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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开车绕到房子后面，我看见从客厅铺到卧室的那么大的阳台，心旷神怡。最主要的是，我很喜欢听风吹树木的声音，这让我感到平静，就像躺在某些挂历画里的地方：骑马牧羊，背倚大山，四周都是繁密的森林，且房子前恰好有一潭湖水。我本身是没有这样的想法的，是我那位招呼都没打就不见的女朋友在某天拿着一张挂历来到我面前，对我说了上述的话。我当时说：“你这个笨蛋，这样的房子，电也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煤气也没有，电话线也没有，到晚上吓死你。”
但是每当我听到风和树木发出的“沙沙”声，我总是想起这情景。虽然我肯定我丝毫不喜欢那个人，但是我肯定每个女人总能在别人心底留下一些东西。
王超开车离去。末了我最后看了一眼那让我喜欢的阳台，发现卧室的窗开了。我的记忆中似乎那是关着的，而且刚才看的时候也没见打开。难道这房子里还有别人？我想得头皮发麻。又一阵风出来，我想，是风吹的。
开车经过前门的时候，我们同时发现一个中年男子在楼梯门前拼命摇门。
晚上我们吃饭。吃完饭王超积极驾驶，带我们绕了这城市的每一个旮旯，我们甚至知道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机构的所在地，比如专门研究一种灭绝动物的研究所，专门实地测量房间面积以便精确地计算和推测你所购买的床肯定小过你的卧室的一个公司，专门生产自行车脚踏板上面的荧光条和隔壁专门制作某特定大小显微镜的防尘套的工厂，专门负责监督人口普查过程是不是准确并且自己还要再普查一遍的一个有将近三十人的政府办公室。逛完以后实在没有事情做，我们只好再吃一顿宵夜。
半夜时分，健叔还不想回旅馆，王超似乎还没开够车，我没有任何态度，于是我们就将车停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
我把我下午看房子看见的怪事告诉了王超和健叔。
健叔吓得说不能住那房子。王超说：“你那是胡说，我去看的时候明明那窗就是开着的
，我还朝窗外丢了一个烟头呢。”
我说我在楼下看的时候肯定是全关着的，我怕下雨还特意仔细看了一眼，等最后一眼的时候才发现开了。
健叔是最感到害怕的一个人，想来如果可怕的事情发生，最可怕的就是健叔不能跑还不能打，标准不过的坐以待毙。王超说：“我才不相信任何的鬼神。”
我其实从来不相信鬼神。但是我从小就固执地认为，空间是固定的，而时间是抽象的。就是说，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有不同的事物和我们分享着不同的时间。我们是不能彼此看见的，在大部分的时间。而我们是不能和比我们更加未来的事物分享这时间，就如同在另外一个时间里，那批事物总是和过去的事物分享着这时间。
而时间其实是一个静止不动的东西。只是我们误解了时间的意义，让时间不断向前移动。空间的固定和时间的静止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静态。好比我在某个时间看见了之前发生的事情，而其实在我们看来，是因为那件事情留下了太多强烈的精神力量，让它能够长时间的停留在空间和时间的某个交叉里。而与此同时，在我们看见以前发生的事情正感觉到恐惧的时候，那件事情在那些事物的那个时间里，正在真切地发生着。无论是战争或是谋杀或是交通事故，因为一个人或者很多人的精神在瞬间释放了，也就是说，他们死了，但又不是正常死的，所以留下了强烈的讯号。
这些讯号有时候异常地强烈，但是他不能做出任何事情。就是说，他只能借助在他出现的那个无限个时间里的无限个事物中以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某些事情。这取决于那讯号是否强烈到可以控制在同一个空间里而不同的时间里的另外一个生物。
这样就很好解释很多恐怖的事情。那不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的事情，却在同一个空间里出现了。时间和空间的运作是那么复杂，你总要允许在这复杂的平衡里出现一点失误，就是你看到不同时间里发生的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表达完自己想法的时候，王超和健叔已经睡得不知道在哪个时间里了。而叙述过程中惟一的反馈就是王超的一个“去你妈的”。
《一座城池》 第一部分某时某地能遇见可以托付的贵人（3）
我看着窗外，这城市也已经休息了，但周围却源源不断地开过警车。我想可能今天是宣称了很久的“扫黄日”，警察都出动扫黄了。从我到这个城市开始，我看见的第一个广告就是宣称今天为“扫黄日”，这天不但要在各个社区宣传艾滋病和性病的防治，还要在晚上十点开始进行大规模扫黄。为了这次扫黄，公安部门一定作了很多准备，当然，KTV、桑拿和嫖客也作了很多准备。
在警灯灯光摇晃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我们三个就在车里睡了一夜。醒来的时候城管已经在橱窗里贴上了新报纸。我满身臭味地下车，看了一眼新的报纸，惊奇地发现“扫黄取得巨大成功”的头条消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这里的报纸效率都很低，基本上死人已经火化了报纸上才出现让参加追悼会的讣告。而且我每次出门只要看几眼当日报纸，基本上就能了解国家主席两天前在干什么。
报纸上说，城市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市民在闲暇的时候都喜欢去市图书馆看书或者博物馆参观，以前泛滥的嫖娼现象因为社会风气的好转而得到了根本的扭转。在昨天的扫黄日中，公安系统调集了一千多警力，对全市一百多家娱乐场所进行了突击的检查，结果发现无一色情服务。为了纪念这让人欢欣鼓舞的日子，市委市政府决定把每年的这个时候定为“扫黄日”，并通过一系列的宣传，争取做到每次扫黄都扫不出黄，为祖国的生日献礼。
这篇报道很有前瞻性，因为市图书馆和博物馆还没落成。当然也能理解为市民们按捺不住期盼的心情，纷纷自带书籍在图书馆工地上阅读，或者在博物馆工地上参观施工过程中挖到的一些文物。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从此以后这里又多了一个统一的节日，那便是“妓休节”——妓女们在这一天统一休息。按照北京话来理解，就是说，那天，大家都歇逼了。
这也是劳动法的一个胜利。
王超懒洋洋地从车里出来，看得出来他腰酸背痛。王超说本来没想那么早睡的，还想趁
路上没车开开快车，不想被我一阵催眠，不幸睡去。王超边揉眼睛边看报纸，一看昨天是“扫黄日”，一下精神了，马上跑去打公用电话。过了三分钟他又回来了。我问：“你给谁打电话呢这么紧张？”
王超说：“给我爸，我问问他抓进去没。”
我说：“报纸上不是说成果喜人一个也没抓到吗？”
王超后悔道：“那你不早说。我一看成果喜人以为抓了好几千人。再说我想想，我爸那么有办法的人也不能被抓进去啊。”
与此同时，健叔喊道：“把我弄出去，把我弄回去，我得上厕所。”
我们一身臭气往回赶。
这年的秋天，我和健叔在与世隔绝中。健叔的女朋友他再也没有能够联系上。健叔说，等他回去八成人家已经结婚了。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一个男人已经真正成熟，屁孩们通常会屁颠屁颠以为自己喜欢的姑娘在失去联系以后还能痴心地等在原地。若干年后重新遇见，对方还是单身的惟一理由就是又失恋了很多次恰好那段时间没找到合适的。
时间慢慢过去，健叔也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因为这毕竟是个现实，不接受又能怎样？但是健叔还是很内疚。这是健叔的第一次恋爱，健叔觉得自己没有伤心到自杀或者假装自杀似乎很对不起这段感情。健叔说，当时他觉得如果失去这姑娘那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现在觉得虽然活得也没有意义，但这似乎不是由女性造成的，而且活着没有意义好像并不能构成自己终结自己生命的理由，因为放眼望去大家都活得没有意义。
关于自杀，我以前有一个学法律的同学这样认为，他觉得自杀的惟一意义就是这是惟一一个又可以杀人又可以不被法院判死刑的活动。而以健叔这样的性格，就算有自杀的心，也八成不能成功地将自己杀死。而且从他现在虽然手脚一起骨折但是每天听从医嘱坚持在床上做一些难看的防止肌肉萎缩的运动可以看出他还是有很强的求生欲望的。
但是健叔还是很沮丧，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想法居然是那样的容易被推翻。我说这很正常，因为既然被称为想法，说明这肯定是相对于现在来说在以前已经成型的念头，既然是以前的想法，那就太不能当一回事情了，好比大部分的穷人都觉得人生有一辆桑塔纳足矣，但如果他们突然暴富，那肯定不会再这样想了。
健叔觉得，世界上总有那样执著的人，从生到死对万物抱有一成不变的想法。可惜他自己已经不是了。
我们的房子交接得很顺利。我们搬出去的时候和长江旅社的大妈吃了一顿饭。大妈说这样热情帮助我们是因为她觉得健叔长得很像她的儿子，而刚入住没几天就断胳膊断腿的，自然让人怜爱。我们希望大妈生意兴隆。大妈说：“兴隆什么呀，又没想赚钱，如果真要赚钱，早把小旅馆开到大学旁边去了。听说那里的顾客要求低，什么房间大小朝向、有没有电视机都无所谓，只要有床就行了。”
王超这时候插嘴说：“没床都行，只要有门就行了。”
在有凉意的时候，我们终于能搬到冷清的大荣公寓。而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名字的由来。在大荣公寓的旁边一公里左右的地方原来有一个大荣液化气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