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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无书写能力的，但在适当高的水平上，当检查者言语说得响些时，则能够理解词意。分离的有半球也能阅读闪现在左视野的书面的词汇——用按照各种状况在供选择的一列物品中选择或指出对应的物体或图片来证明。脑连合部切开术的病人也能够用右半球去选择与呈现的物体和图片相匹配的正确的书写或口述的词，以及正确地说出书面的词汇，反之亦然。对于不直接地提及而仅仅用复杂的口述短语例如“一个测量仪器”，“液体的盛器”等等来描述的物体，也能通过右半球达到正确地触摸取出。就分离的右半球来说，这些病人还可以用剪下的字母拼出三四个单字，并可以用触觉默读出这些单字。最近，赞德尔应用了经他改革的可作长时间观看的巩膜透镜技术，并由他证实了右半球的这些语义的能力，并扩展到综合性的一系列实验。在60年代早期，同时代的神经学说竟是如此强烈的相反，以致于Bogen医师对从我们初期的一些关于语言的论文中抽掉他的名字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们深信，对于这些语言测试的答案必定来自右半球，而决不是来自大脑的左半球。这是以单侧试验过程为根据的。在这个试验中，用接连查问词语问题的方法证明：负责说话的左半球对右半球作出的回答和行为一无所知。每个被分离的半球好像都意识不到另一侧半球的认知事件——正像路南德·迈耶在芝加哥大学开始的和我们在50年代用动物做的裂脑研究那样。换言之，每个大脑半球都似乎有它自己的、大量独立的、具有自身的感知觉、学习与记忆经验的认知领域，在表面上所有这些都是在另一侧半球中被湮没的相应的事件。尽管人类的基本的半球失去联络综合征与早先在猫和猴身上作出的研究基本上相似，但在人类患者身上的表现形式更具有戏剧性。这些病人中的负责说话的半球会用其自己的词汇直接告诉我们，但它对正确回答测试的不说话的、合作的半球的有关内部经验却一无所知。不仅仅是一侧功能缺乏或不存在时，而且当两侧同时存在时，也可以推论出脑功能的偏侧化现象。
（张尧官 译）
4
我们的健康
作者：刘易斯·托玛斯
我们不断提醒自己，我们每年在健康上花费800亿美元，或许现在已是900亿美元吧？不管是800亿美元还是900亿美元，那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只要一提起它，就会意味着有那么一个庞大而有力的机构，相当复杂地组织和协调着。然而，这又是一种让人迷惑不解、大伤脑筋的事情，因为它在稳步地日渐扩大，却没有具体的人在规划和管理它。去年花进去多少钱，只有在花完之后才发现；明年的账单上又会是多少，没有一个人看得准。社会科学家们为这样一些大问题所吸引，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以便就近看个究竟；经济学家倾城而至，在这里摇头咂嘴，将越来越多的资料输入计算机，试图弄明白，这到底是一个运转正常的机构呢，还是一座纸糊的屋子，徒有其表。对正在开销的数目，似乎并无疑问，但这些钱花到哪里，为什么花了，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提到这桩事，人们贪图方便总是以一言蔽之，说这是“健康事业”。这就造成一种幻觉，让人觉得，这都是应人们的需求造出的一种毫无疑问的产品，那就是健康。于是，保健成了医药的新名字。现在，医生干的事是保健，医院和其他专职人员跟医生一道工作，总称作保健事业。病人成了健康的消费者。一旦上了这条路，那就得没有尽头地走下去。就在最近，为纠正今天保健制度的种种弊端、偏私、逻辑缺陷和濒于破产，政府创设了新的官方机构，称作保健组织，大家已经熟知它叫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这种机构像邮局一样遍布全国，准备把包装整齐的健康分送各处，就像真的是仓库里新备了大批健康可以分送一样。
我们迟早要因这个词而遭到麻烦。这个用语太具体、太明确，不宜用作委婉语，而我们似乎正是要把它用作一个委婉语。我担心，我们会牵强地使用它的意义，以掩盖一具体现实。这个现实说不得，我们似乎已心照不宣地避免公开谈论它。但不管怎样，疾病和死亡依然存在，盖也盖不住。寻常一样的疾病还在使我们苦恼，我们没有控制它们。它们为所欲为，随意袭击我们，叫我们无法预测。只有它们冒头以后，我们才能开始对付它们。我们的医疗工作只能这样被动，医死医活莫论，只有尽力而为吧。
假如事情不是这样，这个世界要好些吧。但事实却就是这样：疾病的发生，不仅仅是我们疏于保健。我们生病，不仅仅是我们放松了警惕。多数疾病，特别是大病，是盲目地突如其来的，我们不知怎样预防。我们实在还不那么善于防病或保健。至少现在还不善于此。我们也不会善于此，除非有一天，我们对有关疾病的机理知道了很多。
在这一点上，大家当然意见不一。我们当中有些信徒，他们相信，一旦我们有了行之有效的保健制度，这个国家就会变成某种大型的矿泉疗养地，它提供的预防药就像欧洲矿泉水瓶子上贴的商标所说的：包治百病，管它肾虚脾热，都治。
让人吃惊的是，我们迄今还不知道，这个词儿乃是不应验的咒符。一个人几十年精神健全，但保不定他将来不发生精神分裂；同样，社会的精神健康中心，也未能保证社会的精神健康。虽然这些可敬的机构对付某些形式的精神病是明显有用的，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责难这些字眼，是因为它们听起来太像保证兑现的诺言。一个保健组织，如果组织良好，财源充足，它将具有一个诊所和医院的最好特征，对任何社会都应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社会的人会期望它的新名字名副其实。门上挂了保健的牌子，它就会成为分发健康的官方机构，如果此后任何人发生了难以对付的心脏病，或者得了多发性硬化，或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那些既不能防、也不能治的大多数癌症，或慢性肾炎，或中风，或脾气郁结，那么，人们就不免要环顾左右而窃声议论了。
与此同时，对于人体组织本身的耐久性和力量，我们给予的注意和重视则是太少了。人体组织最坚定不移的倾向就是稳定和平衡。把人体描画成一件一碰就倒、一用就坏的洋玩艺儿，老是得小心看护，老是得修修补补，老是处于破碎的边缘，这是一种歪曲。岂止是歪曲，还很有几分忘恩负义。这是人们从所有的信息媒介中最常听到的，也是最头头是道的教条。我们真应该建立更好的健康普及教育的制度，用更多的课时，对我们的良好健康状况搞搞鸣谢甚至庆贺——说实在的，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身体就是好，好极了。
关于将来在医药方面的需要，我们面前仍然摆着一些大家熟悉的问题。在完善的保健制度中，最理想地讲，还要设哪些项目？如何估计，在最合理的情况下，每个病人每年共需要多少医生、护士、药品、化验检查、病床、X射线透视等等？我建议用一种新的方法来产生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方法就是，仔细地考察一下，现在可以随时进出保健机构的、最老于世故、最有见识的、大概也已经满意的顾客。也就是说，那些受过良好训练、富有经验、有家室的中年内科医生，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利用今天医疗技术的各个方面的。
我想我可以自己动手设计这张问卷。在过去5年中，你的家人包括你自己，作过多少次任何种类的化验检查？作过多少次全面体检？多少次X线透视和心电图？一年中给自己和家里人开过几次抗生素？住过几次院？作过几次手术？看过多少次精神病医生？正式看过多少次医生，任何医生，包括你自己？
我打赌，如果你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你会发现，有一些数字跟现在官方为整个人口规划的数字大不相同。我已经以不尽科学的方式作了这样的尝试，这就是询问我的一帮朋友。我得到的资料还不是充实有力的，但是却相当一致。这些资料表明，我的内科医生朋友们从服完兵役后没有一个人作过常规体检；很少有人照过X射线，只有看牙医的情况是例外；几乎全部拒绝了手术；连他们的家人也绝少作化验检查。他们用很多的阿司匹林，但似乎很少开药方，家里人发烧也几乎从不给抗生素。这倒不是说，他们从不生病；这些人家发病率跟别人一样高，主要是呼吸系统和胃肠道疾病，跟别人有着同样多的焦虑和稀奇古怪的想法，也有同样多——总的来说并不叫多——可怕的或破坏性的疾病。
有人会反驳说，内科医生和他们的家人其实是常驻医院的病人，不能跟其他人相比。每个家庭成员出现在早餐桌旁时，那一碰头，其实就是医生的家访，作父亲的就是名符其实的家庭医生。说得不错。但是，这更使我们有理由期望更理想地利用全部的医疗技术。这里没有距离的限制，整个保健系统近在身边，随时可用，而且所有项目的费用当然也比没有医生的家庭要少。所有限制着一般人使用医疗机构的因素，在这里都不存在。
如果我用几个医生朋友所做的小小的抽样调查，得到的预感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人运用现代医术的方式，似乎跟我们80年来有计划地教育公众去作的方法大不相同。说这是“鞋匠的孩子没鞋穿”是说不过去的。医生的家人的确喜欢报怨，他们得到的医疗照顾比不上朋友和邻居，但他们确实是一班正常的、通常是健康的人们，由医生诊断而生的疾病更是少得可怜。
此中的奥秘，内科医生们知道，他们的妻子结婚不久也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