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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好南非人变坏也是由于外国人的腐蚀作用所致。
普雷斯顿看那份自传。
我于1925年8 月出生于北德兰士瓦省的农业小镇杜威尔斯克鲁弗，父亲是镇外
穆赛基谷的一个农民。我是他的独生子。父亲劳伦斯。马雷是一个纯南非人，但母
亲玛丽却是盎格鲁人。这样结合在那时是很不寻常的。但也由于这个，使我长大后
既懂英语又懂南非语。
我父亲比母亲大许多。母亲身体虚弱，在我10岁那年，她死于伤寒。那时，伤
寒时常席卷那一带。我出生时，父亲46岁，母亲只有20岁。他主要种土豆和烟草，
还有麦子，还养鸡、鹅、火鸡、牛、羊。他一生中都热惰支持统一党。我的名字就
是按照简。斯马茨元帅的名字起的。
普雷斯顿停下来，问：“我想，这些不会影响他加入吧？”
“一点也不影响，”维尔扬看着那份文件说，“那时统一党还掌权。国民党只
是在1948年才占领了农村。”
普雷斯顿继续读下去。
我7 岁时，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地方小学校读书。12岁时，进入了五年前成立
的马伦斯基中学念书。1939年战争爆发后，由于我父亲是大不列颠王国的崇拜者，
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坐在屋前廊下听收音机。欧洲战争的每一条新闻都仔细听。我
母亲死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但我很快就想参军去打仗。
1943年8 月，我18岁生日后的第三天，我告别了父亲，坐上了开往彼得斯堡的
火车，然后，换乘向南去比勒陀利亚的火车。我父亲送我到彼得斯堡，他站在站台
上，挥手告别，送我上战场。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情景。第二天，我走进比勒
陀利亚的国防部司令部，经过正式检查，签了字。我被派到罗伯特高地营去接受基
本训练、内务训练、队列操练和学习使用轻型兵器。在那里，我自愿申请戴上了红
领章。
“‘红领章’是什么意思？”普雷斯顿问。
维尔扬停下写字，抬起头。“那时，只有志愿兵才能被派到南非境外去打仗，”
他说，“不能强迫。到国外去打仗的志愿兵都发红领章。”
离开罗伯特高地营地，我被派到德拉雷团威特沃特斯兰德步兵营。在图卜鲁格
战败后，该营又改编成德拉雷团维茨营。我们被用火车送到彼得马里茨堡附近的海
帕道克中转站，编入南非第六师预备营，等待开赴意大利。最后，我们在德班乘上
轮船，穿过苏伊士运河，1 月末，在塔兰托登陆。
那个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花在进军罗马的旅程上了。那时，先是随着第六
师，后来跟着第十二南非摩托化旅和第十一南非装甲旅。我们的维茨营穿过罗马之
后，又向佛罗伦萨推进。6 月13日，我和C 连的一个搜索巡逻队在奇安蒂山区的贝
奇尼山巡逻。天黑以后，在浓密的树林中，我掉了队，几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已被
德军赫尔曼。戈令师所包围，像他们说的那样，我被“装进了口袋”。
我很侥幸地活了下来，但他们把我和一些同盟国战俘装到卡车上，运到一个临
时集中营，位于佛罗伦萨以北的拉塔里纳，我记得，海军陆战队二级准尉斯奈曼就
是南非国民大会的老战员。在那里没待多久，因为同盟国正从佛罗伦萨向这边推进。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突然转移，一片混乱，一些战俘企图逃走，都被射死了。他们被
丢在路上，卡车从身上辗过。我们又从卡车上被装进一些运牲畜的火车里，向北走
了多日，穿过了阿尔卑斯山，最后到达了慕尼黑以北25英里处的穆斯堡战俘营。
在这儿也没待多久。大约14天后，我们一半人又离开穆斯堡，来到铁路，又被
装进牲畜车。车轮滚动了六天六夜，横穿德国，几乎一点吃的喝的都没有。终于在
19M 年8 月又下了车，向另一个更大的集中营行进。我们发现，这儿叫做344 号集
中营，在波兰的拉姆斯道夫，靠近布雷斯劳，那时还属于德国的西里西亚。我认为，
344 号集中营是最糟糕的集中营，里面有11000 名同盟国战俘。食物极缺，实行配
给，忍饥挨饿，主要是靠红十字会的救济包维持生命。
由于我当时是下士，便叫我去干活。每天与其他人一起被用卡车送到12英里以
外的合成汽油厂干活。那年冬天，西里西亚平原非常寒冷。一天，正好是圣诞节的
头一天，我们的卡车抛锚了。两个战俘在修车，德国警卫看着他们。我们一些人被
允许从车尾跳下来，一个年轻的南非战士盯着仅仅30码以外的松林，看了看我，扬
了扬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去做，一刹那间我俩就在没膝深的雪地上奔跑起来，
我的同志们在那里推推撞撞地干扰警卫瞄准。我们活着跑到松林边，一下子钻进了
密林中。
“你想去吃午饭吗？”维尔扬问，“我们这儿有个食堂。”
“能不能送点三明治和咖啡来？”普雷斯顿问。
“行。我打个电话。”
普雷斯顿又继续看简。马雷的故事。
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虽然逃出了油锅，但又掉进了火坑。只不过没有火，代
替它的是一座寒风凛冽的地狱。温度达到零下30度。我们用纸包上脚再穿到靴子里，
但靴子和大衣都不足以抵挡寒冷。两天以后，我们就非常虚弱而且到了绝望的边缘。
隔一天的夜里，我们躲在一个破棚子里睡觉，突然被人粗暴地捅醒了。我们以
为是德国鬼子。由于我会南非语，也能听懂几个德语词，但他们说的不是德语。他
们是波兰人。我们被一些波兰游击队发现了。他们走到跟前，把我们当成掉队的德
国鬼子，想打死我们。但是，我拼命地叫喊，说我们是英国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
好像懂英语。
看来，布雷斯劳和拉姆斯道夫城镇里大多数居民是德国民族，但农民却都是波
兰人。由于俄国人的逼近，不少农民都进入树林中阻截德军的退却。有两种游击队
：共产党的和基督教的。我们很侥幸，抓住我们的是基督教抵抗力量。我们一冬天
都跟他们在一起。东边，俄国人的炮声隆隆，越来越近。后来，在一月份，我的同
志得了肺炎，我千方百计地护理他，使他渡过难关，但由于没有抗生素，他死了，
埋葬在森林中。
普雷斯顿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呷着咖啡。他看到，只剩下几页了。
1945年3 月，俄国军队突然出现在我们附近。我们在森林里听到他们的大炮顺
着大路轰轰隆隆地向西开去。波兰人宁肯困在森林中，但我却忍受不住了。他们给
我指点了走出森林的道路，一天上午，我踉踉跄跄地走出森林，举着双手，向一队
俄国士兵投降了。
起初，他们以为我是德国人，差一点儿把我打死。波兰人教会了我用俄语喊
“英国人”，我便重复地喊着。他们放下枪，找来一个军官。他并不会说英语，但
他检查了一下我的身份识别牌，向他的手下人说了一些什么，他们都笑了。如果我
想被送回国，那我就大错而特错了。他们把我交给了内务部人民委员会。
在一个又一个潮湿冰冷的牢房里，我被单独地关了五个月，受尽了残酷的折磨。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审问我，企图使我承认是间谍。我拒绝了他们，他们便把我剥光
衣服，扔进牢中。在春末（当时在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但我并不知道），我的身体
开始垮下来，他们便给了我一个地铺和稍好一点儿的食物。当然，按我们南非的标
准，那种食物是根本不能吃的。
后来，可能上边传下来什么话，1945年8 月，大多数人都死了，他们把我装到
卡车上，开出很远，最后，在德国的波茨坦，把我移交给英军。英军对我太好了，
我在位于德国比勒菲尔德郊外的部队医院里治疗一个阶段后，便被送到英国。在格
拉斯哥以北的基勒恩英军医院又治疗了三个月。最后，于1945年12月，搭乘法兰西
号轮船从南安普敦返回开普敦，于今年1 月底抵达开普敦。
正是在开普敦，我听说我的父亲——世上惟一的亲人——死去了。这沉痛的消
息使我非常忧伤，身体又垮了下来，住进了开普敦的温伯格部队医院，一直住了两
个月。
我现在出院了，得到了健康证明书。值此，我申请加入南非外事局。
普雷斯顿合上卷宗，维尔扬抬起了头。
“你看，”这位南非人说，“从那以后，他的工作一直是稳重的，虽然没有惊
人的壮举，但也无可非议，熬到一秘。他在国外任过八次职，所有的国家都是坚定
地亲西方的。这就不少了。但他是个光棍儿，干这一行是较合适的，只有大使级和
部长级才需要有夫人。你仍然认为他在这些工作中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吗？”
普雷斯顿耸了一下肩膀。
维尔扬靠过来敲着卷宗说：“你看到这些俄国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吗？这就是为
什么我认为你搞错了，普雷斯顿先生。所以，他喜欢冰淇淋，并且拨错了电话号码，
偶合而已。”
“也许是。”普雷斯顿说。“这个自传，有些不对头的地方。”
维尔扬上尉摇了摇头。“你们的奈杰尔。欧文爵士一跟将军联系，我们就把这
份档案调来了。我们审查了一遍又一遍，都是绝对准确无误的。每个名字、日期、
地点、兵营、军事单位、战役和细节都是准确的。就是战前在慕赛基峡谷所种植的
作物都考察过了。搞农业的人肯定了解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