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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在他论法拉弟的书中坚信，法拉弟对试验和证明的永恒冲动结合了由于想像力的奔放而产生的孩子似的喜悦心情，“甚至到了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也会因为看到一次新实验而高兴得几乎跳起舞来，然而他总是毫不犹疑地把由实验所提示的观点推进到其逻辑的结论，尽管这些结论可能多么广泛地引自为人接受的思想模式。”他的方法是《天方夜谭》的方法，只是转移到事实的领域。
法拉弟不是一位数学家。但如果我们转向在抽象计算的领域里活动的开普勒，我们也会发现这些特点的完全相同的结合。我们应把宇宙太阳中心论的建立归功于开普勒，而不归功于哥白尼，而开普勒比任何人更是牛顿的先驱。人们说，如果没有开普勒的话，很难设想有谁会取代他的地位，在我们宇宙的科学性创造活动中担当他的特殊角色。要担当这么一个先锋人物的角色，需要奇特地混合在表面上相反的特性。只有一种打破旧秩序的大胆、独创以及冒险的精神，才能挣脱统治天文学几千年之久的长久传统和一成不变的先见。只有一位有无限耐心、谨慎、辛勤和准确的研究者，才能建立新的革命性观念，以取代这些传统和先见。开普勒把能力难能地结合在一起。他拥有最狂浪的奔放的想像力；然而他对计算准确性的尊重比世人所知道的更甚。他愿意相信：地球是一种动物，如果发现她有肺或鳍，他也不会吃惊。同时，他决心夺取准确的真理，他极有耐心地辛勤工作着，以致他的一些最仔细的计算甚至重复做了70次之多（没有借助于对数）。在开普勒身上最为清楚地体现了形成至高的科学艺术家的两个基本特性。
开普勒很可能把我们带引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自从他的时代以来，在了解宇宙方面最伟大的先锋，并且由于他似乎已经赢得了和牛顿同等的地位，他确实已不单是一位先锋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是：虽然爱因斯坦有一种极为谨慎和长于批评的心智，并被认为常识丰富，但他深深敬慕开普勒，时常引用开普勒的话。因为爱因斯坦也是一位具有想像力的艺术家。
爱因斯坦显然是一位艺术家，甚至在外表上也如此，见过他的人常注意到这一点：“他看起来更像音乐家而不很像科学家，”有个人写道，那些很了解爱因斯坦的人说：“他基本上是一位发现者，也是一位艺术家。”事实上，他是位精通于最普通为人公认的艺术之一的艺术家，是位有成就的音乐家，一位优秀的小提琴家，他自己说过：即兴演奏钢琴“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必需品。”据说，他在倾听音乐时，会容光焕发；他喜爱巴赫、海顿和莫扎特，比较不喜欢贝多芬和瓦格纳，而对肖邦、舒曼以及音乐中所谓的浪漫派，则不感兴趣，这是我们可以预料到的。他对音乐的喜爱是天生的；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产生了这种喜爱，那时他想出一些“赞美上帝”的小曲子，并自己演唱，在那么小的年纪，音乐、大自然、上帝就开始在他身上变成一种统一体。莱布尼兹说：“音乐是人类灵魂从进行自己未意识到的计算时所经受的欢愉。”音乐最为抽象，它是最接近数学的艺术——我们可能回忆，根据毕达哥拉斯的发现，音乐和数学是如何有着它们的共同来源的——而音乐成为爱因斯坦喜爱的艺术，这是不足为奇的。建筑是他仅次于音乐的爱好——歌德把建筑艺术称之谓“凝固的音乐”——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建筑中，实际上我们投身于静态和动态转变成可见的美的机制之中。他漠视绘画，虽然他不是伟大的读者，但他被文学所吸引。他在文学中并不怎么去追求艺术，而是追求感情；在文学领域里，具有严格结构成分的作品不再吸引他了，所以他不爱读易卜生的作品；他大大倾心于塞万提斯、凯勒和史特林堡；他深深敬慕莎士比亚，但对歌德较冷淡，然而他最狂热地喜爱的作家却是所有伟大作家中有着最高度感情，神经组织中最陷入分裂状态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尤其是他的杰作《卡拉玛佐夫兄弟》。“陀思妥也夫斯基所给予我的，超过任何科学家，超过高斯。”在爱因斯坦看来，所有的文学分析或美学技巧都无法穿透像《卡拉玛佐夫兄弟》这样一部作品的中心，只能用感情把握这部作品。他一说到《卡拉玛佐夫兄弟》，就容光焕发，他只能以“道德的满足”来形容而别无它词。因为平常意义的道德作为一种系统来说，对爱因斯坦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甚至不把道德包括在科学里，使他满足的是具体体现在艺术中的道德欢愉。再者，据说，爱因斯坦的感情生活方式的基调是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的呼唤：“我来这儿不是跟你一起去恨的，而是跟你一起去爱的。”他感到，生活中所能提供最好的事情是洋溢着快乐之光的脸庞。他是位激进的民主派、和平主义者，而不是（人们时常想象的）社会主义者；他相信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具有国际性，他认为这绝不会损毁国家的特性。
这儿要说清楚的一个要点是：爱因斯坦并不只是在闲暇和游戏时才是一位艺术家，就如同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可能打高尔夫球，或者一位伟大的军人可能种兰花一样。他在全部工作中都保持同样的态度。他追寻科学的感情之根，而感情也正是艺术之根的所在。爱因斯坦很敬慕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爱因斯坦这么说到他：“那种使他合宜地投身于工作的感情状态，就像一位献身者或一位情人的感情状态。”我们可以说，爱因斯坦本人似乎也应验了这句话。他甚至不像一些人可能认为的是属于那种严格的宗派，即那种主张所有真正科学都是正确规范的宗派；他认识到：生物科学一定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数学之外。他有一次说，如果数学是科学的惟一途径，那么，大自然对歌德来说，将会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歌德具有一种非数学，甚至反数学的心智，然而却拥有一种比很多准确的科学研究者更伟大的直觉力量。爱因斯坦认为：一切伟大的科学成就都始于直觉。他不断重复这点，虽然他补充说，由于创新也是需要的，所以直觉就一定不能孤立。人们通常认为许多科学发现是纯粹的思想成果，但爱因斯坦却倾向于视为真正的艺术成果。他要把这个观点具体化于一切教育之中，使教育成为一种自由的、活生生的过程，不死记硬背，也不考试，主要是一种诉诸感觉的过程，以便获得美妙的反应。为了达到他的目标，甚至为了达成道德的个性，他要每一个孩子学习一种手工艺，细木工、装钉书，或学其它的，他并且像埃利·富尔一样，对电影的教育价值有很大信心。我们看到，在爱因斯坦一切活动的后面都有着这么一个观念：物理学家的工作是要去获得一幅图画，他所谓的“世界图画”。爱因斯坦于1918年在一次纪念普朗克的庆祝会上说：“我同意叔本华的意见，即吸引人们从事科学和艺术的最有力的动机之一是一种渴望摆脱日常生活及其令人痛苦的粗鲁和凄凉的荒芜状态，此外，摆脱由他们自己不断改变的欲望所形成的枷锁。这种渴望驱迫那些具有较强烈敏感性的人走出个人生活，进入客观知觉和了解的世界。这种渴望是一种驱动力量，就像一种力量把身处喧嚣混杂的闹市的居民赶往平静闲适的阿尔卑斯山高处，在那儿他们似乎可以俯视永恒。和这种消极的动机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积极的动机，这种积极的动机促使人们寻求一种适合于他们性情的简单的世界观，以这么一种反映世界观的图画来取代世界，从而征服世界。画家、诗人、哲学家、科学家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在这么做着。”斯宾格勒曾谨慎地辩称：物理学、数学、宗教和伟大的艺术都有完美的一致性。我们大可以指出爱因斯坦就是这种一致性的高尚的具体化。
在我们到达数学的领域时，我们就进入了一些过程，这些过程对于一些人来说，似乎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不具有人性的、并且是远离诗的。然而艺术家却在这儿拥有最充分的想像力。贝特兰·罗素在他的《神秘主义与逻辑》一书中说：“数学可被定义为一种科目，在这个科目中，我们永不知道我们在谈些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所谈的是否真实。”我们是处身在艺术的想像领域，而数学家是在从事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这种工作就其秩序井然而言像音乐，然而在另一层面上重新产生宇宙的秩序，这样就似乎成为一种天体的音乐。最伟大的数学家为了要发现一种类似于他们的工作的性质而一再诉诸艺术，这并不使人惊奇。他们确已在种类极为繁多的艺术中发现这种类似性。在诗、在绘画、在雕刻中发现，但是，我们却确实在音乐——最抽象的艺术、数字和时间的艺术——中，发现了最紧密的类似性。米塔·雷佛雷说：“数学家的最佳工作是艺术，一种高度而完美的艺术，如同最神秘的想像之梦那样大胆、清晰而透明。数学的天才和艺术的天才彼此接触。”而西尔威斯特在他的《相互的理论》一书中这样写道：“难道代数不是好像已经获得了一种美术的尊严了吗？工作者能在这种尊严中，自由发展他的观念，就像在一场歌舞戏的主题或一幅画的主题中。它已经达到这么一点：即每一种已适当发展的代数结构，就像一幅技巧老练的风景画一样，都能暗示位于画布极限以外的无限距离的观念。”贝特兰德·罗素又说：“如果以正确态度看待数学，数学不仅拥有真理，而且也有至上的美——一种冷静而严肃的美，像是雕像的美……真正的欢愉精神，意气风发，具有一种超人的感觉，这些试验最优越状态的试金石，都确实能够在数学中发现，如同能在诗中发现一样。”
这位数学家已登临人类思想阶梯的最高梯级。这也是我们全体都在拾级而上的相同的那个阶梯，从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