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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纳的研究计划不再是一纸空文，而成了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计划了。
在月球上着陆并建立实验室之后，我们还要不要飞向其他行星呢？我看是要去的，起码也得飞到火星和金星上去。在最佳条件下，宇航员花1年左右时间就能飞个来回。至于能否飞到其他恒星上去，我看指望不大。因为最近的一颗恒星——半人马星座的X星离地球4。3光年。这就是说，即使以目前技术上无法达到的光速飞行，宇航员也得费4年多时间才能到那里。德国的尤金·桑格尔认为，利用光子火箭，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不过，眼下只是一种假想而已。
从理论上讲，若搞得出一种热核聚变的控制方法，桑格尔的光子火箭也许能行得通。不过，老实说，展望飞行速度达到光速的火箭，实非我力所能及。即使技术上到了这一步，飞到比邻的恒星上去，也要5年到30年时间。从人类的角度看，一个人为了登上恒星而关闭在座舱里耗费掉自己短暂的生命也是愚蠢的。听说有人提议在漫长的旅途中可以把宇航员冷冻起来。说句笑话，这可是个冷冰冰的生活方式，在等待解冻期间，一路上，他可要失去不少进餐厅享受美味的良机呢。
我也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测，当一个人以光速运动时，生长速度会缓慢得多；因此，宇航员到达某个恒星时仍然是年轻人。我想，这是对物理学的一种误解。因为人的生长过程并非单纯按照数学规律。这个问题，我跟我的物理学家朋友们热烈争论过。我坚信，人的生长过程不光取决于时间，而且与另外许多因素有关系。
目前，尽管人们在大谈特谈空间，但只要地球上还覆盖着空气，只要人们还得靠呼吸空气活着，飞机就不会消失。军用和民用航空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今后越来越严重。机场要占用巨大面积，噪音公害不断增加，这将迫使机场离居住区愈来愈远。有人设想，在沿海城市，将机场建在水面上，采用两栖飞机（格莱恩·马丁预言，水上飞机将会复兴）。
军用航空方面，飞行速度仍然是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它要求起飞和着陆过程实现彻底变革。比如，成败取决于飞机航速和灵活性的战术飞机，要尽可能与跑道长短无关。做到这一点，势必要创造出一些简化起飞与着陆条件的新方法才行。采用滑行架、弹射器或喷气助推起飞都是可能的解决方法。另一种办法就是采用垂直升降系统。
将来，在极高的空中飞行毫不足奇。我坚信，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起点。到时候，冲压式喷气飞机、火箭和各种组合式飞机都会发展到我们今天很难估计的程度。也许可以料想，这些飞机从地面起飞，穿越大气层，达到一定速度和高度，进入地球轨道后靠惯性飞行，然后重返大气层，像普通飞机一样选择着陆地点。这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飞机——人造卫星飞机。
至于说到技术革命对个人及个人生活的影响，毫无疑问，这种影响将不断扩大。比方说，我们不难预见，崭新的工种将层出不穷，有些熟知的旧工种将会逐渐消失。从航天工业和电子计算机行业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点已经是一清二楚了，例如，电子计算机行业中的程序设计员和“软件”专家，这是一种前几年还无法料到的新职业。
技术发展的势头虽然很猛，而且将继续下去，然而，我却认为，要是把它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看得大绝对了也是不明智的。可以肯定，它不可能使以前的技术工作和经验教训都作废。比方说，航空界现在有一种说法：在空间时代，空气动力学过时了。我根本就不信这种说法（前几年我在康奈尔大学讲学时谈过这个问题）。很多飞机设计的基本问题，在导弹和其他飞行器设计中照旧存在。要是这些问题消失了，那才真怪呢。我看，一个人应该通达些，如果从广阔的角度来观察技术发展，他就能懂得过去和将来对人们思考问题和作出决定是同等重要的。科学的发展是永恒的；几千年前就开始起步的科学将继续不断前进。那些根基深厚的科学原则，根本不可能变为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
此外，有人常问我，科学家对自己的同胞应该肩负什么责任，在社会上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从整体来说，我认为科学家无需促使或劝说政府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只要把运用某种科学方法可能导致的实际情况提供给政府就行了。科学家不必去制订计划，而应该分析做一件事可能产生的后果。照我看来，一个科学家对待公共事务，既不要像泰勒那样不闻不问，也不要像爱因斯坦那样管得太宽。
有些科学家非常害怕与军事部门合作。爱好和平的马克斯·玻思过去常指责我“加入”了美国空军。我的好友尼尔斯·玻尔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之前就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场，拒绝与军方再发生任何瓜葛。而我却一直认为，我与军事部门结合是很自然的事情。作为科学家，我感到军事部门是很好共事的团体。眼下我还发觉，在这个有缺陷的世界上，军事部门是有资金、有干劲的机构，能迅速而有效地推动科学向前发展。
我无意为军事与科学合作做一番粉饰，也不妄想从中得出什么永恒的哲理。然而，有一点可以充分肯定：恐惧战争和为科学而科学的单纯科学观点相比，前者对促进导弹研究的作用要大得多。在某些科学家看来，这个动机不纯，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科学都包含着这样的矛盾：自古以来，科学和科学家一直是在为战争搞创造发明与解开宇宙之谜和揭示物质微观结构之间进行抉择和艰难前进的。我认为，军事与科学合作的基础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鉴于当今世界越来越依赖武装力量，科学家有必要充分利用军事部门的支持来发展科学。
此外，科学与军事合作还有一层理由。我始终认为，处于软弱地位去侈谈国际合作与裁减军备用是无济于事的。圣经的旧约全书告诫说，要达到目的，最好有一根大棒；你不一定非用它不可，有它你就能随意商谈，不受干扰。
我非常尊敬玻恩和玻尔，但始终不理解他们的理想主义立场。毫无疑问，我当然愿意与他们看法一致，不过，那只有当战争从地球上消失以后才成。在我看来，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他无法控制的局面谈得再起劲，充其量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
当代科学家的基本信念是什么？这个问题恐怕只能概括地谈谈。我是一位哲学家的后人，我始终笃信那些稳定的、超越当代紧张形势和种种困难的哲理。当我进入一生中第9个10年的时候，更加相信上帝对人类是公正的。我们将在毁灭的幽灵手下存活；创造战争武器的科学也能建设和平事业，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发射防空导弹的工具也能把人造卫星送上轨道预报天气；制造原子弹的科学规律已经成为向疾病斗争的有力武器；致命的毒气也可以用于救死扶伤。有朝一日，绝大部分科学力量将会造福于人类。
简而言之，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坚信未来是美好的。要是我做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对此有所促进，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曹开成 译）
原子时代的发展及其本质
作者：马克思·波恩
本人应邀来讲讲原子时代，它的发展和本质。我不想有意把这个题目扩大，详细去谈物理上的发现和它们在技术目的和军事目的上的应用，我宁愿谈谈我对这些发现的历史根源以及它们对人类命运的影响的看法。
这几年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生活的新事情。这个新特征含有光辉的希望，同时也含有可怕的威胁。毁灭的威胁特别表现在令人难忘的广岛和长崎事例中，这两件事足以使人信服了。但是我愿一开始就指出，投在那里的原子弹跟以后发展的热核武器比较起来，只不过是玩具而已。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破坏力相乘的问题：使一定数量的不幸的人遭到毁灭，而更多的比较幸运的人幸免于难。这是根本一网打尽性质的变化。今天，美国和苏联所存储的原子弹、氢弹和铀弹，可能足够互相毁灭各自所有的较大城市，大概还要加上其余的所有的文化中心，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和这两个大国之一有关系。但是更坏的东西还在准备着，也许已经可以应用了：例如能在大面积地区产生辐射尘而杀伤一切生物的钴弹。特别罪恶的是：放射性辐射对后代有遗害：可能引起人类退化的变化。我们正站在人类在过去的世纪里从未到过的十字街头上。
然而，这个生死存亡关头只是我们智力发展阶段的一个征兆。我们要问：把人类卷入这进退维谷境地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呢？
基本的事实是这样一个科学发现：造成我们人和我们周围环境的物质不是牢固不可破的，而是不稳定的，爆炸性的。正确地说，我们大家都是坐在火药桶上。诚然，这火药桶有着相当坚固的壁，我们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才能在它上面钻一个洞。今天我们刚刚度过了这段时间，但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划一根火柴就可能把我们自己炸到天空中去。
收获到希腊原子论者播种的果实的，是我们这一代。物理学研究的最后结果就是证实了他们的基本概念，即物质世界本质上是由相同的基本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的位移和相互作用产生出各种现象。但是这个简单的描绘当然只是实验结果的粗略缩影，由于补充了许多特点，它最终是非常复杂的。
在整个元素序列中，大约到铁的位置以后，每个原子核都有分裂的趋势，只是由于闸门阻止着才未分裂。在自然界发现的最后一个元素铀，有最弱的闸门，1936年由哈恩和他的同事斯特拉斯曼在实验中第一次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