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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两个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他们的相互角逐，驱使这一个人来反
对另一个人。
一九三零年九月选举以后，以戈林为首的一百零七个纳粹党议员进入国会。格
利戈尔·施特拉塞属于他们中的一个。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从十二个议席发展
到一百零七个议席，戈林是唯一取得这样胜利的人。一九三一年十月，他失去了他
的妻子卡琳；她多年来患有结核病。现在他可以完全投身到政治界，把他的一生献
给在他看来已经成为半个上帝的那个人。
一九三二年初，选举总统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年迈的兴登堡总统到四月份任期
届满。纳粹党人认真地注视着希特勒的竞选，可是有一个障碍：希特勒不是德国人。
这时戈林突然有个天才的想法。多亏他在不伦瑞克政府里有两个纳粹党人朋友格兴
泰尔总理和克拉格斯内政部长的帮忙；希特勒才被任命为不伦瑞克驻柏林公使的政
府顾问。这样，他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德国国籍。从此，一切都进行得一帆风顺。二
月二十四日，他拿到了任命书，二月二十六日他宣誓并放弃他的工资。三月四日，
他辞去职务。仅仅八天时间希特勒就成了德国公民！
但是他在四月份的总统选举中受到了挫折。年迈的元帅仍在总统这个职位上。
三个月以后，在七月三十一日的国会选举中出现了一次真正的纳粹袭击高潮：纳粹
党以二百三十个议席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戈林所作的努力得到了报偿：他被选
为国会议长之后，搬进了紧靠国会大厦的那座宫殿。
国会很快又被解散了，因而不得不重新选举——那是一种逐渐变得庸俗化的走
过场，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二年在德国确实有过三十多次的选举。尽管纳粹党人
在新选举中失去三十四个议席而遭受挫折，戈林仍然是国会议长．他的职责是打开
通向那位老元帅的大门，他在危机中有求于元帅。现在危机几乎是接踵而来，他使
老先生想起了这个旧日的军官，原来在大战期间接受荣誉时，有人把他介绍给了元
帅。 作为国会议长的戈林曾有两次机会把事态的发展转到另一个方向。一九三
二年九月十二日，在巴本还未把由国会议仪长收到的解散法令交给他之前，他叫人
们对不信任提案进行表决，因为这个提案要强迫解散巴本主管的那个部；当巴本在
他面前对这个提案表示犹豫时，戈林就故意忽视这希特勒能够成立新政府。
因此戈林为希特勒效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个人的行动对夺权起丁决定性
的作用。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他已经把一部分重要的权力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这个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在取消德国人的自由和建立盖世太保等方面起了重
要作用。
当老元帅把总理职务托给那个在不久前还被他称之为“波希米亚上等兵”的男
人时，他提出了四个正式条件。第一，首先应该让巴本担任副总理。第二，牛赖特
留任外交部长。第三，巴本作为普鲁士总理应得到一个近似于帝国内阁总理的重要
官职。第四，当时作为德方代表离开柏林前去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的瓦尔纳·冯·
勃洛姆堡担任国防部长。
“这位老先生”想通过以上四个条件把纳粹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特别是想把
纳粹置于巴本的控制之下。纳粹党人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有决心扭转这个困
难局面。在这方面，戈林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戈林在电台发表讲话说，希特勒再过几小时就要担任
总理了。前几年蒙受耻辱的历史永远结束了。“今天翻开了新的一页，而且在这一
页里，自由和荣誉将奠定新的国家基础。”自由？！荣誉？！许多德国人很快就会
有机会在盖世太保的集中营和监狱里理解这些话的价值！
在新的内阁里，戈林必须顶住巴本这个对立面。他是不管部部长、国会议长、
普鲁士内政部长和航空界的全权代表。显然，巴本并不打算干涉航空事务，但是他
以普鲁士帝国委员身份想要在警察事务中监督戈林。因为普鲁士无疑是德国最重要
的一个联邦，而且柏林处在戈林的管辖之下。
因此，戈林首先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要剥夺帝国委员在警察中的权力，并亲自
掌握警察的领导权。此时，弗立克作为德国内政部长有权监视普鲁士内政部的活动。
虽然他不能对它颁布任何命令，但是却可以给它出一些难题。戈林禁止他部里的官
员回答德国内政部的询问。
戈林对警察发生兴趣已有多年。在他担任国会议员并在政府部门里建立持久联
系的时候，他就权迷心窍，一旦有了这种权力，他就可以建立一支组织良好的、可
以任意摆布的政治警察。在他的脑海里逐渐产生了一种成立秘密警察的设想。他曾
经有机会认识了普鲁士政治警察的头头，鲁道夫·狄尔斯。此人是马尔堡大学的
“永久大学生’，与其说要在课堂里找到他，倒不如说在啤酒晚会上找到他来得更
容易。他是某个封建团体的成员，而且是个有名的好色之徒。大家都知道，他是个
爱开玩笑的人，又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为了结束他那放荡的生活，他终于当了
警官。
他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充分利用迄今为止未发挥的特点：一种特殊的观察力和异
常敏锐的目光。
他在柏林警察局第一处工作时有机会发挥这种才能。
人们可以交给他任何任务，即使是非常困难的、违反常规的：只要事情对他大
有可为，他就会努力去解决。他如此巧妙地混入了柏林堕落者的圈子里，致使他可
以收买罗姆的私下信件。在这些信件中，这位冲锋队的参谋长毫无保留地说出了他
对同性恋爱的嗜好。这些信件落到了普鲁士政府的一个公务员的手里，他希望把它
们公布于众，给予冲锋队以致命的打击。
在争权夺利的那些年代里，纳粹党不得不公然对抗四万多件针对他们的诉讼案。
一九三二年底，党员总共被判一万四千年的监禁和一百五十万马克的罚款。在刑事
起诉中警察局第一处曾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三日，全德国警察对冲
锋队和党卫队采取行动，终于取缔了这两个组织。到处在进行抄家，包括冲锋队的
学校、军营、司令部。这两个纳粹战斗组织的活动一直被禁止到巴本政府取消禁令
为止。
由于这些事件，狄尔斯和他的同伴们一样陷入了困境，也许他还要陷得更深一
些，因为他表现得特别积极。他比他们有先见之明：他第一个知道，形势起了变化，
纳粹党人不久将是德国的主人。
八月份，戈林当了国会议长，狄尔斯并没有弄错。他谨慎地对这位新议长进行
了一次拜访，并向他呈递了秘密的档案材料，其中有过去调查来的、可使敌人动弹
不得的档案材料，而这些材料如今却在那里打瞌睡。精通业务的狄尔斯向戈林说明
了他所使用的渗透手段。正象他所梦想的那样，他可以成为一个政治警察，一个全
能警察。面对这些可以用来恫吓政敌的秘密档案，戈林知道该对他如何表示感谢，
并使他有可能巩固其在纳粹党内的地位。他已经意识到那种隐蔽方法的无声价值。
只有这样一种秘密力量才能把罗姆有朝一日企图使用的（不是为了党和元首，而是
为了自己）那批打手和吹牛大王的军队打倒在地。
狄尔斯似乎已经理解到，还得用其他方法博得戈林的欢心。戈林好充大人物。
他喜欢在国会或者在他的议会大厦里夸耀自己，每当公众在集会上向他欢呼时，他
总觉得乐滋滋的。遗憾的是，他是个穷极潦倒的贵族。那个到处都要插一手的狄尔
斯现在也同交易所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多亏他在那里得到的情报，戈林才能幸运地进行投机买卖，根据自己的地位和
奢望轻易出场。狄尔斯就是这样成为戈林的心腹的，而且他还采用不可靠的冒险行
为，甚至把他的伙伴拉入帮凶的行列，以达到高官厚禄的目的。
纳粹党人掌权时，用来巩固他们政权地位的警察机器业已准备就绪。长期以来，
狄尔斯拟定了消灭共和政体的警官名单早在二月八日，即纳粹掌权的第三天开始清
洗，只留下了三分之一不会干坏事的老人马。在警察的名单上充斥了清一色的纳粹
党人，他们都是从党员或者从冲锋队和党卫队中挑选出来的。戈林把政府高级顾问
狄尔斯放在新警察的领导岗位上。
狄尔斯的那种疑神疑鬼的性格和那种放荡的、屡教不改的生活习气并不妨碍戈
林。难怪希尔马·沙赫特博士以后说道，当时“酒癖是纳粹思想的最基本的要素之
一”。
狄尔斯知道，他的主子和上司由于竞争的缘故成了罗姆的对手。但是他自己同
冲锋队的领导，尤其同罗姆，还有柏林—勃兰登堡小组的领导恩斯特、柏林冲锋队
队长赫尔道夫伯爵和后来的柏林警察局长以及冲锋队来来的参谋长维克多·卢策都保
持着友好的关系。他始终不渝的老习惯是玩弄两面手法，利用与他们的关系收集一
些资料，这些资料在不久的将来可以证明是最最有用的。
清洗警察的工作几小时后就结束了；接着马上开始镇压政治上的敌人。对此，
冲锋队、党卫队和警察紧密合作。
首先剥夺共产党的领导，然后剥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冲锋队在柏林附近的奥
拉宁堡建立——个“私人”集中营。成百个无辜被捕者被押送了进去。前总统埃伯
特的儿子和普鲁士邦社会民主党主席恩斯特·海尔曼同许多其他的知名人士一起被
关在那里。戈林不仅知道冲锋队的其他四十个集中营，而且也知道这个集中营的存
在。 ’党卫队在柏林本地建立了自己的监狱。它设在巴佩将军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