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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寻找和塑造文化英雄之中，用今天的话语方式去规约昨天的事情，是这些年来我们重新陷入的一种文化尴尬。比如关于钱锺书的一些传闻，本来是出于推崇，其实适得其反。钱钟书被普遍认为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最能够洁身自好、基本上找不到整人记录的人。这符合他的真实。钱锺书在解放前属于“中间派”的学者型作家，所处位置既不热也不太冷。倒是出于桀骜不群的性格，他一贯冷眼看众生，瞧不起与自己心性不侔的众多文人丑态，除了吴宓这样古道热肠的老师，熟悉他的学界中人普遍对他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在夏志清对他作崇高赞扬之前，他很少得到国内学术圈的评价，他守静处默，不是一个“扎闹猛”的人物。以后钱锺书到美国去讲学，比较冯友兰和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说：“有些人大力建立自己的知名度，反倒被它害了。”并说：“自己一向不爱出风头，不努力作前进分子”〔14〕。这说法也符合真实。“不努力作前进分子”而能够存在于当时的中国文坛，除却陈寅恪、钱锺书有几人哉？这样的一个钱锺书，在长达几十年的文化折腾、文人折腾中间已经是难能可贵。可是，有人觉得还不够，把钱锺书在“文革”中间和林非动武之事，渲染成“和造反派作斗争”，试图塑造“全知全觉”的文化圣人形象。这就皆离了真实。“文化大革命”时期，钱钟书的房子被划出两间给林非，这对老知识分子当然是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芸芸众生，钱锺书和林非都处于经济上难以自立的处境，在供应短缺的现实条件下，心灵的窘境加上生存条件的窘境，谁的心情都不会好。钱锺书之动手，也有普通人的匹夫之怒，在一生之中偶然宣泄，正见真实人性。如果说成是抗议“文革”的意识行为，反而矫情。当年的集体窘境，遗忘不是办法，修补改造可能陷入新的尴尬。还其真实，并不妨碍人们认识真正的文化英雄。
还是回到学术话题。以批判、颠覆为特征的学术时代的很多学术问题，如今在新的话语中已经被覆盖，有的还以似是而非的面目继续存在。也有在新的材料不断出现的话语条件下，依然坚持当年说法。还是以“兰亭论辨”为例，史树青就至今还是坚持1965年的观点。他认为：“郭老在《兰亭序》的讨论中，认为由于南京王谢墓志的出土，进一步否定了王羲之书《兰亭序》的可能性，指出今所见《兰亭序》无晋人书法风度，这种见解是在比较鉴定学的基础上得出的，是郭老对书法史研究的一大卓见。我对郭老这种见解完全赞成，并有文章发表。”〔15〕在对“文革”及其前后时期的学术话语普遍否定的情况下，史树青的表白给人突兀之感。就《兰亭序》的辩论本身而言，关键之处是晋朝时期有没有楷书，这其实已经是可以不争的话题。文物出版社1973年《兰亭论辨》的出版说明，已经坦白承认，当时的辩论是被纳入“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范畴的。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学术界的具体表现，由于章士钊和毛泽东的个人关系，也由于毛泽东在书法学术上的见解与郭沫若并不完全一致，事情没有闹出什么严重后果，但是，文物出版社的出版说明完全证实了文化权力的本来动机。对《兰亭序》的真实性的否定，实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对传统文化扫庭犁穴的高峰。这是中国文化遭逢的历史性怪圈。在这样的怪圈之中，五十年代的学术中坚，如今大部分已经成为学术界权威，承担着学术传授责任，甚至被奉为文化传统的象征；他们的学术表现，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还是一个值得在中国文化的全部流变和世界文化的全面观照中认真探询的问题。现在已经属于“老一辈”的学术界的很多权威，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他们的文化形成，也是在“怀疑”和“批判”的话语环境里。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曾经失学的一代要真正进入文化，不仅要珍惜得以“亲炙”的前辈，更需要寝馈久远的经典。
每一时代的文化都有其代表，这就是该时代的文化主流。在寻觅文化偶像的心理活动中，人们总是希望发现具有更加长久文化价值的人物，希望发现“不朽”。因为人们见过了太多的“速朽”。其实，“速朽”的东西并非没有一点价值，也正是大量的“速朽”，才陪衬了“不朽”。沈从文这样不朽作家在特定环境下的“速朽”文字，也正是一个当时轰轰烈烈而终于“速朽”的时代的文化心理注解。
这也是历史。
这就是历史。
注释：
〔1〕谢泳：《思想的时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0页。
〔2〕转引自《南方周末》2003年1月16日第19版。
〔3〕《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版，第305页。
〔4〕〔5〕〔6〕杨仁恺：《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58、518、502页。
〔7〕许宏泉主编：《边缘艺术》第六辑，中国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9页。
〔8〕《东南文化》1997年增刊“高二适研究专辑”序一。
〔9〕〔10〕文物出版社《兰亭论辨》1973年版，下编第4页。
〔11〕刘正成：《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中国书法全集》第20卷，荣宝斋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12〕启功：《山水画南北宗说辩》，《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13〕启功：《沁园春·自叙》，《启功韵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14〕庄因：《钱钟书印象》，范旭仑、牟晓朋编：《记钱钟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15〕史树青：《郭沫若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2002年第7期第17页。
是是非非叶德辉
？ 张晶萍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国学术史的研究渐渐热闹起来。许多一度在历史上处于失语状态的学人逐渐浮出水面。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当其中的功利恩怨散淡之后，人们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这些历史人物，看待他们的思想。据说是殉清而死的王国维，拖着辫子讲学、不但竭力为中国国粹、而且竭力为中国国渣辩护的辜鸿铭，反对白话文的林琴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以及有玄学鬼之称的张君劢、杜亚泉等人，曾几何时，都是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代名词。而今，人们都能以同情之心去理解其所以不得不如此的苦心孤诣，从而恰当地评价或者说恢复他们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然而，有这么一位藏书家、经学家、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他似乎被历史遗忘，又似乎阴魂不散。至今为止，几乎任何一位研究书籍出版史的学者、任何一位研究目录版本的学者，甚至任何一位研究藏书史的学者，都无法绕过他，都会从他的研究成果中有所汲取。甚至在古籍交易的网页上，他的名字也成了一种品牌，一种价值的标识。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又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不愿去面对、解释甚至是批判他的那些有乖时俗的举动。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岳麓书社曾出版过一本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及思想的小册子。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批判，历数他的劣迹，下编则褒扬，总结其学术成就，对他作了有保留的肯定。至于传主的心理、个性、价值取向、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有何内在理路，全不涉及。以至于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发出了“糟蹋了一个好题目”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