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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的直感
作者：福井谦一
福井谦一（1918——），日本化学家。生于奈良市。1948年获京都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起任京都大学物理化学教授。长期研究烃类，在量子化学方面造诣颇深。1952年提出前线轨道理论，并用以解释多种化学反应规律。60年代中期美国化学家霍夫曼提出的分子轨道对称守恒理论，与福井谦一的前线轨道理论基本同一。这一理论有力推动人们对生命过程的研究并在人工合成新药物方面得到实际应用。1981年俩人同获诺贝尔化学奖。
我在初中一、二年级时学过中国的《论语》，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论语》成了我随时要翻阅的几本书之一，每次看，都能给我一些新的启发。我想，任何优秀的古典著作都具有《论语》那样的广博性。
现在，当我思索有关学问的真谛时，马上就想起了《为政篇》中的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我来说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话虽短，却一语道破了对待学问的应用的正确态度。真不愧是具有超越时代洞察力的孔子，他辩证地阐述了对做学问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在他看来，学习与思考对于学问就像飞鸟的双翼，缺一不可。
那么究竟什么是学习呢？若用现代词汇来解释，学习就是收集、积累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写他人的关系，自身的经验或先人留下的知识等。然而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思考，需要进行纯逻辑性的，不掺杂丝毫任意性的思考。
现在的问题是，“思考”一词是否还包括“逻辑性思维”以外的大脑活动。
1981年12月12日，瑞典国家广播电台邀请当年获“诺贝尔”奖的八位科学工作者登台。我也是其中之一。在这个节目里，主持人围绕“科学与人类”这个主题，向我们提出种种有趣的问题。给我提的问题颇难回答：“你认为是否存在对科学的直感？如果存在，它的定义是什么？”
我当时的回答是：“我相信它的存在。”“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面对老练的主持人的追问，我立即答道：“是不依据逻辑思维的选择。”
那么怎样才能培养这种对科学的直感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首先做第一个推论，即是否有“科学的自然认识”。
例如，看到一只苍蝇在飞，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性认识，但科学工作者不会满足苍蝇是活物所以才会飞这样一个回答，而看做是苍蝇体内产生的各种科学的因素才会飞的。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回答也就不同。从古希腊直到今天的科学进步，通过客观细致的观察，我了解到，成为科学进步推动力的常常是对大自然的这种认识方法，也就是“科学的自然认识”。
接下去是第二个推论。在科学的认识中，给科学创新以巨大影响的又是什么呢？
我以为是：直接地、如实地给予我们的真实感受，也就是不依据思维加工的直感。
举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初遇A君，在记住他的面孔时，并非像数字型计算机那样，记住A的额宽多少厘米，眉间多少厘米，两颊有多少立方厘米的腮肉，而是像相似型计算机那样，把A的脸部作为一个整体模型来把握，从而也就记住这个人了。
大自然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它深不可测，在科学的自然认识中，对科学创新最有影响的，就是直接地、如实地认识自然。整天和复杂而又单纯的大自然打交道的科学工作者，若不靠这种认识方法，就不可能创造出推进科学前进的理论和发现新的科学法则。
从以上两个推论不难看出，所谓科学的直感，正是科学地认识自然与如实地认识自然相结合的一种大脑机制。
当然，这不过是推论，还未能用科学加以证明，但是，如果这个推论正确的话，就能够回答“怎样才能培养对科学的直感”这个问题了。我想，使自己沉浸在大自然中，切实地接触它，感觉它的本来面目，就可以丰富科学的直感。
我自己在选择了化学这门知识以后，曾遇到许多良师、挚友和有用的书籍，获得过许多宝贵的科学信息，同时我也很注意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说，这一切占了我工作的一大半。但对我立志科研、创新的人生道路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和大自然的接触，是和能够培养对科学的直感的大自然的接触，这种接触始于“玩得浑身是泥”的少年时代。
（戚戈平 译）
继续献身现代科学
作者：杨振宁
杨振宁（1922——），美国华裔物理学家。生于中国合肥。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194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9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63年起任库兰特研究所管理委员会委员。1966年起任纽约石溪州立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56年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字称不守恒原理，并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基本粒子发展简史》等。
陛下，殿下，
女士们和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科学院对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我还要特别感谢卡尔格恩教授，他的引述和他引用的一段中文使我听了感到格外亲切。
诺贝尔奖是1901年设置的。就在同年发生了另一件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这个事件后来对我个人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有助于联系到我现在参加1957年诺贝尔盛会。承蒙诸位惠允，我将花几分钟讲一下这个事件。
上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日益扩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的冲击下，中国面临一场激烈的论战。争论的集点在于中国到底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然而，争论尚未得出结论，感情便代替了理智，在19世纪90年代，人们结伙办起了义和团，英文叫做Boxers，他们声称能以血肉之躯抵挡住现代武器的攻击。他们采取了盲目和不理智的举动反对在中国的西方人，并成为1900年欧洲多国和美国军队入侵北京的导火线。这就是义和团战争，一场野蛮杀戮和无耻掠夺的战争。归根结底，这个事件是由于在遭受到外部日益加深的压迫和内部日趋衰落腐败的情况下，自尊的中国人民愤怒而无奈情感的爆发所引起的。从历史上看，这一事件也一劳永逸地平息了关于中国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的争论。
那场战争于1901年结束，当时签订了一个条约。条约中有一款规定中国要向列强赔偿共约五亿盎司的白银，这在当时是笔惊人的数目。大约十年以后，作为典型的美国式的友善表示，美国决定把自己的那一份退还给中国，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基金，由基金拨款筹建一所大学，就是清华大学，并为去美国深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我是这两项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我父亲任清华大学教授，我就生长在这幽僻的、学术空气浓厚的清华园里，愉快地度过了我宁静的童年。这是绝大多数我这一代中国人不幸所不能享有的。后来在这同一所大学里，我受了二年极好的研究生教育，尔后又得到上述基金提供的奖学金，去美国继续深造。
今天，当我站在这里和大家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深深地意识到，广义来说，我是既调和又抵触的中西方文化的产物。我愿意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
（宁可 译）
6
对科学的制约
作者：托马斯·库恩
托马斯·库恩（1922——1996），美国科学哲学家。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任教，讲授科学史。他致力于研究科学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规律，是西方科学哲学中历史——社会学派的重要代表。著有《科学革命的结构》等。
把科学完全等同于对真理的追求，任何时候都显得太过强烈了，即使对于绝大多数献身科学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有些人本来拒斥传统教义，认为思辨形而上学不值得信赖，没有说服力，也缺乏清晰而有用的意义，却也往往转而把科学当作处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问题的指导。最典型的是，他们坦率地批评宗教，但又高度评价那些研究工作者——他们借助于社会学以至心理学等科学理论去解释各种不同宗教的社会事实和信仰。正如现代自然科学取代了古代神话宇宙学和古典哲学一样，社会科学也可望取代对人和社会的神话观念。因此，在现阶段，科学似乎可提供一切人们所能获知的真理中的最重要部分。它们总是不完备的，但这一缺点又是变化发展以及修正错误的发端。不完备性恰好可以激发更多的变化发展，从而避免更彻底的中断。或者说，不完备性可通过社会学的、哲学的以及技术的批评而发现，从而刺激崭新的思想和实践。但是典型的是，在技术和理性的独立历史发展中，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科学既可以等同于技术实践，也可以等同于抽象理性。的确，可以把现代科学理解为先进技艺同几何化的新动态数学的溶合。
科学由于社会因素而被局限在某几个方面，部分被约束，部分被集中起来，部分被歪曲了。可以肯定，它也可以从社会中解放出来，有可能获得部分的自主性。同样简单而肯定的是，由社会外加上去的约束和自由也是一直存在的，从古典时代直到伽利略、莱布尼兹、赫姆霍兹、玻尔的时代。科学的历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