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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赵宋采用分散事权的办法削弱臣下权力，以防君弱臣强之弊。这种对臣下的不信任，使已被削弱的国家机器更加软弱无力。甚至造成“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的可悲局面。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地方势大，削弱了国家的整体力量。赵宋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虽扭转了这种局面，但矫枉过正，由于是以刻意分散削弱臣下与地方权力来集权的，旧疾虽去，新弊又生，结果走向反面：造成国家机器几同虚设，极大削弱了北宋的政治力量。
大宋克服唐末五代藩镇之弊，始终把军队将领视做潜在威胁，对之采取了一系列严密防犯的措施。其一，削弱地方军队。其二，实行养兵政策。从军者以当兵为职业，以军队为衣食父母，统治者养兵的本意就是要化害为利，增加稳定因素，也不愿强制淘汰老弱而影响军队的稳定。由于不能正常去弱留强，加上荒年大量从饥民中募兵，军队日益庞大而素质却日渐下降。养兵政策使宋军量增质降，数量虽众，军事素质不高，战斗力不强，难与强悍的辽军争锋。其三，使兵将分离。赵宋皇帝把将领掌握兵权视作最大威胁，为消除隐患，就须使兵将分离。很难想像，一个对自己手下将卒一无所知的统帅能率领他们去打胜仗；同样，将卒们也不会心悦诚服地听从陌生统帅的号令，为之赴汤蹈火。兵将分离的军队绝不会是能征善战的军队，宋人已经在担心，这样的军队“缓急恐不可恃”。兵将分离违背了战争规律，进一步削弱了宋军战斗力。其四，越俎代庖，遥控指挥。北宋将权最弱，连其在外领兵作战，皇帝也要多方干预。自古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领兵作战，将帅须审时度势，因敌制宜方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北宋将领却不得不按皇帝亲定的方略或授以的阵图指挥作战，并受其所派心腹监军的监视，监军代表皇帝，都不能违抗。战场情况千变万化，事前闭门造车而成的方略阵图往往不合实际，遵从则于事不利，置之不顾便是抗旨，弄得将领们进退维谷，手足失措，宋军许多失利都与此有关。其五，用将非人。为使将领易制，防止“帅强则叛上”之患，大宋皇帝选用将帅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其军事才能如何，而是是否恭顺听话，忠心不二。于是一些才能平庸但唯上命是从的人被委以重任。其六，军队配置重内轻外。北宋军队的全国配置也是以“防弊”为宗旨的。兵力配置不以御外敌为宗旨，专以防内患为目的：在京师置重兵以防诸道叛乱，其余军队则诸道分散配置，以免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重兵屯于内，兵势分于外。专意防内的军队配置，不能不削弱北宋对外的力量。
总之，赵宋防弊之政给其军事造成的损害最为严重，极大削弱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使其在辽宋军事力量对比上居于劣势。“守内虚外”的政策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将收复之事搁置一旁，故终北宋之世，燕云失地也未能收复。
2、帝国最大的政治疑案
赵匡胤之死及其弟赵匡义之即位，给后人留下了“烛影斧声”（或“斧声烛影”）与“金匮之盟”这两桩北宋初年最大的政治疑案，成了历史上的“千古之谜”。
正史中没有赵匡胤死亡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因此他的死为历史留下了又一桩悬案。
司马光《湘山野录》中记载，开宝九年十月，那天天气极为寒冷，宋太祖赵匡胤急唤他的弟弟晋王赵匡义进入寝宫，宋太祖斥退旁人，只留下他们两人自酌自饮。酒过三巡，已是夜深了，他见晋王赵光义总是躲在后边，极其害怕，自有几分得意。见殿前雪厚几寸，便用玉斧刺雪，还不时对他弟弟说：“太容易了，真是太容易了。”当夜赵光义依诏没走，留宿于禁宫。第二天天快亮时，禁宫里传出宋太祖赵匡胤已经死了的消息。赵光义按遗诏，于灵柩前即皇帝位。历史上所谓“烛光斧影”的疑案就指此事。
近年有些中外史学研究者提出，赵匡胤实为病殁。日本学者荒木敏一在《宋太祖酒癖考》一文中认为，赵匡胤素嗜酒，可能是得了高血压脑溢血之类的急病，抢救不及，才一命呜呼的。学者刘洪涛对此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既然宴会在宫内，太宗是仓促应召，宴席左右不曾离人，太祖入睡时无异状，又有侍寝守护，说是受了太宗谋害，就不可思议了”。“赵匡胤的死因是遗传性家族病，即是由于躁狂忧郁病愈后，又患了脑动脉破裂（脑溢血）症。”所以他的死亡实是病殁，不足为怪。因此，太祖之死并非太宗所杀，而“烛影斧声”之谜及历史传说，乃是后人捕风捉影的虚妄猜测。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太祖是太宗所杀。太祖之死极有可能是赵匡义在酒中下毒所致。酒中下毒是宋太宗的惯用手法，赵匡义早在开宝初年就结交豪俊，图谋不轨。到开宝九年（976年），他认为时机已到，就利用进宫饮酒之机，在酒中下毒，杀了宋太祖。也有人从宋太宗好色这一事实出发，指出，宋太宗因调戏太祖宠妃费氏，被太祖发现，遭到斥责，太宗乃起而杀兄，篡夺了皇位。
如果说宋太宗未杀其兄，那他是怎样登上皇位的呢？学者侯扬方认为，太宗即位并无太祖顾命，实属自立，他之所以顺利而毫无阻碍地登上皇位宝座，其原因就在于太祖统治时他有着显赫的地位。太宗年轻时曾参与策划陈桥兵变，有开国之功，后又为开封尹，封晋王，位尊权重，恩宠无比。而唐末到宋初，太子制度废置近百年，朝廷多以亲王兼京尹为储君。随着反对太宗即位的赵普罢相，太宗为亲王京尹俨然居储君之位。其时太祖诸子已成年出阁，但均未封王，更无太子之位，太宗故得以于太祖猝后无顾命而顺利入继。
如果说宋太宗弑兄篡位，那原因何在？皇权再分配不均，是赵匡义弑君杀兄、篡位夺权的一个原因。赵匡胤统治十七年，极力强化中央集权，但对其弟赵匡义发展私人势力缺乏应有的警惕。宰相赵普虽曾劝他除去匡义，但未被采纳，致使最后赵匡义起而杀掉其兄，登上皇位。在对待北汉、契丹的政策上，二人存在着严重分歧，这是另一个原因。另外，围绕着是否迁都洛阳的问题，也加深了赵氏兄弟之间的矛盾，而“烛影斧声”事件的出现，则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太宗篡权成功的原因：太宗蓄谋已久，太祖毫无思想准备；太宗选择了最好时机；太宗在宫中收买、安插了内线。太宗弑君杀兄，篡位夺权，在封建社会实属大逆不道，他自知难以服众，因此，除笼络收买当时的文人学士外，还想法为自己的即位制造合法的根据：所谓“金匮之盟”、“手足之情”、“天命所归”、“真命天子”。
关于“金匮之盟”，据文献记载，是说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在临终前要赵匡胤按立长的原则，在死后把皇位传给其弟匡义，再由匡义传给廷美，并要宰相赵普写成盟书，藏之金匮，交宫人密藏，所以又叫“昭宪顾命”。研究者们大都认为“金匮之盟”是伪造的，也有人认为所谓“金匮之盟”，实际是宋太宗的杜撰和虚构。
侯扬方认为，应考虑到宋初方承五代之乱，当时不仅北方的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威胁中原，而且中央集权局面尚未形成，四方割据，强藩军权未削。在此形势下，需要一位有丰富阅历及威望的君主，来承担君临天下、统一四方的重任。而继太祖后君位非太宗莫属，德昭难以胜任。太祖实际上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才以太宗为亲王京尹居储君之位，何况太宗又有开国之功。而昭宪太后临终前有此顾命，是有可能的。
无论是真是假，却都体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宫廷暗斗，其政治影响与社会影响却是深远的。
我们探讨一下“烛影斧声”与“金匮之盟”两件政治疑案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太宗处心积虑，夺得帝位，而皇位继承之谜，又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因此，宋太宗心理压力极重，急于建威树望，关注于防范内患，结果威望未建，而内患频作，导致无暇顾及政治大计，仅能循太祖之政而行，是以太宗时期，尽管经济文化均有发展，但积贫积弱之势已现，给大宋后世带来了莫大危害。
3、政治名医王安石的寂寞
历史上著名的变法：
战国初期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汉代王莽变法
唐代杨炎改制，推行两税法
宋代范仲淹“庆历新政”
明代张居正改革
清代百日“维新变法”
改革家在中国一直是悲剧性的、千古以来大多屡遭非议、谤声不断，更不幸的是身首异处者有如商鞅。不过，追论成功与失败，它们曾经存在于历史就不会了然无痕，至少为今天的改革者们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让这些不畏艰难的后来人，沿着漫漫的变革路，继续走下去。
北宋帝国、星汉灿烂，气象万千，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高峰处，然而，繁华背后，内忧外患，积重难迈。于是，一场希求破旧立新的变革就应运而生了，只是它一路走来步履蹒跚。而就在变法几十年后北宋王朝还是承受不了千疮百孔的命运，终于掩埋在了历史的废墟中，却将这段道不清功过是非的往事，永远地留给后人去评说。
公元1068年，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年轻的皇太子赵项继承大统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是个志向非凡的人，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张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它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