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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酸的气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起身丢下了一切，8天没有回到实验室。
我们有一个由冯·厄廷根指挥的小型业余管弦乐队。倒霉的是，一个重要的乐器即巴松管不再有人演奏了。由于必须要有一个巴松管演奏者，我们当中得有一个作出自我牺牲。而作为教授的助教，除去学吹巴松管以外，似乎也没有选择。于是，我开始在实验室里、我的工作间里做基本练习。卡尔·施密特的房间正在我的下面。他后来告诉我，他极有兴趣地注意着我的进步，并且为能分辨一定的旋律而欢欣。我想必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尽管如此，冯·厄廷根教授在管弦乐队活动的晚上仍然不时地说：“亲爱的奥斯特瓦尔德，你吹巴松难道就不能像拉中提琴那么好吗？”
我按时通过了硕士考试，获得了讲课的殊荣。我的这个发展时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这个事件的结果使我至今仍深得其乐，这就是订婚和结婚。订婚之后，我的一位亲密朋友心怀诚意地告诫我不要冒险地再往前走了。他说我在科学上已经有了一个出色的开端，若是结婚，则绝不会完成任何有价值的工作。这确实是我的莫大耻辱。但我对他的议论却充耳不闻。
一年后我通过了最后的考试，即博士学位考试，并且成为教授。我想，似乎不必向你们详述我后来的经历，因为我可以肯定，你们至少对这些年的情况大都有所了解。此外，我们的圣诞节联欢会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
（任定成 译）
致荣格的信
作者：弗洛伊德
亲爱的朋友：
……在同一个晚上我既正式收你为我最年长的儿子，又任命你为我的继承人和王储，这确不是一般的事。此外非同一般的是，当时你本可以拒受我这份父辈尊严，拒受本身看上去像会给你带来愉快，正如你将你的所好硬塞给我一样。现在我恐怕还得在你面前扮演一下父辈角色，跟你谈谈我对鬼声现象的看法。之所以非谈不可，其原因在于这些事情同你所愿意认为的那样不尽相同。
我不否认你做的评论和实验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你走后，我决定做此观察。以下是观察结果。我的前面房间里总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出声的地方摆的是两块挺重的埃及石碑，它们就放在橡木书柜上，响声的出处显而易见。在下个房间里，我们也听见有过响声，这种响声本来非常少有。你在这儿时，这种响声我们时不时即可听到。我原想赋予其某种意义，要是这种响声从你走后不再出现的话。但自那以后，这响声一而再再而三地响起，不过跟我的思路，跟我想起你或你所研究的特殊问题，都无任何干系。（我敢添加一句，现在也无干系。）这种原本对我而言很重要的现象很快就被别的事情所取代。由于你亲自来临所带来的魔力，我相信了，或至少我已经准备相信此事，可现在这相信已经消失。
由于诸多内在原因，我再一次以为这种事会发生是不可信的。立在我眼前的家具没有灵魂，是死着的，就好像希腊诸神从诗人面前消失，眼前只是一片静寂而无神的自然界一样。
所以，我又戴上那角质架的代表父亲形象的眼镜，告诫我亲爱的儿子，要头脑冷静，与其为了硬懂什么而作出这等巨大牺牲，不如不懂好些。我还就心理综合分析所遇到的问题挠了挠我那充满灵性的发灰的头发，而后这样想：得了，年轻人就是这样，他们确实太欣赏某些东西，只是用不着我们拖在后面，因为我们腿脚不灵，累得直喘也跟不上啊。
现在我要借我生活过的岁月所带给我的优长之处，唠叨几句。我要再告诉你一件天地间所发生的事，这事谁也不会搞懂。几年前，我的脑际里钻出这么个念头：我会在61岁到62岁之间死掉。那时候看上去我还有一段好日子过。（今天，离那个日子只有8年时间了）之后不久，我和我兄弟去希腊作了一次旅行。叫人心里不托底的是，和1和2相关联的数字61或62总出人意外地出现在有数字的东西上，尤其常出现在带轮子的东西上面。我有意识地把发生这些事的情景都记录下来。等到了雅典后，我感到十分沮丧。我们在旅馆里分到的房间设在二楼，我希望这下能透口气了——至少用不着担心会碰上61这个数字。可谁想，我的房间号是31（我认为这是命里注定，31即是61—62的一半数字）。这个很有文章又很费琢磨的数字，后来证明比前面那个数字更令我伤神。
自那天起一直到最近，31这个数字始终没离开过我的脑际。一想起来，就总有个2和它联在一起。但由于我的心理系统里有些区域纯系是渴求知识而不迷信的区域，因此，我就试着分析了这个想法。现写在这里。我会死于61岁到62岁的这一想法始于1899年。当时还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我写了那本叫作《梦的解析》的书（你知道，这本书的出书日期是1900年后）。第二件是我分到个新的电话号码，今天我还用着：14362。可以十分容易地在这两件事之间安一个联系的纽带：1899年我写《梦的解析》时是43岁，比这个数字更明显的是，电话号码中的其他数字已经将我生命终止的日期显示了出来，即，不是61即是62。突然，在这看上去不合情理的事情中，出现了一种解释方法。我咬定死于61岁到62岁的想法不过跟下述想法相一致，即写完这本论述梦的书，我就算完成了我的终身工作，再毋庸赘述什么，可以瞑目了。经这么一番分析，你会同意，这想法听上去不再没有意义了。碰巧，在这里也有威廉·弗利斯所施加影响的踪迹，这想法正开始于他攻击我的那年。
上述情况又是一例，可以使你找到对我身上那种特别具有的犹太人的神秘主义色彩的证明。除了这些，我只想说，像我这类跟62数字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可以用两件事说得清楚。第一，对无意识保持极其高度的警惕性，这样才能像浮士德一样，在每个女人身上发现海伦的影子。第二是“偶然性所给予的合作”，这一点无可否认，它与歇斯底里症中的身体上的伴随状态（somatic cc opera tion）抑或双关语中语音上的伴随活动（linguistic co operation）一样，在幻觉形成过程中起着同样作用。
写到此，很想多听听你对神鬼情结（the ghostplex）研究后的想法，我的兴趣是一种对可爱的幻觉的兴趣，不能一人享乐于其中。
向你、你的妻子和孩子致以衷心的祝愿
你的弗洛伊德
1909年，4月16日
伯尔格街19号
维也纳
（刘国彬 杨德友 译）
印象和感想
作者：霭理斯
四月十日（一九一三）。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人们常常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赞同他们的意见，那就一定是反对这种意见。我想起几年前，弗洛伊德在给我的信里说，要是他能够克服我对他的理论的敌对态度，他将感到莫大的愉快。我赶快回他的信，我对他的理论并不持敌对态度，虽然他的理论不是所有细节都能为我所赞同。如果我看见一个人在一条危险的山路上往前奔，而我不能一直跟在他后头，这并不表示我反对他。相反，我可能唤起人们对这位探险者的注意，我可能赞赏他的勇气和技巧，甚至欢呼他的努力取得成果，至少是赞赏他的伟大的理想。总之，我跟他不是意见一致，但是我不反对他。
一个人为什么要敌视别人呢？敌视是多么无聊啊！敌视是一把利剑，谁拿起它来，它就刺伤谁的手。握剑的人死在剑下，这是耶稣的教导，可是他自己一直记不住。这位谴责大师狠狠地，不顾一切地，用言语作利剑，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以致后世把这两个名词当作伪君子的同义词。然而耶稣的教会却变成古往今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最大的产生地，直到今天他们还构成它的坚强堡垒。再看路德。天主教正在那儿一点儿一点儿死去，轻柔地，甚至可以说是雅静地。忽然来了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庄稼汉，浑身力气没处使，对着那垂死的教会拳打脚踢，把它打醒了，把它踢出精神来了，延长它的生命一千年。那个志在消灭天主教的人却成了天主教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恩人。
世界上的事情老是这样阴差阳错。我们的朋友也许是坏我们大事的人，而最后反而是我们的敌人搭救了我们。
3月30日（1916）。一位女士给我看一封很不像话的信，是一位我原来以为是个彬彬有礼的人写给她的。这位先生为自己辩护，说是常言道，“对于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的。”这也许不是罕见的经验。
“对于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的。”这也许是真理。可是我有时候悔恨圣保罗当初没有把这个危险的真理用另一个方式表达：“对于肮脏的人，一切都是肮脏的。”
海洋以它的广大胸怀接纳许许多多垃圾，在太阳和风的大力作用和海水的盐性消毒作用之下，一切都转化成有用的美好而使人振奋的臭氧。可是有些狭隘的、关闭的心胸，不是像海洋而是像阴沟。我反对那些阴沟冒充具有只有大海才具有的美德。
11月30日（1916）。听说H。马克沁爵士死了。这条新闻唤起我对这位名人的惟一的印象，是他给了我们所有致命的武器之中最最致命的武器，这种武器正在毁灭欧洲的居民。
30多年以前的一天，我们站在马克沁周围听他解说他的枪的机构，看他表演它的惊人的性能。我现在还似乎看见那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