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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1979年夏季和初秋，世界石油市场处干无政府状态。它的全球性影响远远超过乔伊纳老爹在东得克萨斯发现石油之后的三十年代初期的影响，也远远超过西宾夕法尼亚石油工业最初期的影响。一方面石油生产者和商人的腰包鼓鼓囊囊的，另一方面消费者不得不把手愈来愈深地伸进口袋掏钱，以支付恐慌的代价。对许多兴高采烈的石油出口国来说，这是石油威力的另一次巨大胜利。他们认为，市场的承受力和他们所能赚的钱都是没有什么限制的。西方世界有些人阴郁地开始担心，利害攸关的事情不仅是世界上这种最重要的商品的价格，不仅是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完整性，而且是国际秩序和他们所了解的世界社会。 “世界危机”
1979年夏季，在离开吉米。卡特的内阁的人中还有詹姆斯。施莱辛格。施莱辛格不仅由于能源市场发展的局面而情绪沮丧，而且由于国际政治和美国的立场而沮丧。他决定在华盛顿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发泄他的感情，就像他四年以前所作的那样。当时，杰拉尔德。福特迫使他不当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异常忧郁，他打算他的这一次演说是劝告性的，是一种告诫。他开始援引温斯顿。丘吉尔写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世界危机》作为他演说的主题。正是在这本书的内容中，丘吉尔提到，他努力使英国海军从使用煤改为使用石油，尽管存在着要冒依赖伊朗石油的风险。现在，六十年以后，这种风险奇异地不可思议地成了现实。
施莱辛格说：“今天，我们面临着世界危机，其范围要比半个世纪以前丘吉尔所说的世界危机更为广泛，由于石油问题，这种危机变得更加凶多吉少。未来这种危机如果有任何缓解的话，也只是稍稍缓和而已。由于政治决定、政治上的不稳定、
恐怖行动或重大的技术问题而造成的石油供应任何重大的中断，都会招致严重的破坏……能源的未来是凄凉的，今后十年可能更加凄凉。”但是，正如施莱辛格后来谈到他本人时说的，“我不是一个沉思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这种局面不再能有所作为了。这样，他带着这种预示性的告别词，也带着某些解脱之感，离开了公职生活。不久之后，反映在他讲话中的悲观主义，以及对事态发展的深深的忧虑，具有更加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这种事态发展，施莱辛格把它看作是西方的日益衰弱，其他人则称之为西方的衰落。
34、“我们正在垮下来”
1979年五四月4 日华盛顿时间上午3 时之后不久，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政治官员伊丽莎白。安。斯威夫特给华盛顿市哥伦比亚特区国务院大厦第七层楼的通信作业中心，即国务院的通信神经中枢打通了电话。她的话使电话线另一端的华盛顿官员从沉睡般的寂静中惊醒过来。在德黑兰，那时已经是上午过半了。斯威夫特报告说，一大批年轻的伊朗人已闻入大使馆院子，包围了使馆办公大楼，并正在强行闯入其他大楼。一个半小时之后，斯威夫特又打电话说，攻击者已纵火焚烧大使馆的部分建筑物。又过了半小时后，她报告说，一些闯入者威胁要杀死就在室外的两名非武装的美国人，阻挡大门的书桌和沙发已被推开，并说，这些伊朗人已闯入办公室，即使大使馆官员极力继续不断地打电话试图同伊朗政府中掌权的某些人联系，也无济于事。斯威夫特继续用职业性的、注重事实的方式对电话线另一端震惊的收听人说，美国人的双手正被捆绑起来。“我们正在垮下来。”这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她刚说完这句话，一名在衬衫上别着霍梅尼图像的伊朗青年从她的手中夺走了电话听筒。接着，斯威夫特同其他美国人一起，都被蒙住了眼睛，带入禁闭室。电话线仍长时间地接通着，但无人在那里。接着是毫无动静。
在国王统治时期，美国大使馆有一千四百名官员；国王下台后，使馆人员减少，留有基干工作人员约六十三名。他们被一大批粗暴的后来被完全称作是“学生”的狂热者扣作人质。有些美国人不久被释放，留下五十人被拘留。这就开始了伊朗的人质危机。第二次石油冲击进入一个新阶段。它具有更可怕的地缘政治学色彩。
扣留人质的人把其特有的不满情绪集中在穆罕默德。巴列维以及美国同他的关系。他的父亲礼萨。汗曾在南非找到一块流亡之地。而这位儿子并非如此。他在自己的流亡中，成了过去传说中不祥之兆的现代版。他在任何港口都找不到避难所，似乎苦于永久地漫游。他前往埃及、摩洛哥、巴哈马和墨西哥。但是无人愿意让他留下。他是一个被拒绝的人，一名流浪汉，一个世界上很少对他予以同情的人。实际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去冒深不可浏的新伊朗的怒火。几年前，工业化国家尊敬的总理和恳求的内阁部长的一切奉承、恭维和巴结，全世界有权力的人的点头哈腰，这一切似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使事情更糟的是，癌症和有关的疾病正在损害国王的身体。值得注意的是，只是到了1979年9 月底，即在他被迫离开伊朗八个多月之后，美国高级官员才首次获悉，国王生了重病，而只是到了10月18日那天，他们才发觉他患了癌症。卡特曾强硬地拒绝允许国王到美国治疗。但是卡特政府的最高层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争论，加以亨利。基辛格、约翰。麦克洛伊、戴维。洛克菲勒和其他一些人开展了强有力的活动，问题终于得到解决，美国允许国王入境。他于10月23日到达纽约市。他用了一个假名，进入康奈尔医疗中心的纽约医院检查身体，但这一假名恰巧是美国副国务卿戴维。纽瑟姆的真名。使纽瑟姆感到不快的是，国王的出现立即被人知晓，并被广泛报道。
几天之后，当国王正在纽约接受治疗时，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出席了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阿尔及利亚革命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在那里，他会见了伊朗新总理默赫迪。巴扎尔甘及其外交和国防部长。双方讨论的主题是，美国怎样能同新生的伊朗建立关系。布热津斯基坚持说，美国将不会参加也不会支持任何反对伊朗的阴谋。巴扎尔甘和他的部长们抗议美国允许国王进入美国。他们坚持美国应允许伊朗的医生对国王进行检查，以确定他是否真的生病，或者只是掩饰一个阴谋诡计。
关于阿尔及尔会晤的新闻报道，登在国王到达美国的消息之上，这使巴扎尔甘的神权政治的和比较激进的对手以及年轻好战的原教旨主义者感到惊恐。国王是敌人和头号坏蛋。他在美国的出现，使人们重新回想起1953年，回想起摩萨台的下台，回想起国王飞往罗马和他胜利地恢复王位的情景。它也引起人们的担心，美国是否将进行另一次政变，并重新恢复国王的统治地位。美国这个大撒旦毕竟有能力干出最可恶的事。这是巴扎尔甘在同大撒旦的首席代理人之一布热津斯基打交道，而且，在国王到达纽约之后只有一个半星期的时间。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呢？ “处死美国”
这样，为伊朗人闯入大使馆提供了动力和借口。也许原先只打算进行静坐抗议，但很快变成了占领和大规模绑架，并把大使馆变成了非同导常的竞技场，在大使馆前面挤满了小贩。他们出售革命的盒式磁带、鞋子、圆领长袖运动衫、衬衣、帽子和热的糖甜菜。占领者甚至开始回答打到大使馆的电话，称大使馆是“间谍窝”。看来，霍梅尼和他的心腹人物曾对这次有计划的袭击有所考虑并予鼓励。他们趁机利用这次袭击，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是十分明显的。他们要利用跟着发生的危机，来除掉巴扎尔甘以及所有沾染西方和世俗污点的其他人，以巩固自己的权力，排除他们的反对派，其中包括霍梅尼所说的“喜欢美国的腐败的人”，并以主张神权政治的人士取而代之。到所有这些完成时，人质危机已持续了将近十五个月，确切地说是四百四十四天。每天，美国人看报上有关“囚禁中的美国”的新闻报道。每夜，美国人习惯于观看电视台播放的“被扣作人质的美国”的场面，其中包括狂热者高喊“处死美国”的反复合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广播公司以其深夜的人质危机节目，找到了成功地同约翰尼。卡森和“今夜演出节目”进行竞争的办法。
人质危机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七十年代世界石油市场上的权力转移，只是在全球政治斗争中发生的规模更大的戏剧的一部分。这好像是说，美国和西方的地位确实在下降，处于守势。看来，它们无法做任何事情来保护它们的利益，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正如卡特在人质被扣两天之后所概括的，“他们把球踢到我们这一边。”伊朗并不是动乱的唯一地方。倒霉的美国受到中东各种反对者的攻击，他们要把美国从这个地区赶出去。1979年11月晚些时候，在扣留人质的几周之后，坚决反对沙特政府和它同西方联系的约七百名武装的原教旨主义者，夺取了在麦加的大清真寺，这被认为是起义的第一阶段。后来，只是经过艰巨努力才把他们赶走了。沙特较大规模的起义从未成为事实，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