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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傲然扬眉，说：“会员可随意攻击总理，这样的组织不取消何为？” 谭人凤大怒起来，胡须颤动着，指天划地，说道：“同盟会由全国的志士组成，何得由你一人说取消便即取消？无总理便无同盟会，无会员难道就有同盟会？陶成章与章太炎攻击你的时候，东京的同志并未附和，你怎可怪怨大家，况且你在外所有筹款，是用组织的名义，款项的开销去路，自然应让大家明白，为什么大家不能问？”
谭人凤比孙文年长，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大的人，好怒易激动，这番话也说得不是全无道理，孙文一下子倒真被他说得返不上话来。顿了一顿，孙文说：“好吧，待各分会负责人到来开会时，可在会上商议整顿会务的事。”
谭人凤说：“好，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于是回报宋教仁，说已和总理说妥，开分会长会议时讨论整顿会务之事，嘱宋教仁将整顿的办法早早整理出来，倒时拿在会上供大家磋商。
宋教仁说：“我在会上要说的问题多着呢，到时我自然一个不露，全都说了出来。” 但是各分会负责人及骨干的会议并未开成，因为没几天，日本警方便知道了孙文在日本登陆的事，于是派人到宫崎寓所，请孙文离境。孙文仰天长叹，只好匆匆离去，乘船赴新加坡。
孙文前脚刚走，黄兴又接着去了香港。谭人凤见说好的一切又落了空，他也不知孙文为何匆匆离日，大怒道：“孙文暗地里悄悄潜来，又暗地里悄悄潜走，是何作派，令人大为不忿！”
宋教仁说：“孙文走了，我等照样干革命，目前在东京的分会负责人有十一位，我们便将他们召集起来，另行协商革命大计。”
谭人凤说：“好，就是这样，将在东京的骨干人物也请来，一同会商。”于是先往找赵声说了开会的事，赵声同意，谭人凤又往来联络，约了林时爽、李伯中、陈勤宣、周瑟铿、邹永成等二十多人，这些人或是分会的负责人，或是热衷革命的会中骨干，会议地址便放在会员陈犹龙的寓所。
会议由谭人凤主持，唱主角却是宋教仁。宋教仁十分自信，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即联络直隶的新军，以东三省的新军与马贼为后援，起义后一举控制北京，擒获满清的首脑人物，然后立足京城，号令全国；中策是在长江沿岸各省同时并举，占领两湖两江之地后，两广浙闽可一鼓而下，然后挥师北伐，以捣虏廷；下策是在东三省或两广云南等边远省份举行起义，占据边疆要塞形成割据之势，然后向内地徐图发展，最后经艰难苦战，推翻满清。
宋教仁对三策作了一番说明，说：“上策险而难行，但见效可能最快；下策简便易行，但见效最慢，为今之计，莫若径行中策，用三年的时间在长江沿岸联络奔走、蓄积力量，然后一朝起事，当可控长江而与清廷对恃，此时武力北伐，便灭清有日。”
与会众人对这三策的提法颇感新颖，一时议论纷纷，比较各策的优劣长短。赵声筹思片刻，笑道：“遁初啊，我倒是同意以长江流域为起义的首选之地，但三年经营规划，何其迂缓！
如今人心思变，革命当如风急行，节奏太慢了，便可能大挫党人的锐气。“
宋教仁正色说：“三年时间，悠忽而过，真能三年经营，一朝成功，我觉得不是慢而是快了。试想满清经营中原已经二百多年，人民多已淡忘了汉家衣冠，况且受专制日久，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我等仅仅用三年时间就唤起了民众，这还能叫慢吗？”
赵声摇头，缓缓说道：“我虑的是军心一旦有了反意，那能耐得了三年时间，到时不受控制便将挥戈而起，那我等的计划不是落空了，到时措手不及，却将奈何？”
赵声这一说，会中许多人纷纷表示支持，不过仍有一部分同志感到赵声说的“如风急行”，真要做起来困难太大，因此力持慎重、反对冒险操进。谭人凤便打圆场，将宋、赵令人的意见加以综合，提出“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间”的原则，众人一致同意，当下便议定实行中策，成立组织，定名为“中部同盟会”，作为沿江地区革命的领导机关。
这时候，国内朝廷方面正酝酿宣布资政院开院。资政院只是个议政机构，没有制宪权，但朝廷欲将其作为以后国会的基础，所以院内三百名议员，钦定一百二十五名，其余的议员均由民选或由各省选派。
资政院开院之初，国会请愿案成为最热门的议题。立宪派组织的第三次速开国会请愿在这时达到了高潮。直隶、河南、四川、福建等省先后举行了数千人的集会游行，并要求本省的巡抚代呈请愿书给朝廷。北京的请愿活动是最热烈的，游行队伍的人数也最多，除各省咨议局的代表参加外，归国的留学生、应试的举贡优拔生以及美日等国的华侨代表也都参加了请愿游行。游行队伍到资政院递了请愿书后，又高呼着口号，直接到摄政王载沣的醇王府再递请愿书，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市民围观，惊奇赞叹。
此时又有十七个行省的督抚联名上奏，请求朝廷即设责任内阁，明年开立国会。载沣头大如斗，烦乱惶急，只好奏明隆裕太后，招王公大臣在御前会议，紧急磋商办法。王公大臣应召而来，顶戴花翎簇拥着，将太和殿挤得满满当当。隆裕怀抱溥仪，说：“我不懂立宪、国会这些事体，你等商量，看怎样对大清好，便怎样办吧。”
贝勒载涛就首先发言，说：“太后，立宪自然对大清有利，但国人程度太低，所以才有预备立宪一说，如今各省咨议局这些人性子太急，想一口吃个大胖子，频频号召人来请愿，若全听了他们的，那怎么行呢。”
肃亲王善耆说：“这些人被外面的人称作立宪派，他们之所以性急，乃是怕倡导革命的乱党占了上风，煽惑民众造反。如今督抚大员多倾向于立宪派，朝廷若不稍加让步，未免会失天下之望，人心一失，乱党之说就会乘虚而入。请太后明断。”
隆裕不说话，只示意众王公臣僚先陈述意见。 载沣见众人说来说去，莫衷一是，就皱着眉头，说：“好好的预备立宪，这些人就是爱折腾，要先开国会，国会是监督内阁的，内阁都没成立，开了国会干什么，制宪定法律？这些都是大事，怎能交给他们去干！”
议来议去，最后形成了统一意见，决定先设立内阁，同时将开国会的时间提前三年，算是对国人有个交代，也让立宪派们有个台阶可下。王公大臣们多数对权力都是极端迷恋的，谁想这么快就将权力交了出去，但又怕立宪派的人拼死闹腾，所以就搞了这个折中的办法，但大家又担心立宪派恃宠而骄，继续请愿，闹得无休无止，于是提出在上谕中言明：以后若再聚集人众请愿游行，便视为扰乱治安，当依法严办。
十一月十四日，圣旨下来了，除宣布即设内阁，将开国会的期限提前三年外，另以严厉口吻说道：“此已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以后再有无知愚氓借此煽惑，或希图破坏，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着令各请愿代表即日散归，各安职业，勿得滞留。”
此旨一下，立宪派们一时槽了，不知是该当欢喜还是该当愤怒，大家猛然间晕头转向。
请愿的确是请出了效果，但这效果又的确不是众人所想要的。立宪派们心中隐隐有个想法，就是以立宪阻止革命的发生，他们认为革命的破坏太剧烈了，所以要不遗余力的推动清廷尽快立宪，以避免似乎越来越临近的革命，但大清的王公大臣多数不领这个情，认为立宪派们只是想尽快立宪以为自己攫取权力，弄得立宪派里外不是人。
留在北京的请愿代表们心情难受，感觉从此以后在革命派面前是说不起话了，要用立宪来批驳革命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因而唉声叹气，对清廷大感失望。但溥仑贝子——钦定资政院的总裁怕众人心生怨恨，此后和朝廷离心离德，就忙派出了议员汪荣宝等和众代表谈心，将朝廷的为难一一说给大家，恳请立宪派们理解原谅。这一手倒挺厉害，谈过心后，江浙的请愿代表首先让步了。张謇怕进一步的行动导致与政府的冲突，反而影响立宪进程，便号召立宪派们为请愿成功而欢祝，许多省份接受了张謇的建议，假装请愿的目的已经达到，搞起庆祝活动来了，江浙两省还发电给北京的资政院，对朝廷允准即立内阁道喜致贺。这样，北京的请愿代表团无形中便解散了。
不过，直隶、湖北、四川、东北等地方的立宪派们对这样就结束请愿颇感不满，十分气恼。湖北咨议局长汤化龙一回到武汉，便怒气冲冲组织抗议游行，接着，四川、直隶也开始抗议游行，而奉天省的抗议最为激烈。
奉天的学生们成百上千涌到咨议局门前，刺破手指写血书，吁请议员们再次入京请愿。
接着三千学生游行到总督府前，高呼口号，要总督锡良代递学生的请愿书给朝廷。奉天工商各界这时也组织了万余人的游行队伍，打着血字旗，赴督府为学生们助威。总督锡良出府接见众人。三千学生齐茬茬跪倒在督府门外，对着锡良大哭，说：“不速立宪，国家必亡。而我东北子民必将先亡于异国铁蹄之下，日人俄人，虎视东北已久，朝廷此时难道还不觉醒吗？”
锡良流下泪来，也哭道：“众位同学，本督一定将你等的请愿书速呈朝廷，请朝廷体恤众同学爱国之心，早行宪政。”
十二月下旬，奉天咨议局派出的请愿代表又出发了，乘车路过天津。天津的学生群起响应，学生们怕自己力量单薄，又串联了咨议局、商会的人，聚集起三、五千人到督府门前递请愿书，要总督陈夔龙将请愿书代呈朝廷。但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