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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几星期时间的流逝，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举行罢工，其中包括石油工业的技术人员。1978年10月初，在伊朗的敦促下，霍梅尼被驱逐出伊拉克。巴格达的复兴党政权毕竟不得不担心它本国的什叶派人。科威特不让霍梅尼避难，于是他前往法国，后来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巴黎郊区住了下来。伊朗政府也许认为离得远，日久会淡化。但这种想法错了。法国允许霍梅尼及其追随者打通国王过去在德黑兰安装的直接拨号的国际电话，从而大大地方便了通讯联络。但是，这位对西方世界了解很少并且藐视它的年迈而又愤怒的教士，在他的家门口向常驻在那里的新闻媒介进行宣传，证明他自己是一位宣传的能手。
但国王继续推行他的自由化计划。学术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这些口号正被提出来。但这种西方式的权利，对那些正在奋起反对国王及其王朝以及整个现代化进程的人来说，几乎引不起兴趣。10月底，国王只能说，“我们像水中的雪，每天都在融化。”罢工使经济和政府瘫痪，学生失去控制，游行和骚乱继续无法加以遏制。
伊朗的石油工业处于日益严重的混乱状态。主要的产区叫作“菲尔兹”——产油地。“菲尔兹”位于伊朗东南部，其中包括英波石油公司于1908年首先发现石油的马斯吉德苏莱曼。七十年以后的今天，“菲尔兹”的经营由“伊朗石油服务公司”掌握。该公司的前身是在摩萨台垮台和国王回归后，于1954年建立的国际联营企业。伊朗石油服务总公司由移居国外的石油人士担任职员，他们大多来自会员公司。总公司设在阿巴丹以北约八十英里的阿瓦士。10月，产油地一些罢工的伊朗工人进入在阿瓦士的伊朗石油服务总公司大楼。没有一个人设法驱逐他们。到11月，他们之中的二三百人住在走廊里，在那里膳宿，其策略上的目的是要向伊朗石油服务公司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增加压力。西方石油人员仍从事他们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设法避免介入工人事务。与此同时，在外面的庭院里，即席的祈祷礼拜会已经开始。起初，只有五六个人参加，但是不久，石油人员可以从窗户里看到，每场礼拜会上诵经的信徒人数增加到数百人。
人们立即感受到了罢工的影响。伊朗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石油日产量为五百五十多万桶，其中约有四百五十万桶出口；其余供国内消费。到11月初，出口量已减少到每天不足一百万桶，三十艘油船依次在哈尔克岛的装货设施处排队等待装油，但那里缺乏石油，而当时国际市场上冬季的石油需求旺季刚刚在开始。石油公司曾经对市场普遍疲软作出反应，让它们的库存量一直下降。世界市场上石油会短缺吗？此外，伊朗本身的稳定取决于石油收入，这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于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赴南方的“菲尔兹”，谋求同罢工的石油工人对话——或许他这样想。当他到达那里以后，他受到愤怒的罢工工人成群结队地骚扰。他立即决定放弃谈判，逃离这个国家。似乎找不到结束这次罢工的办法。
国王试图制止日益严重的混乱局面，采取了过去一直希望避免采取的严厉步骤。他任命了一个军事政府。这是他的最后一招，但是他任命的一名负责的将军身体虚弱。这名将军不久患了心脏病，从未行使过权力。但新政府至少暂时能够恢复石油工业的一些秩序，使生产继续进行下去。这时军队开进了在阿瓦士的伊朗石油服务总公司大楼，他们在那里同罢工工人尴尬相处。罢工工人继续在走廊里安营扎寨。
当事件发展到结束阶段时，伊朗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政策一片混乱，并且受到冲击。在197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卡特政府的高级官员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其他重要的紧迫的事情上。促使埃及和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和平协议、同苏联人举行战略武器谈判、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美国政策的前提条件是，伊朗是一个可靠的盟国并将是这个地区的“顶梁柱”。出于对伊朗国王的敬重和希望不触怒他，美国官员同他的政权的各种反对派保持了距离。这也表明，他们缺乏同新兴的反对派联络的渠道。对于那位阿亚图拉在当时出名的录音带上究竟说了些什么话，甚至没有人向华盛顿提供任何报告。华盛顿的一些人士坚持认为，伊朗的骚乱是苏联策划的一个秘密阴谋。人们常常提出同样的问题：无论情况如何，美国政府能够做什么？只有少数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军方能够抵挡持续不停的全国范围的罢工和有宗教思想的士兵的脱逃。1978年最后的几个月中，确实发生了对华盛顿推行的政策的官僚主义的激烈辩论。如何支持国工或确保一个友好的继任者政权继续下去？如果国王垮台，如何支持国王使他不被抓起来而又避免同他的继任者形成对抗性的关系？如果需要脱身的话，那末怎样使他在政治上能生存下去的情况下摆脱他而又不损害他的地位？华盛顿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从而导致给伊朗的信号互相矛盾：应把国王粗暴地吊死，国王应退位，应使用军事力量，应遵守人权，军方应发动一次政变，军方应袖手旁观，应建立摄政等等。一位高级官员回忆说：“美国从未发出过明确一贯的信号。而是一会儿一种行动方向，一会儿是另一种，前后摇摆，从无决断。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些，作出一种抉择后坚持一种政策。”来自美国的这种不和谐的信号，肯定使国王及其高级官员不知所措，损害了他们的打算，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决心。同时，华盛顿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国王究竟病得怎样。
要迅速使美国对伊朗采取某些新的主张的努力由于以下事实而复杂化了，这就是，国王成了美国和其他地方新闻界厌恶和批评的目标，从而导致了一种人们熟悉的型式：从道义上批评美国政策，同时，以一些浪漫主义的和不现实的观点预测霍梅尼及其目标。一位著名教授在《纽约时报》上谈到霍梅尼如何忍让，“他周围的亲密顾问”如何“均由温和的进步的人士组成”，以及霍梅尼将如何“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一种急需的人道的统治模式”。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甚至走得更远。他说，霍梅尼最终将被人们称为“圣徒”。处于窘境的卡特总统立即感到，必须表明“美国不是在同圣徒打交道”。
自六十年代初以来一直介人每次中东危机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讨论伊朗局势的美国高级官员“首次系统性会议”直到11月初才召开，从日期上说，开得太迟了。这表明缺乏一致性已达到何等严重的地步。11月9 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威廉。沙利文在致华盛顿的题为“想一想不可想象的事”的一份引人注目的电报中表示，他终于遇到了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他说，也许国王最终不能渡过危机，美国应该着手考虑突发性事件和另作选择。但在华盛顿，并没有作出有意义的反应。而官员们的论战继续在激烈地进行。只是卡特总统亲手写便条给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询问为什么他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关于伊朗国内局势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沙利文大使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对伊朗的局势“束手无策”。 “血液奔流”
1978年12月是哀悼的一月，教徒们举行列队行进的仪式，按照什叶派的教义自我鞭打。高潮的日子是阿苏拉斋日，这一天纪念祭司侯赛因殉难，并象征对不合法的暴君进行不断反抗。霍梅尼许诺，这将是复仇和“血液奔流”的一月。他号召做新的殉难者。他宣称，“让他们杀五千、一万、二万。我们将证明血比剑更有力量。”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遍布全国，有些示威游行规模之大确实惊人。所有的反对派似乎已团结起来，军队正在崩溃。国王这时无所适从。他私下说，“独裁者可以屠杀人民而苟延残喘，而国王不能以这种方式行事。”可是，他该怎么办呢？并且，除了其他种种使他感到不体面和羞辱以外，还有人搞电话恶作剧。有人告诉国王，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正在从华盛顿打电话。毫无疑问，国王准备同美国的主要自由派和人权战士之一交谈，但他拿起电话听筒后，听到的一种声音只是一再重复的简单咒语：“穆罕默德，退位！穆罕默德，退位！”
石油服务公司的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已悄悄地着手准备一个撤离计划，使产油地区的一千二百名外国石油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安全撤出。这个小组搜集地图，寻找可以使用的沙漠简易机场，以便机场关闭时让飞机着陆。但是他们没有非常认真地作出这种努力。接着，一天下午，埃克森石油公司官员、伊朗石油服务公司总经理乔治。林克午餐后乘汽车回去工作。当他的司机停下车，走出汽车去开车门时，一名攻击手从路边跳出，把东西扔进汽车内。林克本能地打开车门跳出。片刻之后，汽车爆炸了。此后，撤离计划出现了新的严重问题。
罢工再次控制了产油地区，伊朗的石油生产量又迅速减少。局势相当严峻。伊朗石油服务公司负责经营的总经理助理保罗。格里姆是从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借来的人员。他的职位使他同工人们直接对抗。个子高大、直言不讳的格里姆直率地向一些出于害怕和惶惑而参加罢工的蓝领外国人发出警告：如果他们不回去工作，他们就要被解雇。而他则被挑选出来作为设法中止罢工的人。12月中旬，在格里姆驾车去工作的途中，有人驾车紧随其后，从车上向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