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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每件事开头都是令人高兴的，而后，突然受挫——行不通了，幸亏这个女孩子称我是一个“该死的骗子”，才使我恍然大悟。
所以从那以后我试着回避所有的问题，这却有了相反的效果：“你是新生吗？”
“嗯，不。”
“您是个研究生？”
“不。”
“您是干什么的？”
“我不想说。”
“为什么您不告诉我，您是干什么的？”
“我不愿意……”——她们却继续和我谈话！
有两个姑娘到我房里来聊天，谈话结束时其中的一个对我说，不应当由于是一个新生而感到不安；有很多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刚刚步入学院学习，这的确没关系。她们是二年级的学生，两个人都相当和蔼可亲。她们努力地做我的思想工作。但是我不愿意被她们如此地误解，所以让她们知道了我是一个教授。她们很不安。还以为我欺骗了她们。作为一个康奈尔的年轻教授，我碰到了很多诸如此类的麻烦。
不管怎样，我开始教物理学中的数学方法这门课，我还考虑教一些其他课程——可能的话，教电磁学。也打算做点研究工作。在战前，我攻读学位的时候，就有了一些想法：我曾发明了一种用路径积分做量子力学的新方法，还积累了许多要进行研究的资料。
在康奈尔，我除了备课，还常到图书馆去，在那儿读《天方夜谭》，并向我身边的姑娘们送秋波。但是当到了要做一些研究工作的时候，却不能全神贯注。感到累，也没兴趣；我不能做研究！我觉得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年。也许并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但似乎是持续了很久。那时我简直不能开始搞任何课题：记得关于伽玛射线的某个问题我写了一两句，却没有任何进展。我相信这是由于战争以及其他一些事情（我的妻子的死）几乎耗尽了我的精力。
现在我才对那种状况有了较好的理解。首先，一个年轻人还体会不到准备好一门课程得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备课，出考试题，检查他们理解的程度。当时，我的课讲得很好，把许多思想都安排进了每节课中。但是我没体会到那也是大量的工作。还以为耗尽精力是读《天方夜谭》和心情郁闷所致。
在这期间，我从一些大学和工业部门等不同的地方得到邀请，答应给我高于目前薪金的报酬。而每当得到像那样的邀请时，就更郁闷。我会对自己说：“瞧，他们要给我这么丰厚的报酬，但是他们不了解我已是江郎才尽。我不应该接受它们。他们期望我完成某件工作，而我却什么也作不成！我现在没有创见……”
最后从高级研究所邮来了一封邀请信：爱因斯坦……、冯纽曼……、韦尔……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给我写信，邀请我去那里作教授。他们知道我对研究所的感受：它太理论化了，没有真正的活力和挑战。所以他们写道：“我们尊重您在实验和教学方面的相当浓厚的兴趣。所以安排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教授位置：如果您愿意，一半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作教授，一半时间在研究所。”
高级研究所！特别例外的优待！甚至于比爱因斯坦的位置还好！这是理想的、完美的，却是荒唐的！
真是荒唐！以前的一些任职已使我觉得糟糕到顶。他们希望我完成某件工作。但是这一次的提议是如此可笑，竟到了我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如此出格的荒谬。那些人确实犯了错误；多愚蠢的事情！当我刮胡子时，想到这件事，就笑了起来。
然后我自己想：“你知道，他们把你想得如此神气，实现它是不可能的，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它。”
这是一个高明的见解：“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别人认为你应当完成的事情，我不能按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去做。”
高级研究所将我想象得那样好，这不是我的过错；那是不可能的事。它明显的是一个错误——那时候我以为他们完全可能弄错，而且所有其他部门也一样，包括我自己的学校在内。我就是我，他们指望我很好，为此他们提供我一些钱，这是他们不走运。
正在那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事。康奈尔实验室主任博布·威尔逊可能是无意中听到了这件事，或者他刚刚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就打电话叫我上他那儿去。他以一种严肃的声调对我说：“费曼，您的书教得很好，您正在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可能获得的任何期望都是靠运气。每聘请一个教授，我们都得冒极大的风险。如果他教得好，那就行。要是教得不好，就太糟糕了。但是您不应当为您已经做了的或者还没做的事担心。”他说这些话比那些做法好得多，而且解除了我的负疚感。
后来，我又有一个想法：现在物理学使我有点厌烦，过去我一直喜欢物理。我为什么喜欢物理？我习惯于从事物理，我习惯于做我愿意做的事情——不必管它在核物理的发展中是否重要，而只考虑我对它是否有兴趣，是否会让我高兴。上高中时，看到从一个狭小的水龙头中流出的水，我就想是否可以描述出那条曲线。尔后发现这是相当容易的，我无须去做它，对于科学的未来，它并不重要，别人已做过了。但这无关紧要：毕竟，我发现了某些东西，我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于是，我有了这个新的看法。现在我正是精疲力尽，绝不能完成任何事情，不过，我已经在大学里得到了我所喜欢的教课的好位置，正像乐于去读《天方夜谭》一样，我准备在我愿意的时候去做物理，而不必为什么重要性而担心。
有一个星期，我在食堂旁边看见一个傻小子把一个盘子抛到空中。当盘子在空中上升时，它震荡起来，而我注意到盘上的康奈尔校徽也在转来转去。我注意到，徽章明显地转动得比震荡快。
我穷极无聊，所以开始计算旋转盘子的运动。我发现当角度很小时，徽章的转动是震动速度的两倍——二比一。这产生出一个复杂的方程！然后我想，“根据力或动力学，是否可能用一种更基本的方法找到某种思路，弄清为什么它是二比一？”
我不记得我如何做这件事，但是最后我解出了带质量的粒子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度如何平衡以使它得出二比一。
我还记得去汉斯·贝特那儿，对他说：“嘿，汉斯！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盘子这样转，二比一的原因是……”我给他讲那些加速度。他说：“费曼，那是相当有趣的，但是它很重要吗？您为什么研究它呢？”
“哼！”我说，“一点也不重要。我做它恰恰是好玩。”他的反应并没使我气馁；我坚定了自己喜欢物理并做我想做的事情的想法。
我继续算振动方程。然后考虑在相对论中电子如何开始进入轨道运动。接着有电动力学中的狄拉克方程。而后是量子电动力学。在我了解它以前（这是很短的时间）我是在“玩”——实际上是工作——在同我如此喜爱的类似的老问题打交道，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我停止了对这类问题的工作：我的论文式的题目、所有这些发人深省的、很美妙的现象。
实际上，这些事情很容易，毫不费力。这就像拔出一个瓶塞：里面的东西都不费力地流出来了。我几乎试图阻止它！然而，做什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最后有什么。我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那些图形和全部理论也得益于晃动的盘子之类不起眼的小玩意。
（吴丹迪 译）
选择人生道路
作者：福井谦一
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在一座叫曼顿的小镇，我曾先后七次到过那里，因为“国际量子分子科学学会”每年都在此地举行年会。作为会员之一，虽然每次出席都不是主动去的，但那里理想的自然风光却时时在我头脑中浮现。那鲜花盛开的草原、地中海沿岸的强烈阳光，以及沙沙作响的风声常常令人想再去看一看。
不过，它吸引我的真正原因却是法布尔和他的《昆虫记》。法布尔用引人入胜的文笔，详细描绘了小镇的自然风光。读起来令人亲切、神往，同时也很合我的口味。
《昆虫记》中，各式昆虫均有亮相，其中不少是我在中学生物爱好会期间亲眼所见。实际上，《昆虫记》中描述的生活就是我身边的生活，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积累，也不可能使我如此敬仰法布尔。
《昆虫记》中感人场面随处可见，其中，我反复阅读，感叹不已的是第十章的最后一节——应用化学。
法布尔在师范学校毕业时，刚满19岁。毕业的前一天，为了表示祝贺，学校批准毕业生们到实验室看看氧气。正当学生们高高兴兴整装前往时，用作反应剂的硫酸爆炸，实验失败了。这一声爆炸却使法布尔下定决心：今天运气不好，他日我定要亲自完成这项实验，总有一天，没有老师我也能掌握化学。
果然，毕业后，法布尔通过自修，由一个小学老师升到初中、高中以至大学讲师，一步步接近既定目标。为了挣得研究费用，法布尔决定一边教书，一边把学到的化学知识用于实践，于是，他“作了一场梦”。
他想，把古波斯和印度作染料用的茜草色素的主要成分——茜素纯化提出，直接印到布料上去，这方法比起旧的印染法要艺术，也迅速得多。经过不懈的努力，成果显著，他和印染厂的工人们都盼望正式投产的那一天。
谁知，由于1866年德国的两家工厂合制成功人工茜素，使生产天然茜素的工厂倒闭了，法布尔的全部希望成为泡影。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万事休想使我的希望破灭，今后怎么办呢？……不，不要犹豫，我要工作，我要让茜草大桶把拒绝给我的东西从墨水瓶里取出来。
正如这里所写的那样，在那次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