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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犯罪事实。那些犯罪事实在字里行间变得普通，时间地点人物作案动机作案过程，就像一笔流水账，干燥无味。审讯室里一百瓦的灯泡让我头晕目眩。这么高的亮度下，犯罪分子的嘴脸都一目了然。在审讯过程中，他们的外貌迅速衰老，眼睛鼻子和嘴塌陷下去。审讯的过程中我会经常走神，一回过神来，他们的容貌已经发生了变化。后来我学会在问话时盯着他们看，即使我在走神，眼神也是直勾勾地落在他们的脸上。即使我看不见那种变化，我也可以体会或者回想，从中我得到一点不为人知的快感。
给朋友的作家老婆讲故事那天的事我还没讲完。有没有有意思的？听我讲完那起大款因为无聊制造的爆炸案后，朋友的老婆这么问我。要不是他们家灯光幽暗，点了几根象征情调的蜡烛，我几乎就要以为是在审讯室。女作家个子虽小，嗓门却大，说话也快，透露着一股急切获取的愿望。我想起一起连环杀鸡的案件，但我懒得给他们讲得那么具体。给我印象深的是那个罪犯，读过书，文质彬彬，写一笔好字。当他在笔录上签名时，我真希望那字是我写的。他签字时很慢，一笔一划，把笔录纸都划破了。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我不过是一时疏忽，否则你们根本逮不到我。他说的是事实。虽然他为钱杀了几个鸡，但对女朋友还是一往情深。他作案极其谨慎，所有的电话都用IP卡。只是最后逃亡在外时，因为女朋友的哀求去了家网吧和她聊天，被我们掌握了确切位置。而她的女朋友在我们的威逼下，一边央求他去网吧聊天一边默默地流泪。当犯罪嫌疑人在网吧一眼被我认出后，我甚至没有从他眼里发现绝望，他很镇定，他说我是自投罗网。
挺感人的。朋友的老婆说。像个电影故事。杀人犯也有温情的一面。我说，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我也一样。也许你可以写写我，我看着烛光在那个女作家的鼻尖上跳动，她一直在抽烟，不以为然地听着我讲故事，把我作为一个物品研究。为此我不得不尽量减少表情。我知道只有一些振聋发聩的话才能吸引她的注意。我说，有时候我觉得我是犯罪分子的附属品。如果没有人犯罪，那么根本不需要警察。女作家马上机敏地回答，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假设，世界上什么都消灭了，也不可能消灭犯罪。说完，她暗自为自己的话感到得意。朋友也帮腔说，犯罪是不可能消灭的。世界上总有对立，有守法公民，就有犯罪分子。我知道他们说得都不错，但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我索性放开了说吧。
你们知不知道，这几年我总是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为了他们（犯罪分子）又哭又笑，我的喜怒哀乐全被他们左右。世界在我这里就是一个犯罪现场，我怀疑没有罪犯我将活不下去。
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一起安慰我。
酒吧老板娘又出现了。酒吧正像她说得那样进行了装修，向西一面的墙凿掉，换成了落地玻璃，这使我在一个傍晚路过酒吧时清楚地看见了她。她正坐在夕阳的余晖下，夜生活给她留下了浓重的黑眼圈和发皱的皮肤，她的人在黑夜到来之前显得异常衰老。酒吧里一个客人也没有。我走进酒吧，几乎吓了她一跳。她马上从一个憔悴的女人恢复到工作的状态，她吩咐酒保给我倒酒，邀请我坐在窗前。
一坐到窗前我立刻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甚至希望队里给我电话，说马上要出一个现场。看夕阳是年轻人的把戏，在三十岁来临以后我已经不能够享受这种乐趣了，何况还是跟一个正在迅速衰老的女人。你不想听那个故事啦？老板娘突然问我。她不这么说，我几乎都忘了，我忘了讲到哪儿了。我记起这是个没完没了的故事。因为回忆不起开头部分，似乎没有听下去的必要。老板娘看出了我的心思，说还是讲完了吧，没讲完总觉得有件事牵挂。
“总之那两个预谋抢劫犯一直在警长的监控范围内，他们进了银行好多次，却什么坏事都没干。坚守在岗位上的粉刷工，杂货店的老板，在银行工作的便衣，女子射击冠军都很疲倦，他们相互鼓励着才能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每天下班他们一起去小酒馆喝酒，或者去谁家聚餐。这个小团体迅速扩大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和他们一起讨论预谋抢劫犯行动的每一个细节，然后由细节推测他们今后的动向。这两个人的作息时间、生活习惯成了尽人皆知的秘密。小镇里的很多人记住了那两个人的长相，每当这两个人靠近银行，立刻有人给警察局打电话报告。这件事就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警长为此非常恼火，那两个人要抢劫银行是板上钉钉的事，可是在没有实施犯罪之前根本不可能去抓他们。警长茶饭不思，几临精神崩溃的边缘。反反复复地看到那两个预谋抢劫犯进出银行，却空手而出，警长一度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后来他要靠询问别人才能确认那两个人确实无所事事。他周围的人也养成了这种习惯，一个人要去问另外一个人。每次那两个人从银行出来就能看到街头巷尾一个人在咬另外一个人的耳朵。”
“警长也曾经产生过疑问，是不是自己的消息来源不可靠？但是没有人相信那两个人这样热衷于结伴进出银行仅仅为了诸如兑换零钱之类的小事。警长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派人偷偷潜入过那两个人的家里，看他们是否把赃物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了出来。结果是徒劳的，他们家里没有什么新鲜货色。警长甚至设想了那两个人只是为了引开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另有同伙在挖掘通往银行的地道。警长雇了一个施工队趁深夜掘开了银行附近的土地，仍然一无所获。警长照旧看见那两个人从容地进出银行，好像他们约好了来这里散步。警长的妻子坚决认为警长神经出了问题，警长曾经怀疑他妻子和人鬼混，他妻子拒不承认。不管他妻子跟人鬼混的事实是否存在，在他妻子口中警长是个失意的妄想狂男人。镇上的人渐渐失去了对警长的信任，在还没有更好的人选担当警长重任的前提下，在人们小心翼翼的爱护下，警长依然坐着警长的位置。但他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真是个可怜的警长。我插话说。夕阳正在迅速往下坠去，以一种不可抵挡的势头。酒吧老板娘的脸瞬间变暗了。几株人造竹子代替窗外的景色成了老板娘的背景，让我有一种身在竹林的感觉。酒吧的灯亮起来。但一切还是黑黢黢的。
“这时距警长记录下这桩即将发生的抢劫案有一年了。一年中小镇的人们把生活的重点转移到那两个人身上。他们总是在以这两个人打赌，看究竟哪次他们会把钱从银行弄出来。第五个月时，赌徒们达到了兴奋的顶点，但对罪犯抱有期望的人通通错了。到了第十二个月赌徒们也有点心灰意冷了。”
“小镇的刑事案件越来越少，全民防范的态势使潜在的罪犯重新考虑犯罪的企图。民事纠纷不断增加，大多数是围绕这起预谋抢劫案而起的。”
“到了第十八个月，警长已经完全放任不管这件事。一年来小镇的治安逐渐好转，他考虑让警员轮流出去度假。他把做粉刷工和银行职员的便衣撤了回来，劝杂货店的老板改变一年半来的习惯，尽量把眼神从银行门口挪开，鼓励女子射击冠军嫁人做个好主妇。结果——，事情发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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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着酒吧老板娘讲下去，她的叙述绘声绘色。但是故事戛然而止，她喝了口酒，就此不再开口。结束了？我试探着问。
结束了。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是的。
真够长的。
如果我想讲下去还能更长。
警长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我不知道。故事结束了。
那天听完故事我就走了。走的时候酒吧还没有人。几个酒保围着吧台站着，一边聊天一边注意着我们。我说我想去吃点东西，不要西餐，要中餐。老板娘没说什么，她比我更像生活在故事里的人。在夜彻底来临之前，她还将继续疲倦一会儿。
从朋友那里回来，他的作家老婆的样子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我考虑去买她写的书看，可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跟朋友通了电话，我说没准什么时候让他老婆给我笔录个回忆录。朋友笑说你才多大，就考虑写回忆录的事。我说回忆录就是回顾的意思，三十岁回忆三十岁之前的，四十岁回忆四十岁之前的，可以分阶段写。没必要一写就写一辈子。朋友说他老婆肯定愿意，她把谁都当成标本。听这话我心里不舒服了一下，但我还是克制不住那种想要别人写写自己的事情的愿望。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后来当我再次坐在朋友家里，桌子上放了一个采访机。我示意女作家把采访机关了。
“我说不清我和罪犯是什么关系，有的罪犯让我觉得亲近，有时候都想放他一马算了。有的人明明知道他没有犯罪，还是不由自主地把线索往他身上引。这就是我最近老出错的原因。我很清楚我是错了。现在我有这个权利。其实判断权在我们手里，只要有充分的证据。可证据这个东西是靠搜集的，你想搜集哪方面的证据，你就有可能得到哪方面的证据。我说的那个杀了好几个鸡的罪犯，听说在家乡时很风光，写诗作画风流倜傥，大家都劝他应该出去看看，否则被埋没了，他就高高兴兴地出来了。到了这里无依无靠，去了职业介绍所，交了中介费，在家呆了几天没等到通知，再去，职业介绍所关门了，几百块钱付之东流。后来去做推销，没有底薪的那种。先到居民楼里去发广告，广告没有效果，公司又让他们直接推销实物。那个罪犯反复给我讲他那段经历，我觉得那段经历对他很关键，如果他的路一开始走得很顺的话，他可能是个人才。不仅不会被枪毙，而且没准会很发达。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