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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比较起来，还是中国革命杀人较少。延安时代后期，形成了一套好的政策，唯恐多杀。
王老：最好一个不要杀。真正杀人没杀几个人。在新疆也是如此，讲得厉害，但实际没有那样做。阶级斗争不能为纲，但存在是客观现实。有时表现激烈，有时缓和。但是社会主义下的敌我矛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何新：发生社会对抗、战争，不能不死人。建国以后，中国社会虽然清贫但却是治平盛世。在当时达到的文治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可惜的是1957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搞越左，直到〃文化大革命〃。
王老：错误是我们自己纠正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是光荣的历史。只是近百年，西方所有的强国、富裕国都来欺负我们。
何新：我们民族的历史，前几年被人搞糊涂了。一些西方人有意识地把我们的历史，特别是我们的当代史搞得糊里糊涂，直到抹成一团黑。目的还是要让白种人、白色文明来统治我们。现在正在扳回来，有希望。
王老：江泽民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很得人心。事物就是这样，哀兵必胜，多难兴邦。主席在延安时，胡宗南来打我们，主席主张，先退三十里，就是退避三舍，一舍几十里，直到三舍都退光了，才先礼后兵。中国人不称霸，深挖洞，广积粮。
何新：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思想体系。反对教条、重视实效。邓小平、还有您，老一代革命家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
王老：有一句话使我很高兴，北大荒人说我是月老、红娘。其他恭维话我不感兴趣。现在的大学生中劳动不敢讲，劳动与教育结合，教授不敢讲。
何新：文科教材目前很糟糕，有两个极端。有一种内容虽然是正确，但脱离实际，人家不爱听。另一面的是内容不好，鼓吹西方化，但迷惑青年人。
现在社会中正在发生分化。动乱时一些人把矛头指向干部的特权，其实特权问题在经济上被夸大了。现在的大问题是腐败。
王老：我死了，我这个房子就交公了。
何新：现在是干部很穷。部长工资与最低工资比只差十来倍，而日本大臣比最低工资差百倍、千倍。
干部是一个国家的脊梁，干部队伍不稳定，思想不稳定，没有凝聚力，社会不会稳定。
从政治上看，现在干部脱离群众严重。腐败问题很普遍。干部制要转为文官制制度，也是一场革命。在体制上、素质上、来源上、意识形态上，都将带来深刻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当官的，第一条要忠于国家。
忠的概念，现在丢掉了。不忠于个人，但应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要长治久安，就要有一套文官制度。目前的情况是〃官以倖进〃，我最反感竞选。特别是演讲竞选这一套，好像思想就是语言，语言就是行动。结果常常是选拔骗子，选拔清谈家。近年的干部制度太不稳定，干部的升迁选拔应当有一套稳定的章法。
文科中知识分子集团，不要搞大，要设法划大为小，划整为零。
在国际上要找盟友。在国内把篱笆扎紧。防止内乱和外部颠覆。台独，十年来正一点点地变大。两个力量支持它，一派亲日，一派亲美。台湾经济并不十分好，工厂日资占60％，来料加工。出口市场主要依赖美国、日本，现在还靠大陆。
王老：讲一讲意识形态就是为了紧篱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何新：台湾将来是三家（大陆、美、日）争夺之地。李登辉是搞台独，搞美式体制那一套的。很可能突然有一天也会宣布独立。台湾海峡将来是多事之区。
王老：它独立我们不会承认。
何新：朝鲜，将来也可能是个麻烦地区，还有印度支那，印度、南亚及中亚。新疆，现在中东伊斯兰（有关的背景），利用宗教势力要把它拉出去。我担心苏分裂后，中亚的共和国与中东一起插手搞新疆。今后国际上，中国周边都进入了多事之秋。中国是任何要统治世界者必争之地。
王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你不搞我，我不搞你。最危险的是中东的祸水流到新疆，与新疆接壤的四个共和国，祸水西来。
我们不怕啃窝头，中国人要一条心。宁可讲得苦一点，其实会过得好一点。任何时候不能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庙。（本文收入《新战略论·政治文化编》第12页。1999，7，四川人民出版社。）
三、我相信命运
1、特批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
记者：在调入政协之前，您在哪个单位？
何新：调到政协之前，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
记者：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什么时间？
何新：那是1980年。在这之前，我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作教员。1980年初我已故父亲的一位朋友（楼静波女士）把我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时是刚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处在组建中，非常缺乏人才。
记者：您当时以什么资格而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呢？听说是经院长胡乔木特批的？
何新：我刚进社会科学院的时候，身份还不是干部编制，实际身份只是一个临时工。那时在人事上，工人和干部的界限是很大的。在此前，虽然我已经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担任教师，但是我的身份却是工人，而且还是未转为正式员工的临时工。
根据当时国家人事制度的规定，临时工必须要工作满三年后才能转为正式职工。又必须有非常
特殊优异的表现，才能由工人提升为干部。
因此，当时以我这种身份，调入社会科学院的中枢机构成为国家干部，是必须经过院长办公会的特批。那次是科研组织局要调我。关于我的情况被报告给梅益秘书长，在院长办公会上得到了特批，然后由人事局办理手续。我调进社科院一年以后转为正式干部。由一个没有高等学历的临时工而直接转成国家正式干部，这在当时，应该是非常破格的。
记者：那您是不是靠私人关系或某种后门呢？
何新：不是。当时社会风气还比较好，干部任用审核制度非常严格。我的晋升并不是靠特殊的政治背景，也不是靠私人关系。
2、最具争议性的人物
记者：那就表明您具有特殊的业绩。
何新：也许我在学术上当时已有一些表现？可能是有一些业绩。但这也难说。因为对我的学术成就始终存在着严重的争议。我已经不指望在我活着的时候得到定论了。（笑）
记者：为什么，何必这么悲观？
何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断裂的时代。
美雨欧风，西风东渐，风雨飘摇，人心不古，〃道术已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篇》）。〃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康德《理性批判·导言》）。
这个时代的许多东西令人迷茫而困惑。何况意识形态和学术，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一种抽象的价值，而关连着人们的现实利益。当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当社会的前进方向仍然面临着不确定的多种选择，歧路亡羊。怎么能期待人们对事物会有一致的、公正的、中立的、客观的评价呢？
王安石有一首论史诗，他曾感慨说：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黯犹承误，世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所谓世俗乱真，糟粕粹美，我想许多在历史上作过事的人都会有相类似的感慨吧！
记者：有争议并不一定是坏事。创新的学术，总是会引起争议。争议愈大，影响也愈大。
何新：陈寅恪曾指出：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际，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我虽非其所谓〃贤者〃，但也肯定不是〃善利用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而〃迎合环境者〃。〃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陈寅恪编年事辑》第158页。），我反省平生，确信自己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记者：最近我看到一本名叫《新周刊》的杂志，1998年12月号的一期，出了一本特刊〃1978…1998，20年中国备忘。〃编者在思想界推举三个人，认为是20年来影响重大的人物。最后一名是何新。其文中说：〃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的人物非何新莫属。〃对此您有何评论？
何新：其他且不论，但我想这句话肯定是对的。如果中国学术界评选80…90年代期间最具争议的学者的话，那肯定非鄙人莫属。
记者：围绕您的争议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呢？
何新：几乎涉及一切方面。关于水平、能力、成就、道德、行为举止，等等，都是问题。我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离经叛道之徒。（笑）
记者：您是不是呢？
何新：（笑）的确是。在学术界，从进入的第一天到今天，我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异端分子。无师无门，无宗无派，自本自根。似乎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然而跳入学术界后一直在大闹天宫。因此有人诅咒我是弼马温，野狐禅，但也有人认为我是齐天大圣。（笑）其实，如果我是孙悟空的话，我虽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