路清晰。而且，我觉得不承认所谓鱼的快乐这种既不能明确地下定义、也不可能加以证实的东西的一方，是接近于科学的传统立场的。但是，尽管我是一名科学家，却对庄子所要说的这一方面有更强烈的同感。
粗略地说，科学家对事物的思维方法是处于如下两极端之间的某个地方。一种极端的思维方法是：“一切未经证实的事物，全不相信。”另一种极端的思维方法是：“未经证实的不存在的事物和未经证实的不可能发生的事物，全不排除。”
假如所有的科学家都曾固执地坚持上述两极端的任何一方，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科学了。莫说是德漠克利特（Demokritos）的往古时代，就是到了19世纪，原子的存在也没有直接的证明。尽管如此，从原子出发的科学家们对于自然所能达到的认识，却比企图排除原子而去理解自然现象的科学家们远为深而且广。“一切未经证实的事物，全不相信”这种思维方法过于狭隘，参照科学的历史来看，这一点就清清楚楚了。
虽说如此，但是所谓“一切从实证上或逻辑上完全不能否定的事物全不排除”这种立场则显然过于宽容。科学家在思考和实验的过程中必须进行严格的选择。换句话说，或者有意识无意识地排除一切可能性中的大多数，或者必须至少暂时地忘掉它们。
实际上，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会固守哪一个极端的思维方法。问题在于宁可采取接近两极端的哪一方的态度？
当今的物理学家最不了解的是基本粒子的真正面目。它远比原子为小，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仔细观察，我认为它似乎还有其自身的结构。但是，通过实验去直接分辨那样微细之处，是近于不可能的。要想仔细观察一个基本粒子，必须考察：使另外的基本粒子有力地靠近其附近时，显示出怎样的反应。但是，在实验中能够捕捉到的，并不是反应的现场，而只是两个基本粒子靠近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学家的思维方法则容易偏向于上述两极端的一方。某些人的思维方法，是认为应该只把两个基本粒子相互远离的状态作为问题来研究，或是采取这样的态度：什么要考察一个个基本粒子的细微结构，那是毫无办法的。我则与此相反，相信采取某种方法将能够合理地掌握基本粒子的结构；只是苦恼于想不出好办法。我想，这虽然不像庄子知道鱼的快乐那样简单易行，但是可以说：知道基本粒子的心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到来。为此，也许必须打破截至今天为止的常识的框框，采取一种奇妙的思维方法。这种可能性是不能预先加以排除的。
1965年9月，为纪念《中子论》①发表30周年，在京都召开了关于基本粒子的国际会议。这是一次只有30人左右出席的小型集会。会议期间，在一次晚餐会上，我曾把上述庄子和惠子的问答译成英语，向来自外国的物理学家们宣读。大家好像很感兴趣。恐怕都在考虑：自己是接近庄子和惠子哪一方呢？我沉入这样的空想中，感到很愉快。
①作者曾预言存在着以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为媒介的中子，并发表《中子论》。
（杨铁婴 译）
驰向思索的海洋
作者：钱德拉塞卡
钱德拉塞卡（1910——），印度天体物理学家。生于印度拉合尔（现属巴基斯坦）。先后在印度马德拉斯大学和英国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三一学院。芝加哥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主要贡献是发展了白矮星理论及对恒星大气辐射传能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恒星结构研究导论》、《恒星动力学原理》等。1953年获英国皇家天文学会金质奖，1962年获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奖章。
近年来我思考的问题之一，是有关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动机。我对这一问题的某些思考结果已收进了我的演讲文集《真理和美：科学中的美学和动机》。
我想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在某种意义上讲最令人费解的自然特性；2．人们为追求知识而奋斗的目的；3．人们对这种追求感到满足的原因。
爱因斯坦讲过这样一句话：
“关于自然，最令人费解的事实就在于它的可理解性。”
这阐明了一个深刻的真理，而且在其他一些科学伟人的著作中也找到了印证。例如，尤金·维格纳就描写过两种奇迹：“自然规律存在的奇迹和人类的智慧预测它们的能力。”薛定谔认为，后面一种人类的智慧能够预测自然规律的能力，可能远远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范围。
当开普勒在根据哥白尼体系分析行星轨道时，他发现古希腊数学家们为了寻求他们内在的数学美而研究过的曲线，竟然恰好是用来表示行星的运行轨道所需要的那些曲线。在评论开普勒的这一了不起的发现时，爱因斯坦曾这样写道：
“看来，人类的智慧能在我们发现某种形式实际存在之前就已事先独立地将它们构想出来了。开普勒的辉煌成就正是这样一种事实的最精彩的例证，即知识不能单从经验中来，而只能通过将智力创造同所观察到的事实相比较而获得。”
让我重复一下这一至理名言的关键部分：“人类的智慧在我们发现某种形式实际存在之前，就已经事先将它们构想出来了。”
如果接受我们在了解自然界的“合理性”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这样一种看法的话，那么我们对用于科学的一般措辞“追求知识”又作何理解呢？
“追求”具有在打猎中所用的“追逐”一词的一般含义。就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而言，我们对“驱逐机”这一复合词也很熟悉。我们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同被追逐的狐狸或被紧追的敌机一样，知识就是某种我们预先就知道其存在的东西，而我们的“追求”是为了获得它呢？当然，被我们归在“知识”名下的事物的某些方面属此范畴。因此，发掘很久以前的生物遗留下来的化石或古代文明的遗迹，标度最高的山峰或测定最深的海洋，所有这些都是人类胸怀壮志的战斗。
但有人可能还会问：那么知识是否就是我们以同“因为它的存在”而渴望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们一样的精神去追求得到的某种东西呢？如果是这样，当有人告诉我们研究就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时，对标绘出当我们在开始对它进行探索时连它的存在本身都还不知道的领域又作何理解呢？当开普勒开始对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观测结果进行长期而艰巨的分析工作时，他还并不知道隐藏在浩瀚的观测细节中的却是他所发现的质朴的规律。而牛顿在他观察到苹果掉地以前，也并不知道开普勒的定律可以用他的运动和引力定律轻而易举地加以解释。
也许我会被指责为诡辨。事实上可能有人会说，在追求科学知识中，如果人们不是瞄准某个物质，具体的目标，那么它们的目标就在于扩大作为自然界的主要标记的序列与和谐。实际上，对一个科学家而言，自然规律的序列、和谐、匀一性和普遍性真像珠穆朗玛峰之于登山家一样。
但这是否就是我们追求知识的全部意义所在呢？举例而言，我们是否想把新的知识定量化到这样的程度，以使他人能够分享它，甚至能够利用它来给人类带来欢乐和福利呢？如果我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这又会给人们自己的感性认识的提炼和想象力的扩大带来什么益处呢？难道华兹华斯为牛顿写下的著名诗句没有它的真实含意吗？他写道：
“一位智者的大理石丰碑永世长存！他独自驰过了不熟悉的思索的海洋。”
真的！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最伟大的艺术家们，在他们大功告成的时候都返回到了他们的自我。
我相信，这些最伟大的智者为了扩大他们的想象力而作过的尝试，也在牛顿的基本原理的远程性的、分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