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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坐吃山空可怎么办呢？
恰好此刻汪精卫从东印度筹款回来了，带回了一万五千元。孙文凝眉细想，最后命会员陈楚南以此笔资金，创办了一个石料场，取名“中兴石山”，安排河口来的六百余人进去做工，以解决生活问题。
黄兴风尘仆仆从南洋赶到日本东京，一脚跨进《民报》社的门户，与正欲出门的章太炎打了个照面。章太炎猛然见黄兴来了，上前一把就扯住了他的衣服，大笑呵呵，说：“黄大英雄回来了，好啊，好啊！《民报》快揭不开锅了，你管不管？”
黄兴拿开章太炎的手，一屁股坐在章太炎的床上，说：“钱都用到起义上了，没有钱了。”
此时陶成章、汪东都在报社内，就与黄兴相见，互致问候。
章太炎一旁冷笑道：“你们搞的那些也叫什么起义，小打小闹却劳师动众，枉费钱财人命，岂能成功！”
黄兴说：“章兄，别说气话了，会中情况如何？” 章太炎一脸戚容，连连摇头说：“不堪提起呀！张继宣传社会主义，让日本人赶到欧洲去了。”
黄兴一惊：“日本人要抓张继，他跑了？”
章太炎继续说：“宋教仁穷困潦倒，郁郁不欢，酒醉之后便卧地狂歌；张百祥、焦达锋他们倒是活跃得很，到处联络人，不过他们成立了一个共进会，与本会分道扬镳了；刘师培他们回国了；至于我，唉，百无聊赖，意兴阑珊，一切皆空，就只等机会请高僧剃度，遁入佛门。这几期的《民报》大多赖皇帝帮忙。人心散了，同盟会看来也快倒台了。”
黄兴“嚯”的站了起来，大声说：“章兄，你也消极过火了。我这次赶来东京，就是要将同盟会的人心重新振作起来，你是会中重要人物，决不可徒呈书生意气！”
陶成章这时插话说：“黄兄言之有理，如今的问题是如何重振同盟会，我会人员遍布十八个行省，会员众多、人才济济，而总会萎靡不振，难以担负领导革命的重责。”
章太炎说：“克强重振同盟会，我自然支持。但这件事你必须先找刘揆一，将情况弄清楚了，再谈振兴不迟。”
黄兴便出了《民报》社，往找刘揆一。
刘揆一的寓所却大门紧锁，人不知去了哪儿。 黄兴又折而西行，往找宋教仁。
宋教仁却避而不见，顺小巷疾走，躲到别处去了。 黄兴无法，又去找焦达锋。
在共进会常聚会的华群社里，焦达锋与张百祥、吴玉章、刘公、居正、孙武等人团团而坐，正在开会，商量以中华山，兴汉水、光复堂、报国香的名号，将两湖四川的会党人物吸纳上山，然后烧香结盟，同心反满，又商量以十八星旗为国旗，表示十八省男儿的铁血主义，正议得高兴，黄兴敲门入内，众人一愣，面有尴尬之色。
焦达锋忙起身，引黄兴到了外面，笑着说：“黄兄又来东京了？你要找兄弟我？” 黄兴气哼哼问：“这是你们的共进会吗，为何立异？” 焦达锋笑道：“非敢立异，但同盟会干事慢慢腾腾，我等性急，等不及了，所以才成立共进会，要在长江流域联络力量反满。”
黄兴怒道：“如此乱立山头，将来革命成功了，大家听谁的，听同盟会的还是听你共进会的？”
焦达锋不服气，说：“黄兄比我还性急。如今兵未起，事未成，将来的事那可逆料。如他日同盟会兵盛势大，自然是听同盟会的，但若我共进会做了反满的主力，功大望高，那时当然要听共进会的。”
黄兴默然。焦达锋却又安慰黄兴，说都是为了革命，何分彼此。黄兴摇摇头，叹了口气，觉得无话可说，于是只得走开。
到了晚上，刘揆一回寓了。黄兴是晚就宿于刘揆一的寓所，问他会中详细情况。刘揆一见到黄兴，如释重负，两人连床，便把会中这一段事情全说给黄兴听。
宋教仁自孙文宣布纪律，不许他与章太炎干预军事后，情绪低落愤激，又因去东北联系马贼，花费不小，所以困顿非常。偶有刘师培等人召其小饮，则不醉不休，醉后即大骂：“不杀孙文、黄兴两个奸贼，革命断难成功！”
刘师培深以为然，也骂道：“孙文为大奸大恶，黄兴为助纣为虐的愚氓，有此二人，同盟会只好分崩离析。”
后日本人为夺我东北“间岛”，大肆制造舆论，宋教仁因去过东北，对间岛的位置确知，又在东京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写成《间岛问题》一书。其中大量引用日方、韩方的资料，证明“间岛”为中国领土。后来，日本派伊藤博文赴北京谈判间岛问题，宋教仁便欲将书稿寄回国内，以助中方谈判。日方却派人劝说宋教仁，说：“满清是你们的敌人，何故以书相助仇敌？不如将此稿高价卖给日本政府，如何？”
宋教仁坚决拒绝，将书稿寄给了当时兼任外交部尚书的袁世凯。袁世凯对此书极是赞许，忙给宋教仁汇来了润笔千元，又发电请其归国参与谈判，许诺可荐其在朝为官。
宋教仁苦笑说：“我系通缉有案的人，有国难归，袁公的好意只能心领了。” 宋教仁得了袁世凯给的一千元，除还旧欠，还有剩余，便请经常来往的朋友喝酒。朋友之中有人对其收受袁世凯的钱款不满，又听说袁欲荐他做官，便讽刺说：“闻听宋兄写书被袁世凯欣赏，又给钱、又荐你回国做官，他日我等回国革命，若被你拿获，还盼你用刑时手下留情。”
宋教仁怒道：“我写书乃是为了中国的一块土，岂是用此书来谋求做官，但此意又向谁去诉说！”因而大哭，将剩余的钱款全部散给贫困的学生。
宋教仁散完了钱，又穷得叮当响了，便找到章太炎，要求为《民报》打工。 章太炎说：“《民报》没钱，打工也是义务的，不给报酬。” 骨干会员们都比较穷困，给同盟会的会费自然就不好好交了，总部的活动因缺经费而无法开展。刘师培本来挺有钱的，但拖家带口来日本这么长时间，他与何震两人又大手大脚，不善理财，带来的钱就慢慢花光了。刘师培因找章太炎借钱，章太炎无钱，又找刘揆一转借，刘揆一也没有钱可借，弄得大家都不高兴，嘟嘟囔囔。
《民报》的经费也是越来越紧张了，以致章太炎常常向人诉苦。一日见到了刘揆一，又大诉其苦。刘揆一悄声说：“如今倒有一大笔款子，却不知该不该要。”
章太炎立刻睁大了眼睛，急问：“那儿的钱，快说给我？” 原来却是满清的肃亲王善耆派人来给同盟会送钱，而被派之人竟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曾任会中外交部长的程家柽。
程家柽，南京人，学识渊博，风度绝佳，擅长与人交结，而思想空明超脱，不拘泥于死板教条。日本政府颁布“限制留日学生规则”之时，北京的京师大学堂来函聘请他为该校教授。程家柽告别同志与朋友，将往赴任。
会内的同志担忧其安全，说：“北京为满清巢穴，你身为革命党，处其肘腋之下，一朝身份暴露，则死无葬身之地矣！”
程家柽说：“革命有三策，游说实力派人物革命为上策，我今受聘，正好在北京游说王公达官反满。虎穴虽险，对我来说却是游刃有余。”于是飘然归国，赴京师大学堂任教，又以学者身份和朝中权贵交往，颇受器重。肃亲王善耆在亲贵之中算是比较开明的人物，与程家柽言谈融洽，遂常相往来，有党人被抓入狱时，程家柽就托善耆周旋求情，重罪轻判。
徐锡麟杀恩铭一案之后，朝中亲贵人人惊惧，想到革命党已经打入了官场，那么，谁知那一天胥吏属官就会突然向自己动手。善耆想程家柽在日本留过学，又常为党人求情，一定和革命党大有瓜葛，便托他向革命党赠送三万元现金，以示友善。陆军部尚书铁良曾遭遇过暗杀，虽侥幸没死没伤，但至今思之，尚自心寒，于是也悄悄托程家柽向革命党斡旋，称愿拿出一万元赠送党人，只求党人不要暗杀自己。
程家柽受了两家之托，即来日本东京，找到代理庶务刘揆一，说明了来意。刘揆一却犯了难，不知该不该收满清王公大员的钱，就问程家柽：“善耆的三万元赠款可有附加条件？”
程家柽说：“没有，只是向革命党表示善意。” 刘揆一又问：“铁良的一万元可有条件？”
程家柽笑道：“铁良对我说：”革命党闹革命，他能理解，但能否只搞政治革命，不搞种族革命？即使非搞种族革命，那么可否不用暗杀的手段？即使非搞暗杀不可，满清权贵可杀之人甚多，又何必非要杀我铁良一人？‘“
刘揆一大笑起来，笑罢方说：“程兄，此事甚大，前一段因总理收了日本人的赠款而引起了一场绝大风坡，故此事我不敢独自决定。待我邀请会中执事们商量一下。你耐心等待几天，访访古旧，到处玩一玩，等我的消息。”
程家柽应诺。
刘揆一当下就召集在东京的会中干事等重要人物开会，章太炎也在坐，商量要不要钱的问题。满清亲贵给革命党送钱，这事听来颇觉新鲜好笑，大家笑了一回，这才探讨该不该要的问题。有人说：“白送我们的钱，如何不要，会中正缺钱，不要便是白痴！”有的说：“这是满清权贵的钱，我等即使穷困至死，也决不收仇敌的钱。钱固然重要，革命的气节却更重要！”
章太炎说：“善耆与铁良不过是用钱来买命，我等革命也不一定就非要他二人的命，只要大家都知道这回事，将此钱用于正当用途，想来应无大碍。”但他的话立刻遭到反驳。开了几次会议，事情却决定不下来，但消息渐渐在同盟会人中流传了开来。
刘师培此刻正缺钱用，得知这一消息，兴奋不已，手舞足蹈，大笑说：“我要时来运转了。” 何震问：“人家是给同盟会送钱，你发的什么疯？” 刘师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