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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斗胆的下个结论：中国不曾有过科学，因为根据中国人的价值标准，中国不需要科学。……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只是自己。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并不是知识，而智慧的功能也不在增加身外的财富。
这段话当然有一点道理，但只是有一点而已，而他可能是在感情而用事，以为既然以前中国得不到科学，现在也不值得要了。和冯友兰之青年的悲观主义相反，是同样不正当的汤恩比之乐观主义：
不管是否可能在西方历史的源流上，找到西方人机械癖的泉源，我不怀疑机械癖是西方文明特有的，就像爱美癖是希腊文明特有的，宗教癖是印度文明特有的。
今日大家都十分明白，哲学上的神秘主义、科学思想或技术才能并非任何民族之专利品。中国人并非如冯友兰所说的，对于外界自然不感兴趣；而欧洲人也绝不像汤恩比所吹嘘的，那么富有发明天才。所以会有这种奇论，半由于大家对于“科学”一词的意义，还不清楚。假如我们把科学的意义局限在现代科学的范围里，那么科学的确只起源于文艺复兴后期，16、17世纪的西欧，而以伽利略的生活时代为转折点。但就整个的科学来说，便不是这么回事了！因为在世界上各部分，上古及中古的民族早就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等待着科学大厦的兴建。当我们说现代科学只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欧发展，我想，我们大部分的意思是，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发展出应用数学化的假说来说明自然现象之基本原则，并使用数学来提出问题，一言以蔽之，即将数学与实验结合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同意文艺复兴时代发现了发现的方法，那么我们必不可忘记在伽利略式突破前，科学方面已有几百年的努力。至于何以科学突破只出现在欧洲，那是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我们在此不必预先判断这种研究结果如何，然我们已十分明白，只有欧洲才经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勃兴之联合变化。而这一切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原子时代以前不安定的西方所发生的最不寻常的现象。
但在这里又发生第二个奇论。由上面所说的一切，我们清楚的知道，在公元前第5世纪与公元后第15世纪之间，中国的官僚封建制度，在将自然知识作实际应用方面，比欧洲蓄奴的古典文化、或以农奴为基础的贵族武士封建制度，来得有效率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准通常比较高，而大家都知道马可波罗认为杭州是个天堂。虽然大体上中国人的科学理论比较少，但是他们的实用技术一定比较多。虽然士大夫阶级有计划的压抑商业资本的成长，但是他们似乎不热心于压制技术新发明，因为新的技术可以用来改良他们统治的省或县的生产规模。虽然中国有一座似乎永无竭尽的劳力宝库，但事实上我们没有碰到过任何因公然恐惧技术引起失业而拒绝接受新发明的情形。事实上，官僚制度的作风在许多方面好像都会帮助过应用科学的发展。例如，汉朝政府使用地震计以便在灾难的消息到达京师前先侦测出灾难的发生及发生的地点。宋朝政府建立了一个雨量及雪量的侦测网。唐朝政府派人测量从印支半岛到蒙古地方长达一千五百哩的子午线弧，并绘制爪哇到南极二十度内的星图。在制定kilcmetre之前一百年，中国的里早就被制定为测量天地的标准。那么我们可不要轻视天朝的官吏了。
于是我们终于谈到奇论中的奇论——“停滞的”（stagnant）中国捐赠给西方那么多的发现与发明，这些东西在西方社会中的作用就像是定时炸弹一样。“停滞”这个陈腔滥调，系生于西方人的误会，而永远不能适用于中国。中国是慢而稳定的进步着，在文艺复兴以后，才被现代科学的快速成长及其成果所赶上。对中国人而言，如果他们能够知道欧洲的转变，那么他们会以为欧洲就好像是永远在作剧烈变化的文明。对欧洲人而言，当他们逐渐认识中国时，中国似乎总还是那副样子。也许西方的凡夫俗子最愚蠢的行为便是相信：虽然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他们却笨得——或聪明得只用来放鞭炮，而却让西方人去发挥火药的一切威力。我们不愿意否认西方人有某种造炮（Buchsenmeisterei）的癖好，但在凡夫俗子的心目中却以为没有西方，创造性或伟大的发明便不能发生。中国人一定要使墓穴朝正南方，但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中国人设计了蒸气机的构造，但瓦特将蒸气用于活塞。中国人发明了旋转扇，但只用来冷却宫殿。中国人了解自然淘汰，但却将之限用于金鱼的饲养上。一切像这样虚幻的对立命题，就历史而言皆可证明其为伪。中国人的发明与发现，大多有了广泛的用途，只是在相当安定的社会控制之下而已。
无疑的，中国社会具有某种自然超于稳定平衡的倾向，而欧洲则具有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格。当田尼生在著名诗句中谈论“辚辚轨道前进的变化”与“欧洲50年胜过中国一甲子”时，他觉得有某种理由迫使他相信，激烈的技术改革总是有利无害的，可是我们在今天可能就不会这么肯定了。他只知其果，不知其因，而且在他的时代，生理学家还不了解内部环境的恒定性，而工程师也不会建造过自我调节的机器。中国是一个能自己调节的，保持缓慢的变动之平衡有机体，一个恒温器一一事实上，传达控制学的概念大可用来说明经历每一种恶劣环境而都会保持其稳定进步的文明。这种文明，好像装有一架自动控制器，一组回馈的机构，在一切骚扰之后仍回复到“现状”，尽管有些是基本的发现与发明所产生的骚扰。从旋转的磨石迸出来的火花点燃了西方的火种，而磨石则纹风不动，亦未磨损。有鉴于此，我们了解，由于中国文化具有这种性格，所以才能设计出指南车，因为指南车正是一切传达控制机之祖。
中国社会的相当“稳定状态”并没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方。在许多方面，中国很像古埃及，其长期绵绵的连续存在使年青而善变的希腊人大感惊奇。内部环境的保持常态，只是生命体的一种功能而已。虽然很重要，但比不上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复杂。改变形态也是一种完美的生理作用，在某些生物中，身体的一切组织甚至可以完全分解再重新组合。也许文明就像不同种的生物一样，其发展期长短不一，而变化的程度大小不同。
中国社会的相当“稳定状态”也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社会构造的分析肯定的指出中国的农业性质，早期需要大量的水利工程、中央集权政府、非世袭的文官制度，等等。这和西方社会构造之截然不同，乃是毫无疑问的。
然则，欧洲的不安定性之理由何在？有人以为是贪得无厌的浮士德灵魂在作祟。但我宁愿用地理上的原因来说明。欧洲是多岛地带，一直有独立城邦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以海上贸易，以及统治小块土地之贵族武士为基础，欧洲又特别缺乏贵金属，对不能自制的商品（特别像丝、棉、香料、茶、瓷器、漆器）有持续的需要，而表音文字又使欧洲趋于分裂。于是产生出许多战国，方言歧异，蠻语鹱舌。相形之下，中国为一紧密相连的农业大陆，自公元前第3世纪以来就是统一的帝国，其行政传统在古代无与之匹敌者，又极富于矿物、植物、动物，而由适合于单音节语言的表意文字系统将之凝结起来。欧洲是浪人文化、海贼文化，在其疆域之内总觉得不自在，而神经兮兮的向外四处探求，看看能找到什么东西——像亚历山大到大夏，维京人到文兰地，葡萄牙人到印度洋。中国有较多的人口，自给自足，几乎对外界无所需求，（19世纪以后则不然，故有东印度公司之鸦片政策），大体上只作偶然的探险，而根本不关心未受王化的远方土地。欧洲人永远在天主与“原子真空”之间动摇不定，陷于精神分裂；而聪明中国人则想出一种有机的宇宙观，将天与人，宗教与国家，及过去、现在、未来之一切事物皆包括在里面。也许由于这种精神紧张，使欧洲人在时机成熟时得以发挥其特殊创造力。无论如何，此创造力所产生的现代科学与工业之洪流在冲毁中国海上长城时，中国才觉得有加入科学力与工业力所形成的世界共同体之必要，而中国遗产也就和其他文化的遗产联合起来，但然的形成一个互助合作的世界联邦。
（范育庭 译）
科学的发现
作者：莫诺
莫诺（1910——1976），法国生物化学家。生于巴黎。194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57年任巴黎大学理学院教授。莫诺与雅各布合作，1961年提出了“信使核糖核酸”与细胞核内“转录”机理，使人们加深对分子遗传学的理解。1965年二人与利沃夫同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莫诺还从1946年开始对细菌酶诱导合成进行了深入研究。
我首先给你们讲一个爱因斯坦和法国诗人瓦莱里谈话的真实故事，也许你们中有些人已听过了这个故事。当爱因斯坦第一次来到巴黎时，一个有名的女主人把爱因斯坦和瓦莱里荣幸地请到她的客厅，安排他俩进行了一次谈话。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听他们的谈话。你们知道，瓦莱里相当狂热，他认为创造过程比创造过程产生的作品更令人感兴趣。无疑，瓦莱里是个非常伟大的诗人，但跟写诗比起来，他对哲学就不像写诗那么通了。他没有读过卡尔·波普尔的《世界》的著作。简言之，他对创造过程感兴趣，并且他开始问爱因斯坦他自己如何工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