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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工厂的那一天，陆军部队的人讲了很多关于物理学家对陆军有多么
重要的话。然后，他们要费曼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齿轮的设计图，看数字
算得对不对。这项工作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这个部门的领导渐渐地认
识到费曼的才能，并开始和费曼讨论一些问题。
法兰克福有一个机械工程师设计一个产品，很长时间未能完成。有一次，
他设计了一个全是齿轮的盒子，其中有一个直径20公分左右的大齿轮，上面
有6条辐条。这个人兴奋地问：“你看怎么样？你看怎么样？”
站在他旁边的老约翰回答：“很好！你只要在每条辐条上做一个让轴穿
过的地方，这样齿轮才能转！”原来这家伙设计了一个轴从辐条之间穿过！
老约翰继续说下去，告诉他们有一种叫轴承通过器的东西。那是大战期
间德国人的发明，用以逃避英国人的扫雷艇，以免他们发现德军控制水雷的
钢索，而水雷就在水面下面某一深度。有了这种轴承通过器，英军的扫雷艇
便能顺利通过德军的钢索而发现不了任何东西。但老约翰并不真的要那名机
械师弄得如此复杂，他应该重新设计把轴承装置装在别的地方。
每隔一段时间军方就派一位中尉军官来视察，老约翰告诉他们由于他们
是个平民单位，这位中尉比他们当中任何的官阶都要高，并叮嘱：“千万不
要告诉中尉任何事情，一旦他开始认为他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他就会给我
们很多指示，然后把事情都搞坏了。”
那时费曼正在埋头设计，中尉来时，他假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
奉命行事而已。
“你在这里做什么？费曼先生？”中尉好奇地问。
费曼故意含含糊糊地回答：“我在这里画一连串的线，然后我得从中心
点依照这个表测出不同的距离，然后把它列出来……”
“那么，这是什么东西？”
“我想是个凸轮。”事实上，这个东西是费曼正在设计的一种机械，但
他假装不知道。
中尉无法从任何人那儿得到任何东西，所以费曼他们的工作进展得很顺
利，在制做这个机械计算机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一天中尉又来了，他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假如侦察员和炮手不在同
一个地点，你们会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使费曼他们大吃一惊。事实上，这个中尉却提出了一个费曼他
们恰恰遗漏的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会使得整个工作变得一团糟，成了一个
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暑期来临时费曼接到第一个真正的设计工作：一个可以把一组点画成一
条连续曲线的机器，它来源于英国新发明的用来追踪飞机的“雷达”。那才
是费曼生平第一次做机械设计，所以总有些担心自己不成功。
他去找了那些布置这项工作的人。他说：“你是机械工程师，我对机械
工程是外行，而我刚接下这份工作。”
“那并没什么，”那人说：“你瞧，我告诉你。要设计这些机器你必须
知道两个原则。首先，每个轴承的摩擦力有多大，每个齿轮接合点的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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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少？从那些数字，你就能算出需要多大力才能推动这个东西。其次，当
你有齿轮比例时，例如2比1，而你不知道应该做成多少齿时，你可用以下
方法决定：你去查一下波士顿的齿轮目录，选择位于列表中间部分的齿轮，
数字高的这一端齿太多很难制造。如果他们能做出更细的齿轮，他们会把表
上的数字提得更高。列表上数字低的这一端齿轮的齿数太少容易断。所以最
好的设计都采用列表中间部分的齿轮。”
费曼从设计那台机器中得到很多乐趣。只是从表的中间部分确定齿数，
把它和其他技术结合起来，费曼也可以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了。
军方并不希望费曼在暑期结束后返回普林斯顿攻读学位。他们一直对他
灌输爱国思想，并且答应如果他留下，将让他做一整套的计划。
问题是要设计一个类似先前的那种机器。他们称之为导弹器，但费曼认
为这个问题较简单。因为炮手会跟踪在同一高度的另一架飞机的后面。他的
机器会自动使炮管倾斜到正确的角度并且点燃引信。
身为此计划的主持人，费曼可能要飞到亚伯丁去取射击表。无论如何，
他们已经有了一些预备资料。他注意到飞机可能飞行的大部分高度的材料他
们都没有。因此便打电话去问为什么没有有关飞行高度和引信资料，其结果
是让他们使用火药引信，而不是定时引信，这种引信在那种高度都不能用，
因为它们在稀薄的空气中会熄灭。
费曼试图改变引信在不同高度空气里的燃烧点，没有成功，而引信对于
一个能在正确时刻引爆的机器来讲太关键了，因此，费曼感到这种工作太难
了。只好罢休，所以就回普林斯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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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说中国话
有一段时间，费曼住在巴西。这里炎热的天气，茂密的雨林，深深地吸
引了他。不仅如此，费曼还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同时还用葡萄牙语讲授物
理课。后来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有一次他被邀请参加贝契尔教授举办的聚
会。在费曼到达之前，贝契尔就向他的宾客说：“费曼这家伙自认为很聪明，
因为他懂一点葡萄牙语，所以等会儿他来了我们教训教训他。这位史密斯太
太 （她是俄罗斯人），在中国长大，我们就让她用中国话和费曼打招呼。”
对这一切事先费曼一点不知道。当他来到贝契尔家时，贝契尔一一向他
介绍那天邀请来的贵客：“费曼先生，这位是某某先生。”
“久仰久仰，费曼先生。”
“这位是某某先生。”
“见到您很荣幸，费曼先生。”
“这位是史密斯太太。”
“嘿！你好！”她用中国话说道，然后弯着腰鞠躬，而费曼根本听不懂
中国话。
费曼大吃一惊，猜想唯一的反击之道就是用同样的方式回复。然后他有
礼貌地对她鞠躬，信心十足地模仿道：“哎！侬啊！”
“喔，老天！”她大声惊叫，完全失态了！“我早知道这可能发生，我
讲北京话，而他却会讲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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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3次签名
有一次，一位本地市立学院的教师来找费曼，问他可否去那个学院作一
次演说，并答应给50元的报酬，费曼对他说钱并不是主要问题！但那是所市
立学院，对不对？
“对！”
在当时与政府打交道时，总是要进行各种名目的签字形式，有的甚至要
签很多次，以答应保证执行某些要求，有一次费曼曾签名多达13次，所以这
一过程让人感觉很难忍受。所以他这次笑着说：“我很乐意演说，但只有一
个条件，”费曼继续说：“我不肯签名超过13次，包括支票在内！”
那家伙也笑着说：“13次，绝对没问题！”
所以他们就开始出发。首先，费曼必须签名保证效忠政府，否则他就不
能在市立学院演说，且必须签两次。然后他必须给市政府签某类承诺。总之，
签名的名目繁多，而且次数不断增加。
费曼必须签署说明他是合格聘用的教授，当然，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市立
学院的人不会聘用自己亲近的人，甚至去雇用那些根本不会演说的人。有五
花八门的事情需要他保证，而签名次数也不断地增加。
经过这一阵忙碌之后，刚才大笑的那个家伙开始紧张了，因为费曼的签
名已整整12次了。剩下一次签名可以留下来领支票，所以费曼还是直接去进
行演说了。
几天以后，那人送来支票，而他心里却捏着一把汗，因为，费曼在签名
领支票前还必须签一次名，以说明他确实演说过，否则不能给支票。看来，
费曼的签名要超过13次了。
费曼对他说：“你听着，我已签名达12次了，如果我在这个表格上签字，
我就无法再在支票上签字。但我演说时你明明在场你也听到了我的演说，为
什么你不能在此签名？”
那个人回答说：“如果那样的话，那不是很愚蠢吗？”
“不，”费曼答道：“因为我们早先有协定，我们不认为签字会高达13
次，而且，我们都同意这一点，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遵守诺言，不能言而
无信。”
那人回答他说：“我的确努力过，到处打电话，想尽一切办法，而他们
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在此表格上签字，否则你拿不到钱。”
“那倒没关系，”费曼说，“我只签字12次，而我也已经演说过了，我
也不需要这笔钱。”
“费曼先生，您这样做的话会令我内心很不安。”
“这倒不必，我们有过君子协定，你也不必担心。”
隔了一天，那人又打电话过来：“他们一定要把钱给你！他们早已把钱
寄出。”
“好！如果他们非要把钱给我，那就给我吧！”
“但是，你非得签那张表格不可。”
“对不起，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在那张表格上签字！”费曼很坚决地回绝
了他。
他们毫无办法，事情只好僵持着。同时，也没有可以不签字就领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