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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之后，就连大合唱，老师也不来找我。更不要说穿着水兵服，举着纸花欢迎来宾，上台给领导系红领巾、去武警学校慰问子弟兵之类可以在电视台上露半个脸的差事了。我终于意识到：只有漂亮的女孩机会才会多。光是漂亮还不够，辅导员还在后台一遍一遍地教导他们：〃要微笑，笑得甜一点，你们是我们学校的形象代表，要在几千人面前露脸哪！〃
日韩世界杯上，我欣喜地看到了那些不是超可爱的球童，他们平凡得就像在街上随便抓来的。我也想当球童，要是能握着贝克汉姆的手，叫我少十年寿命都行。
我发现在世界杯上，那些小球童们的表情似乎没有被训练过，完全是小孩子在那个情况下应该有的表情：庄严得好像不高兴，茫然，左顾右盼。我甚至还看到一些啤酒肚的、眼睛超小的、没有发型也没有头花的球童。甚至还看到有一个球童走着走着，鼻子痒了，就松开手，抠了一下自己的鼻子，然后用鼻屎尚存的手接着牵球星。那一刻，要是被我们老化的辅导员看见，肯定义愤填膺。神经紧张地把这个动作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很好奇他们选球童的标准是什么，他们高的高矮的矮，看体型又不像足球学校的学生。照着我小人的思想，又要猜测他们是高官的儿女，但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普通人家的小孩，是避开美丑的标准进行筛选的。可能是到小学校里，玩〃锤子剪子布〃，谁赢了就是谁。
最后，容我略带羞涩地提出申请：〃我想当球童，牵一下贝克汉姆的手。〃 每个学期，都要发一种特殊的书：劳动工具袋。那里面不仅有做玩具用的纸模，还有各种奇怪的东西：松香、气球、泡末、乳胶、毛线、木块……
于是，我们的抽屉里堆满了劳技课所做成品或者半成品：摩天大楼，小鸭戏水，猴子耍单杠、温度计，笔筒……由于多半是硬纸板做的，而且这些东西的粘贴面只有一根稻草那么宽，再加上同学们以为胶水涂得越多越好，哗啦啦把半瓶胶水都倒在粘贴面上，再用他们的脏爪子，温柔地在胶水上抚摸，令胶水赫然变黑变干，所以经常发出惨叫：
“老师，他把我的猴子撕破了！”
“完了！我的小伞掉下来了！”
这些玩具，牛不牛马不马，粘得歪不歪扭不扭，经过多重挤压，瘪的瘪鼓的鼓。当摆设我嫌丑，何况它们无论放在什么地方，都站立不稳。风一吹，家长就急忙拿来撮箕和扫帚，满屋子扫那些和垃圾同等命运的纸模。
做这些实用性不高，观赏性不强的“玩具”，是搞啥的哩？就是为了培养我们勤俭节约的观念和动手能力，锻炼我们磨蹭时间的本领。
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出动榔头、刀片、老虎钳、焊棒，铁皮，做个胶带切割器，教室里一片繁荣，人人做打铁状，每个同学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有被刀片划伤的，有被榔头砸伤的，有被老虎钳夹伤的……且所有人都要破坏一卷胶带。实不相瞒，其实我们都有胶带切割器，在商店里1块钱一个，还送一卷透明胶。不懂为啥要做这费时费力、歪歪扭扭的“玩具”。
做毽子的课，要把塑料袋剪成穗子代替鸡毛，再留下一些塑料末末，烧化了冒充焊条，焊在罗圈上。别人都顺利点火，可我一点火，塑料袋就哗啦啦烧完了，只留下一毫米长的粉末被我搓在手里，还留下一大股臭味。其实在白鹿市场，毽子多得很，插鸡毛的一块钱2个，插塑料的一块钱5个。
每年必做的是贺年卡，男生在纸片上画他们感兴趣的飞机大炮，收信人是“美国总统”，主题是“世界和平”，但没有一个人往邮箱里投。
我们班倒真有几个动手能力极强的人，不过，好像都强到男生的身上去了，所以女生们遇到搞不掂的活，就跑到男生的面前耍嗲，男生一看女生嗲，就失去了拒绝能力，一气接下五六宗活。
大人有一种恐慌，一看到我们细皮嫩肉，中看不中用，就联想到将来：我们一定会因为不会做饭而饿死，因为不会洗衣服而脏死，因为不会洗鞋子而臭死，因为不会叠被子被别人笑死。
劳动课不只做既不中看又不中用的纸模，还教一些实用的技巧，像洗衣服，织网袋，切菜切肉……这些技巧我们长大了都可以以此为生。例如可以当洗衣婆啊，渔家女啊，猪肉蓉啊等等。
一次上课，老师忽然拿了把蒙古大菜刀走进教室，正当我们躲在桌子下做惊慌状时，老师对我们解释说：
“这节课我们学切菜！”
老师先大段大段地介绍他的这把蒙古大刀，是怎样珍贵，他是怎样购到这把珍贵的大刀的，再命我和龙超一人拿菜刀，一人端砧板，挨家挨户地请同学砍砧板上的土豆，每人一刀，不许多砍，也不许不砍。不砍怕的是得不到练习的机会，多砍怕后面的同学没有土豆块可切，只有土豆泥土豆末可以剁了。
洗衣服课是我们劳动工具带得最齐的，有的捧来家里的一桶洗衣纷，有的搬来了一只洗澡盆，没有带脏衣服的同学，当场脱下自己的小背心，扔进洗澡盆。相比之下，我的劳动工具就有点体弱貌美，我拿了一只最大的饭碗，一件洗干净的短袖，切了一小块洗衣皂。老师面有喜色，把我们领到锅炉房，我们头上顶者“今日供餐”的小黑板，脚下流淌着豆浆，手里揉搓着背心，嘴里嘀咕着闲话。我们学着电视上河边那些成群结队，用棒槌劳动并呵呵大笑的大嫂，真是一副无比悠闲的画面。
只是后来出了点差错：人太多，水龙头太少。龙超发现了一个新的水龙头，且流出来的都是热水，正洗着，忽然豆浆房里出来一个白胡子老头，吼道：
“哪个把豆浆房的水截了？不象话！”
叠被子课被一些同学期待，因为他们叠过被子，满心以为自己的劳动分数能在这节课上出彩，老师果然有大将之IQ，让我们带一床枕巾代替被子，有些同学气馁了：
“不行的，枕巾叠不成豆腐块！”
谁知老师说：这是一种本领，不能轻易对待，所以研究出十几种民俗的叠被方法，比如结婚要叠成三角形的，寿辰要叠成圆形的，过年要叠成长条形的，尿床要叠成随意形的。
我们班素来以知道别人的秘密多，来做衡量人见识广的标准。但因为我长得不太老实，所以别人都不肯把秘密讲给我听，俗话说得好：兔子急了，也要吃窝边草。我只得从亲戚家眷开始抓起。亲属家眷也不好抓，以前我小，张姑奶娶媳妇，李四妈嫁儿子，都不背着我。如今时代不同了，人人都讲究个隐私权，我只要往烟圈里一坐，他们就闭口酌茶，我只好单独地跑到另一个屋子里，穷极无聊。
一日，我到二姐家吃饭，和三姐一块儿被驱逐到二姐的书房。二姐不在家，我的二姐正值青春期，所以我对她的秘密格外感兴趣。我早有耳闻：二姐在我们大家族中电话最多，我不时在书桌前搔首弄姿，想打开抽屉又不敢。
我听说二姐有个“哥”，用奶奶的话说，那“哥”长得“颜色好，白，个子高，走路拿本书，从来不骑脚踏车，特别文明……”三姐先发制人，对我说：
“你想知道她那个‘哥’吧？”
我曾听二姐无数次讲“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哥”，就抑制不住凑上去说：
“讲讲，讲讲！”
她既犹豫又兴奋，脸上还带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坏笑，向我讲述了二姐和“哥”之间微妙的关系，末尾不忘加一句：
“你想不想看那个人的照片？”
我头点得像小鸡啄米，三姐神秘地悄悄地拿出一本《高三物理题解析》，抖啊抖，抖出了一张男生的照片，我们啧啧地评论了一番，又不敢太大声，怕惊动了外屋的婆婆妈妈们。可最后，还是被她们经过蜚短流长磨练的灵敏的耳朵听见了，我的奶奶首先听见了我们的动静，踱过来说：
“这是你们二姐的哥吧？我就说嘛，颜色好！白……”
说着把照片夺过来，给满屋子的婆婆妈妈轮流参观，当“哥”的照片重新回到我和三姐手中的时候，那上面已经沾满了油印子。
三姐又抖出了两封信，我们不顾炎热，两个脑袋紧紧地靠在一起，欣赏着我们无法诊断是不是情书的信。一封是表扬二姐虚心好学，一封是一首用“自由”“呐喊”这些华丽词语堆积起来的，我看不懂的诗。
我们开始从小处翻起，先翻笔筒，把笔一根一根倒出来，看看笔筒里有没有藏着什么小纸条；后来胆子就大了，开始翻抽屉。我们小心翼翼地摆弄着任何一样物品，生怕弄错了，不能归回原位，我把口红，眼影，指甲油，都涂一点在纸上，试试效果。只听三姐一声惊叹，原来她发现了一个订起来的日记本，我横看竖看，对着光看，都看不出所以然，三姐用指甲一拨一提，日记本就打开了，翻开才发现，原来是交给老师看的，上面还有分数。失望了一阵，我们又用订书机订上了。 从几年前开始，走路的时候，我总觉着有人在后面看我。我被偷窥的时候，竟然非常自豪，幻想自己的倩影在别人眼里是多么婀娜，竟能喜得笑出声来。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一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人，良好到了有心理疾病的地步，从内脏里面自负。每次走在大街上，我觉得街道两旁，那些蹲在地上抽烟休息的我每次看到他们，他们都在休息三轮车板车泥瓦工的小分队成员们，正艰难地仰起头，向我投来殷切的目光，使劲看我，用力看我，目送着我的背影远去。所以我便走得越发卖力，不断加快屁股摆动的频率。当我用眼角的余光证实我的想象时，却发现他们正蹲在马路沿子聚众赌博。即使他们看我，也和仰慕无关，是出于百无聊赖，各行各业，五花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