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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小时，艰难的考验终于开始在阿尔及尔结束，暂缓执行“死刑判决”和释放包括亚马尼在内的每一个人。有些人认为一个阿拉伯国家政府中的一派对恐怖主义分子提供了帮助，甚至可能答应一笔巨大的犒赏。
1975年后，亚马尼变得念念不忘于安全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费萨尔被暗杀以后，他从来不像以前那样对石油独自作主。费萨尔的继承人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哈立德，他已患有心脏病，并不想使自己显得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法赫德成了皇储兼副首相。当涉及石油时，他也是主要的决策人，亚马尼要对之汇报的。在外界看来亚马尼仍是第一号人物，但是在沙特阿拉伯国内，对于政策有最后发言权的是谨慎小心的法赫德亲王。在正式的场合法赫德清楚表示，反对提高油价的不仅仅是亚马尼的态度，而是沙特的政策。进一步提高油价，法赫德宣称，会引起“经济灾难”。诚然，在1977年于华盛顿同吉米。卡特总统私下会晤的时候，法赫德竟然极力敦促卡特对另两个欧佩克国家即伊朗和委内瑞拉施加压力，以防止进一步抬高油价。
当时，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使其他石油输出国十分恼火，不由得劈头盖脸的破口大骂，但他们往往小心地冲着亚马尼发作而不是把矛头对准皇室。“当你收听伊朗电台和看伊朗的报纸时，你就会知道我是一个魔鬼，”亚马尼抱怨说。德黑兰的一家大报责骂亚马尼是“资本主义集团的傀儡，而且是不仅对他的国王和国家而且对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叛徒”。伊拉克石油部长说，亚马尼的所作所为“是为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效劳的”。对这种言词，镇静自若的亚马尼的反应是捉摸不透的一笑和眼睛一眨也不眨的凝视。 美国的战略
不论欧佩克内部的争斗如何，利雅得和华盛顿之间在涉及油价的时候，肯定通常有一种共识。美国政府从尼克松政府起直到福特和卡特政府，始终反对抬高油价。因为这种提价只能进一步损害世界经济。但是华盛顿不愿咄咄逼人地强迫油价下降。“使油价立即下降的唯一可能将是对诸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展开大规模的政治战。如果他们不合作，他们就会拿自己的政治稳定也许甚至安全去冒风险，”福特的国务卿基辛格1975年解释说。“即使对立即降低油价来说，这样的代价也是太大。如果你促使推翻了沙特阿拉伯的现行体制，让卡扎菲接管，或者如果你打破伊朗能够抵制外来压力的形象，你就开展了可能挫败你的经济目标的政治趋势。”的确有些人担心石油输出国可能突然大大降低油价，从而破坏很花钱的新石油的开发。例如在北海的新石油的开发。因此国际能源机构的成员国之间曾讨论建立一种“最低的保障价格”以提供一种底价来保护西方世界以较大的代价进行对能源的投资，防止世界油价突然大幅度的也许是有政治动机的削价。
华盛顿的中心目标是稳定，它竭力宣传反对进一步抬高油价，担心这样会激起通货膨胀，使国际收支和贸易体系瘫痪，并妨碍经济的增长。在欧佩克举行每次会议之前，美国总要派遣一大批特使前往世界有关各方。以一大批列满关于通货膨胀和能源使用情况的电报为依据，美国官员总要据理力陈，反对石油价格有任何的增加。当然，从形成美国的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有争议的庞大官僚方面有时也会发出矛盾的信息。有时候，沙特人甚至会怀疑美国人在对他们玩弄花招，怀疑美国跟伊朗国王秘密勾结抬高油价。其实尼克松、福特或基辛格出于其他的战略考虑，不愿对伊朗国王施加太大的压力。而且在美国国内意见并不一致，恰恰相反还有着一系列斗争，使得能源问题成为七十年代中期头号的政治争议的问题。然而在国际上，美国的政策中心目标一贯是使油价重新稳定，而让通货膨胀抵消价格上涨。在华盛顿追求油价稳定中，一切修辞手段，从哄骗和奉承，到对末日的预言以及含蓄的威胁，都使用了。
其他不那么明显的办法也尝试了。在有助限制油价和确保对美国的新石油供应的努力中，甚至考虑过同苏联合伙做石油生意的想法。基辛格进行一种“以石油换小麦”的交易。根据这种交易，美国将进口苏联的石油以换取美国的小麦。1975年10月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初步的谅解书。不久苏联的高级官员来到华盛顿进行紧张的谈判。在这方面是基辛格为他的美苏缓和论取得一次“胜利”的机会。因为他的这种缓和在国内遭受批评越来越多，如能取得某种胜利将是有益处的。由于所谓利用苏联的石油“打破”欧佩克的控制这一饶有趣味的反常事件也可能意味着欧佩克的一次“失败”。
经过几天冗长的讨论，俄国人发现一个周末在华盛顿无所事事，为了轻松轻松，同苏联人做石油生意的海湾石油公司用公司的喷气机把他们很快地送到迪斯尼乐园去。在去佛罗里达的路上，苏联代表团的团长对他的主人解释为什么谈判是那么困难：基辛格坚持要作尽可能多的宣传以使欧佩克难堪，俄国人很愿意出售自己的石油，但他们不愿意被迫用硬通货去买美国的小麦，交易需要保持，如果不是秘密，也至少保持很低的姿态。他们不愿意自己被人家看作是拆欧佩克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台脚。还有一个条件的问题；基辛格坚持认为美国的小麦要按世界的小麦价格计价，而俄国的石油的定价要比世界石油价格低20％左右计价。当俄国人问为什么这样不平等的时候，美国人解释说，美国的小麦已进入一个基础巩固的市场上销售，而俄国的石油还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因此苏联人为了进入新市场就需要降价以求。最终这个交易吹了。但是苏联官员在迪斯尼乐园确实玩得很痛快。
美国对稳定油价的保证使它和伊朗迎头相撞；毕竟，伊朗国王是油价强硬派中最畅言无忌和有影响的，而美国敦促他不要如此。当福特总统批评他抬高油价时，伊朗国王马上对他反唇相讥：“谁也不能对我们发号施令，谁也不能对我们指手划脚，因为我们会以指手划脚回敬。”当然伊朗不亚于沙特阿拉伯，也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美国有密切关系的。然而当政府部长、商人和军火商到德黑兰巡回演出时，以及当伊朗国王继续就西方的弱点和弊病教训和奚落西方社会时，华盛顿的有些人不禁怀疑究竟谁是谁的被保护人。
七十年代初，尼克松和基辛格确立了一种“空白支票”的政策，允许伊朗国王随意购买美国的武器，只要不是核武器，即使是技术最先进的，要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这项政策是英国撤出海湾以后为地区安全而确立的“两支柱战略”的一部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是支柱，但是两者之间伊朗显然是美国一位官员所说的一个“大支柱”。到七十年代中期，伊朗购买的武器占美国在国外销售的武器的整整一半，美国国防部对这种空白支票感到吃惊：在国防部看来，伊朗需要的是强大的常规军，但不是极端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因为这类武器伊朗掌握起来可能会有困难，而且也可能落到俄国人手里。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个人就告诫过伊朗国王，伊朗缺乏技术力量来消化那么多复杂的新武器系统。“他爱上了F －15战斗机，”施莱辛格说。虽然伊朗国王通常不理睬这种告诫，但在F －15战斗机问题上，他听取了劝告，并没有购买这种飞机。
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的批评尖酸刻薄。“伊朗国王，”他说，“是个狂人。”可想而知，伊朗国王对这种刻画提出强烈抗议，于是西蒙马上道歉：人们断章取义地引用了他的话。他的原意是，他解释说，伊朗国王是一位石油价格的“狂热者”，正像人们可能说某人是一个“爱网球或高尔夫球爱得发狂一样”。当这件事情发生时，美国大使正好不在德黑兰，于是，这个不讨好的解释这句话的差使就落到代办的身上，他反复向宫廷大臣解释了西蒙的歉意，这位大臣答道：“西蒙也许是一个优秀的债券推销员，但他不完全了解石油。”据报道伊朗国王本人说：“他和西蒙一样通晓英语，他确切懂得西蒙先生的含义。”
但是虽然有种种挑剔和批评，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始终是意见一致的。伊朗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盟友，在中东发挥着重大的安全作用，因此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削弱伊朗国王的影响。尼克松、福特和基辛格在战略上和个人方面都对伊朗国王有偏爱；他没有在1973年对美国实行禁运，伊朗可以在地缘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基辛格会对他的同事说，沙特人是“小猫咪”。但是同伊朗国王他可以谈论地缘政治。伊朗毕竟同苏联有共同边界。
伊朗国王1977年颇有理由对美国新总统吉米。卡特感到担心。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的话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专为自己打算的机会主义更合乎伊朗国王的口味。”卡特政府两项最重要的政策，人权和限制武器销售，对伊朗构成直接威胁。尽管实行上述政策，新政府仍然保持其前任的支持伊朗国王的方向，正如卡特政府期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事务官员加里。西克后来所写的：“美国除同伊朗保持密切关系外，别无其他明显的战略选择。”
伊朗国王在油价问题上态度的变化促进了这种密切关系。到卡特进入白宫时，伊朗国王正对提高油价的价值进行重新考虑。极度的激动和洋洋得意、石油美元的冲击以及石油繁荣本身正在破坏伊朗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结果已经显而易见：混乱、浪费、通货膨胀、诱惑、贪污以及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面使反对政权的力量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不希望参加伊朗国王的伟大文明。
1976年年底，国王本人沮丧地把困难概括为：“我们有了钱，我们无法花。”他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