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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不断虐待和拷打。
为了达到对付一个顽固分子的目的，他们最后使用“文雅的举止”。在这个领
域里，虐待狂和刽子手的幻想带来了发明者为之骄傲的，如同中世纪“刑事询问：
的无数变异和新方法，这种中世纪刑事询问的伎俩已经由父亲遗传给了儿子。纳粹
主义设法找到的爱国主义的借口使那些看来正确的，至今还正常的人从下意识中进
发出极其可怕的本能。 有些人考虑到危险性拒绝做叛徒去看人学样。只有少数几个人对这种审讯方法
感到高兴。不论什么地方，连盖世太保的最小的“地方分站”都使用这些非人的手
段。
在蒙彼利埃的玫瑰别墅里，里摩日的蒂伏利胡同，法国的大多数监狱，巴黎柳
林街和劳里斯顿街的小室里，在盖世太保居住的所有房子里都回响着被拷打的爱国
者的惨叫声，还可看到他们流淌的鲜血。柳林街上的厨房设在二楼，厨师们在二楼
的第二百四十号和二百四十二号房间工作，但是他们经常被六楼里受“审讯”的牺
牲者的惨叫声弄得心慌意乱。
遭受虐待的不幸者经过监禁以后早已虚弱不堪。单单在法国的监狱里就死了四
万人。除此以外，还得加上被法国法庭，特别法庭和军事法庭判刑的人和法国集中
营的囚犯。牢房里拥挤不堪，有时候十五个人挤在一个七至八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房间里脏得几乎不能想象，犯人们满身都是虱子，依靠少得可怜的一点配给量充饥，
得不到亲人的来信和来访，与外界完全隔绝，如果谁在审讯时不屈服，不泄露还在
外面的朋友的名字，就需要百折不挠的勇气和超人的意志。有些人精神上和肉体上
都受到百般折磨。可是谁愿意冒斥责他人之风险呢？
象让·穆兰那样，成百人在毒刑下或者得病死去。还有其他一些人，象皮尔·
布罗佐莱那样，自杀身死或者在受刑之前就逃入死亡的寂静之中。
盖世太保认为，只要从一个人的口中逼供出最有用的东西，就可以把他押送出
去或者交给德国法庭。
押送意味着用强制劳动，疾病和非人的待遇来宣判慢性死亡。不幸者往往挤在
一辆锁住的、密封的牲畜车里被押送异地，上百人，有时候一百二十人坐在一节车
皮里，没有新鲜空气，没有吃喝。当这样一列火车经过三天三夜到达布痕瓦尔德或
达豪时，经常有四分之一的被押送者死在途中。
从一月一日到八月二十五日（押送的最后一天）为止，共有三百二十六列车次
离开法国，不包括上莱茵、下莱茵和摩泽尔省。每列车装运一千到二千人。押送数
字的增加反映了纳粹恐怖统治的强化：一九四零年有三列车，一九四一年十九列车，
一九四二年一百零四列车（人们看到，盖世太保
“掌权”后立即出现了直线上升的现象），一九四三年二百五十七列车。大约
有二十五万人被押送出法国，只有三万五千人归来。一九四二年有三百到四百人被
安置在达豪，一九四三年为一千人，一九四五年初为二千人或更多一些。
集中营里的气氛和生活在昔日囚犯所写的一些书里已经作了详尽的描述。处于
一个所谓文明的时代，在文明的国家里，经历过这场恶梦的人感到自己完全浸沉在
纳粹的世界里。奴隶们至死都在服从一小撮暴君，这个奴隶世界完全是纳粹主义旧
理论的产物。谁要是进了集中营，谁就永远别再想获得自由。在这个集中营里，党
卫队员对新来的人说：“这里只有一个出口处，那就是烟囱。”在另外一座集中营
里，接待他们的是块大牌子：“从大门进去，从烟囱出来。”这就是纳粹党人开的
玩笑，它的唯一的要点就是从炉子里出来的那股臭气。
集中营里的囚犯受到盖世太保背后的党卫队的控制。
为了监视集中营，希姆莱建立了骷髅队。这个专业化的党卫队小组隶属以奥斯
瓦德·波尔为首的党卫队的
盖世太保史
第二章 东欧地区的苦难
纳粹党人的暴行不受约束地袭击着东欧国家。他们竭力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
和暂时占领的苏联地区推行一种难以想象的有计划的灭绝政策。他们在西欧几乎可
以说是在玩弄花招，一会儿采取恐怖，一会儿要求合作，而在东欧用的却是另一种
方式，因为他们想并吞该地区，使它成为殖民地，为纳粹提供奴隶。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凯特尔根据希特勒指令，签发一项命令，委托希姆
莱维持被占区的秩序，并授权由他来独自负责采取一切他认为合适的措施，保证贯
彻元首的命令以及不必采取合法的行动，而是要使用“唯一行之有效的恐怖措施”。
“恐怖措施”由希姆莱领导下的“特别行动队”执行。根据最高统帅部和德国
中央保安局的协议，特别行动队由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工人员和盖世太保组成。他
们不是为了进军俄国，而是早在一九三八年进军捷克时就建立起来的。
施伦堡奉海德里希的命令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他们的目的是用恐怖手段去镇压
企图进行反抗的居民，并在“政治上清洗”这个国家。
一九四一年，大多数灭绝指令是由海德里希起草的。在那些指令里面，人们可
以找到他所喜欢的动听的词语，他几乎总是回避或不写“灭绝”这个词，而是写
“过筛”，“改善健康条件”，“肃清”，很少写“消灭”和“处决”。 一九
四一年五月中旬，海德里希委托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局）同最
高统帅部谈判有关在后方使用特别行动队的问题。缪勒一再表现出他的顽固性和思
想上的局限性，最后还是彻底败给了他的对手爱德华·瓦格纳上将。这时候海德里
希就把这项棘手的任务（该任务指的是在东部获得全权委任状）委托给那位具有外
交手腕的第四局（保安处外事局）的未来头头施伦堡去干。他准备让军人“吞服药
丸”。海德里希的指示是最明确的：施伦堡必须做到，陆军不仅要容忍特别行动队
呆在后方和作战地区，而且后方地区的司令官必须支持特别行动队、以及保安警察
和保安处的特遣队，向他们提供燃料和食品，服从他们联络网的支配。施伦堡成功
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样海德里希就可以在五月底签署协议。
接着，建立了四个特别行动队。这四个队按地理位置分散在前线。担任它们领
导的是经受过考验的老纳粹党人，因为他们摆脱了希姆莱喜欢谴责的那种良心上的
顾虑。
每个特别行动队配备一千到一千二百人，必须经过周密考虑后才能组织起来，
然后按一定入数分别组成特遣队。
在一千个人员当中，武装党卫队成员约三百五十个，司机和技师一百五十个，
盖世太保成员一百个，当地招募的外国辅助警察八十个，治安警察一百三十个，刑
警四十到五十个，党卫队保安处的成员三十到三十五个。其余的人分别担任翻译，
电报员，电传打字员，管理员和妇女工作，因为谋杀集团里也有妇女（每个特别行
动队里配备十到十五个）。当然，领导职务均由盖世太保的人霸占，少数不重要的
职务则有党卫队保安处和刑事警察的成员担任。
一九四一年六月底，特遣队准备在七月初开始行动。根据上级指令，一开始必
须“消灭”犹太人和政治委员。海德里希的德国中央保安局首脑的代表——武装党
卫队中将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于六月中旬专程从柏林去普雷茨，在一次会议上向
特遣队队长下达了这些命令。这些命令指出，屠杀包括儿童在内的全体犹太居民。
因此在里加一地就枪决了三万五千个犹太人。党卫队大队长兼警察局长埃里希·冯·
巴赫·采列乌斯基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骄傲地报告说：“埃斯特兰德一个犹
太人也没有了。”
这就表明了特遣队是如何同“游击队”进行斗争的。为了从中获得一个明确的
概念，有必要阐述一下党卫队戈特贝格将军领导的“科特普斯作战计划”的结局：
敌人的死亡人数：四千五百人；游击队嫌疑分子的死亡人数：五千人；德国人的死
亡人数：五十九人；缴获的武器：四百九十二支枪。
在九千五百个死者身上缴获的枪不到五百支。这些数字说明，为什么只死了五
十九个德国人，同时也说明党卫队把他们在半路上遇到的所有俄国农民都看作是
“游击队”。
驻白俄罗斯的帝国委员威廉·库贝在一封“科特普斯作战计划”的报告中写道，
“由于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多次枪杀，他们赐给和平居民的道义上的影响简直达到了
骇人听闻的地步。” 随着这些谋杀而来的是有组织的掠夺。所有可用的东西如：鞋子，皮货、衣服，
手饰、黄金、贵重物品被一抢而空。
妇女手指上的戒指被夺走；在枪杀犹太人之前，为了利用他们的东西，必须叫
他们脱光衣服，夺去他们身上的一切有用之物，掠夺物上交给德国中央保安局，再
由保安局把它们交给德国财政部。纳粹党人也利用谋杀来作为向国家提供资金的手
段。
许多亲眼目睹者描述了搜捕犹太人、屠杀犹太人时的情景。也许德国土木工程
师赫尔曼·格拉伯的描述最为详细，最有说服力。他是斯托布诺夫的一家德国建筑
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领导人。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四日夜晚，当罗夫诺犹太区里的五
千个犹太人被杀害时，他正好在那里参观工地。在这些不幸者当中，大约有一百个
人是在格拉伯那里工作的，所以他以缺少工人为理由设法营救他们。他寻访了一个
个突击队长并向当局呼吁，他是这天晚上悲剧场面的见证人，而这种悲剧在整个东
欧重演了上千次。在纽伦堡，他非常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