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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6 月8 日，运出来的阿拉伯石油已经减少了60％。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的生产完全停顿。在阿巴丹的伊朗的最大炼油厂关闭了，因为伊拉克航运领港员拒绝在沙特一阿拉伯河工作。中东石油初步损失总共是每天六百万桶。此外，后勤完全混乱了，不仅是由于受阻而且也由于（像1956年一样）苏伊士运河和从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被关闭的缘故。6 月27日——位美国内政部助理部长说，“这次危机比1956——1957年苏伊士封锁时的一次更为严重。那时，除了北伊拉克以外，没有一家大生产公司关闭，而且问题完全属于运输方面。现在……＇ 西欧石油＇ 的3 ／4 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地区，其中一半现在停止生产。所以欧洲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石油短缺的危急局面。”
在6 月末和7 月初，因为尼日利亚凑巧爆发了内战，形势越来越险恶。这个国家的东部地区新发展的重要石油生产集中地要求从政府石油岁入中获得更大的份额。尼日利亚政府予以拒绝。在为了石油岁入的斗争的背后还有根深蒂固的种族和宗教的冲突。东部地区称自己为比夫拉，并分离出来，于是尼日利亚政府就对它的石油输出实行封锁。这场冲突使处在危急时刻的世界市场每日又减少了五十万桶石油。
美国对六天战争的决策，部分由于它几乎全部集中在越南问题上，具有浓厚的权宜性质，以致参与者都称之为“漂浮的掷骰子赌博”。为了作出一些努力来更好地协调政策，约翰逊总统设立了一个特别执行委员会，由麦乔治。邦迪担任主席并模仿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肯尼迪曾经使用过的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做法——这个组织后来都称为“未知的特别执行委员会”。邦迪的委员会把它的时间大部分花在考虑关闭苏伊士运河的后果意义上。与此同时，各石油公司被迫采取匆忙的激烈行动。华盛顿的内政部回复到朝鲜战争时开始使用的权力，组织了一个外国石油供应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大约二十四家美国石油公司组成。如有必要，反托拉斯法可以暂时延缓实施，以便各公司能够联合起来管理后勤和组织另一次向欧洲输送石油。这个委员会就是1951—1953年伊朗国有化危机期间和1956一1957年苏伊士危机期间被要求采取行动的同一委员会。一位担任委员会顾问的律师说，正如他在以前两次危机中说过的那样，“那真像一个一再出现的恶梦”。
工作上的打算是，代表工业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石油委员会在万一发生危机时将宣布紧急状态并实施像1956年那样的“苏伊士制度”，并在西方国家之间协调全部分配。可是当美国要求采取这一步骤时，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拒绝了，因为它们自信能够作出它们自己的安排。为此美国官员大吃一惊。没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关于宣布紧急状态即将来临的决议，司法部不肯批准对美国公司相互合作所必需的反托拉斯的豁免。直等到美国提出警告说，没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声明，美国公司不同外国公司分享信息（和石油——言外之意）的时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才一致（法国、德国和土耳其弃权）通过“紧急状态的威胁”的确存在的动议，从而允许美国的和国际的协调措施可以付诸执行。
主要问题再度发生在油轮和后勤上。正常的石油流通必须大规模地重新组织。非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转向运往遭受禁运的国家（或者，拿美国来说，石油从海湾沿岸运到东海岸），而原先是运往美国、英国和德国的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现在却要往别处运了。苏伊士运河的封锁和地中海输油管的关闭意味着，正如1956年一样，要绕过好望角，航程大为延长，从而造成疯狂抢夺油轮的情况。英国石油公司发觉重新组织运输的工作如此复杂，故而它放弃使用计算机——因为它不能很快地编制程序——而回到使用纸和笔。然而，“长得多得多”的航程所提出的要求可以比原先所期望的易于满足，这是由于发展了“超级油轮”——1956年苏伊士危机所促进的一个发明创造。到了1967年，苏伊士危机之后仅仅十一年，已经有了比1956年时的油轮容量大出五倍的超级油轮。还有日本制造的六艘超级油轮，每艘总载重量为三十万吨，比1957年的标准油轮大七倍。这六艘油轮已经作好服役准备，将穿梭来往于波斯湾和欧洲之间。
尽管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忧虑重重，问题经证明并不像所期望的那样严重。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动静渐趋平静，而且一旦阿拉伯输出国使它们的生产恢复运行，那次的最大限度的损失约为每日一百五十万桶——等于正常情况时运往三个遭禁运国家（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数量。损失的一百五十万桶可以在极短时期内补上，办法是动用充足的存货以及日后从其他地方增加的生产量里予以补足。七年以前，在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曾把美国的闭井油说成是“一旦得不到中东石油时欧洲安全的主要因素”。这个假定在1967年经证实了。美国政府中有些人——以及得克萨斯独立经营者——提出的国家安全论点，赞成按比例配给，事实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美国持有一宗大规模的闭井油储藏量可以迅速地命令转人生产（尽管这储藏量也许没有像公开声称的那样大）。连同得克萨斯铁道委员会和其他各州的相应机构的分配，美国的产量每天上升近一百万桶。委内瑞拉的产量每天增加四十余万桶，伊朗的产量每天增加约二十万桶。印度尼西亚的生产也上升了。
到了1967年7 月，六天战争以后仅一个月，“阿拉伯石油武器”和“有选择的禁运”明显地失败了；供应正在重新分配到需要的地方。外国石油供应委员会停留在扮演一个信息性和顾问性的角色；为了联合行动和反托拉斯豁免的正式的紧急状态机制永不需要了。国际性的石油公司各自都在运行，已经设法对付和处理好这个局面。
最大的输家倒是执行禁运的那些国家。它们放弃了相当大数目的岁入而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再者，它们接到帐单，要求他们向埃及和其他“前线”阿拉伯国家不断提供大量补助。扎基。亚马尼开始公开质询在这种情况下禁运有什么价值可言。不是所有人都予以同意。伊拉克就号召对所有买主彻底禁运石油三个月，给西方一个教训。但是它的这个要求在其阿拉伯兄弟中间没有。个人接受。1967年8 月末在喀土穆举行的一次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上，纳赛尔（他为了阻止一次政变而把一百五十个被逮捕的高级官员留在开罗）承认他的国家完全破了产，不名一文极需金钱。参加会议的领袖们都认识到把石油从油井里抽出来赚取石油收入是正确的该做的事；这个认识代表了“积极的”阿拉伯战略的主张。到了9 月初，对美国、英国和德国的输出禁运取消了。
在这一时刻，短缺的危险都消失了。即使在8 月，阿拉伯产油国一方面还在遵守有选择的禁运令，另一方面已经把它们的总产量提高来补足损失的产量并抓住整个市场份额不放。结果，阿拉伯在8 月的总产量比六天战争以前的5 月份的产量实际上高出8 ％！单单阿拉伯产量的增加比由于尼日利亚内战而造成的损失高出一倍。
尽管这次最近的混乱相当容易地对付过去了，但是事情可以变得更严重和更困难，倘使各个输出国的总产量继续受到阻碍的话（不管是出于自己决定或出于政治不安定）或者事情是在不同的市场情况下发生的话。美国内政部在它作出的关于处理那次危机的报告里得出两个教训：分散供应来源和维持“一个庞大的灵活的油轮队”的重要性。在危机后的时期里，伊朗国王总是渴求提高产量，他提出一个巧妙的主张，他认为这个主张会吸引华盛顿的决策者和赢得他们对他同石油公司继续斗争的支持。他说，伊朗应当获得一个输入美国的特别限额，输入的石油将在废旧的盐矿里存储起来作为战略储备，这样会使美国获得更大的安全感和供应灵活性，同时也给他一个新的市场出路。但是，还得经过另一次石油危机才能使这个明智的主张得到贯彻。
到了1967年，情况很清楚，能取得的供应至少在短时期内的确将超过需求，这是因为六天战争结束后全世界生产普遍地高涨。在10月，《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新闻的标题是“中东战争引起短缺恐惧，新的供过于求消除威胁”。《汽油杂志》已经在提醒可能有一个新的危机——“供应过剩”。石油工业的总裁们对石油供应不再担心，而是在回忆1956年苏伊士危机引起的反应如何在五十年代后期加剧了市场的过剩，并导致美国实行输入限额和牌价的削减——以及欧佩克的诞生。看来钟摆又一次要向大家都太熟悉的由短缺到过饱的进程摇摆过去。 煤炭局的卡桑德拉
六天战争的结果看来证实了石油供应何等可靠。碳氢人继续认为他的石油是理所当然的一码事。石油规定和推动了他的生活，但是由于它是如此普遍存在、如此地容易取得，以至于他很少想到它。毕竟石油是在那里躺着，丰富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价格又低廉。它像水那样流着。石油过剩已经有了近二十年了，一般的看法都认为石油将一直继续下去，没有定限，是永远不变的。这当然是石油工业里大多数人对事物的看法。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切夫隆）的一项研究于1968年后期报告说，“现成原油过剩的‘威胁’很大。在许多地区，要增加生产的压力将继续存在，即使超过了市场的要求。”如果消费者对这件事有所思考的话，他们也会期望低廉的石油继续存在，实际上犹似与生俱来的权利和所有物，而不是某些可以改变的环境的产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