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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这些年常常到中国访问，发现中国的大学所教的课程往往是非常之深的。有所谓“四大力学”。每一个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念这四门很深的理论课。“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当然是重要的。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学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单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骷髅，不是活的。物理学需要有骨头，还需要有血、有肉。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我很高兴的是，今天中国物理学教学的体制正在更改。我想，多增加一些不绝对严密的、注重归纳法的课程，对于学生会有很多的好处。
做实验的经验
我还没有到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已深深感觉到，我对实验接触得太少。当时的愿望，是到芝加哥大学之后，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我本来计划跟费密做实验。可是那时候我是一个外国人，不能进到阿尔罔国立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而那时费密的实验室在阿尔罔，所以我的计划没有成功。后来费密介绍我到艾里逊（Allison）教授的实验室去工作。
当时，艾里逊的实验室要造一套40万电子伏的加速器。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他有五六个研究生跟他做，我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实验室的18至20个月的经验，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好的影响。因为通过了这经验，我领略了做实验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我知道了他们的困难，他们着急一些什么事情，他们考虑一些什么事情。换言之，我领略了他们的价值观。另外对我有重要作用的是，我发现到我动手是不行的。那时候我们的实验室有个笑话，说“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杨振宁”。
在做了18个月的工作以后，我的实验不太成功。这倒不完全是我的错误，因为那个题目是一个做不出来的题目。有一天，泰勒来找我。他问，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我说，对了。他说：“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作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我听了这话很失望，因为我确实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实验论文的。我说需要想一想。想了两天，决定接受他的建议。作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如释重负。这是我今天不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道理。有的朋友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
我1948年夏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在芝大做了一年的教员（Instructor），1949年春天，奥本海默（Oppenheimer）到芝加哥大学来演讲。他是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在美国社会中十分有名，因为他主持了战时制造原子弹的工作。1947年起他做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所长。那里理论物理人才济济。他来芝大演讲后，我去找泰勒及费密，说我希望到该研究所去做研究。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他们都替我写了。奥本海默很快就回信说他接受我去。然后，费密对我说，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不过不宜久居，因为里面研究的方向太理论化，容易变成形式主义，容易与实际的物理问题脱离关系，“有点像中古的修道院”。我是非常佩服费密的，所以他的话我深深记在心里头。他说，我应该去一年，然后回到芝加哥来。
1949年秋天，我到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只有约20位教授，都是知名学者。研究方向有数学、理论物理和历史。最有名的学者，当然是爱因斯坦。大家公认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物理学家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1949年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不过每天仍然到办公室去。我们年轻人不大愿意去攀谈，因为怕给他麻烦。有一天，他叫助手来找我去跟他谈谈，因为他看到我和李政道写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统计力学的。他在年轻的时候所做的很多工作有两个主要的传统。一个是电磁学，一个是统计力学。所以他一直对统计力学很有兴趣。他找我去谈了不少时候。爱因斯坦那时讲的英文夹了许多德国字。我不懂德文，而我去看他的时候又很紧张，所以我跟他谈完出来后，别人问我爱因斯坦跟我说了些什么，我竟讲不清楚。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主要是一群年轻人经常讨论，经常辩论。当然也有剧烈的竞争。刚才我已讲过，费密曾建议我到普林斯顿一年以后回到芝加哥去。我知道他的看法是对的。1950年初奥本海默聘我长期留在普林斯顿研究所。考虑了好久，我决定留下。倒不是因为奥本海默的坚留，也不是忘记了费密的话，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date杜致礼（按：即日后的杨振宁夫人）。“date”，香港好像叫“拍拖”。她那时候在纽约念书，离普林斯顿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40年代末，50年代初，物理学发展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是粒子物理学。我和我同时的物理工作者很幸运，和这个新领域一同成长。这个领域在50—70年代乃至今天，一直有长足的发展，影响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结构的基本认识。这一点，我自己觉得我很幸运：一个年轻的人，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假如走进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那末他能够做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也就比较大。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天，《生活》杂志要访问我，派了一位摄影师来照相。就在我的办公室里照了一张照片。当时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预印本”。我说搬掉再照，他说不要不要，就这样很好。结果照出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是摄影师而我不是。
跳出象牙塔：石溪纽约州大
我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统计力学跟粒子物理学中对称原理两方面。很幸运的，多年来，我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合作者。其在跟我合作得时间最长，最有成绩的是李政道跟吴大峻。李政道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吴大峻是哈佛大学教授。还有一位米尔斯（MillS），跟我合作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成果是很有意义的。他现在是俄亥俄州大学教授。
1965年初，我忽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托尔（Toll）教授打来的。他也是念理论物理的，他说想来看我，我说很好。过两天，他来了，告诉我纽约州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叫做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已经接受了校长的位子，即将就任。他希望我到那边去做教授，帮助他把石溪建立成一所研究气氛非常浓厚的大学。考虑了几个星期后，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于1966年夏天，离开了普林斯顿，到了石溪。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有名的研究所，是一个最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我在普林斯顿前后17年。那是我一生之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那么，为什么要走出象牙之塔？这个问题，从那时候直到今天，常常有朋友问我。他们问走出了象牙塔是否后悔？我的回答始终是：不后悔。世界不只有象牙之塔，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业。比如说建立石溪分校、建立中文大学就是。这些事业的重要，跟象牙之塔的重要是不同的。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
我接受了石溪分校的聘请以后，托尔校长从纽约州申请到特别的计划，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请我主持。很幸运的，在其后17个年里头，直到今天，有过很多很杰出的人到我们研究所来做教授，研究员或者学生。狄拉克教授在1967年、1969年和后来访问过石溪好多次。他是我在中国做学生时已经最佩服的三位近代物理学家之一。所以他来我非常高兴。他现在已经80岁了。在我们研究所的杰出人员中，我特别要提出的是一位来自南朝鲜的教授，叫做李昭辉。我最早认识他，是1960年前后他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来做研究员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深入的、直觉的物理见解，是杰出的年轻人才。1965年底，他已经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正教授了。我请他到石溪来工作，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是我对石溪分校的贡献中很重要的一面。他在石溪从1966年到1973年这7年中间，作出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顶峰。1973年，费密实验室成立，请了他去做理论物理部门的主任。不幸的是，1977年他在一次撞车事件中被撞死了。这是物理学界一个很大的损失。
访问中国
1971年夏天，美国跟中国冻结了多年的外交关系开始有一点解冻的迹象。我于7月间去中国访问了一个多月，那时从美国到中国去的学术界人士可说绝无仅有。为什么我着急要去呢？因为我看得出来，两个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在试探是否可以有些有用的接触，当时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很怕这刚打开一道小缝的门在几个月之内又会再关闭起来。而我个人很想回到我26年没有看到过的祖国去看看，跟我的老师、朋友和亲戚们见面。在那以前，我曾经跟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妹在日内瓦和香港见过。不过我还有很多别的亲戚多年没有见到了。那年7月我在巴黎中国大使馆拿到签证，自巴黎乘法航飞到了上海。在中国的期间，我去了上海、合肥、北京和大寨。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个人情感上的感受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很荣幸会见了周总理。他问了我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回到美国以后我想我对于中国、美国都有一些认识，而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在这两个大国初步接近的形势下，我认识到我有一个做桥梁的责任。我应该帮助建立两国之间的了解跟友谊。所以从那年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到中国去访问。这些访问引导出我与中国好几个大学、研究所和研究员的学术合作，引导出石溪和中国几所大学的学术交流合同。
回顾
1982年9月我60岁了。古人叫耳顺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