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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3-07-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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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其实都是“过日子”——在这一点上,黄香久实在比章永粼深刻得多、智慧的多,而黄香久的缺陷顶多是精神生活上的不丰富不高雅而已。再退一步说,如果性满足后的章永粼宣称他离婚后不再结婚,那也不具备真实性。因为当时在找不到比黄香久更好的妻子的情况下,他很快就要落入“性生活”实在比“思想生活”还要“重要”的怪圈。历史就会重演。
  其次,促使章永粼离婚的另外直接的因素,大概就是黄香久惟一的一次与曹书记的“偷情”。一般的丈夫不能忍受妻子的偷情,或者妻子不能忍受丈夫偷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深思一下,章永粼真正不能忍受的其实是男女在“性”需要上的“平等”,不能忍受“性”对男人和女人同等重要这一事实,更不能忍受在“性”问题上“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被黄香久所突破。正如章永粼与黄香久结婚的真正目的主要是“性”,而黄香久惟一的一次偷情也是因为不能得到正常的“性”,所以在“性”问题上章永粼与黄香久其实是对等的、平等的。在理性上,章永粼其实应该清醒地知道妻子的背叛不是对一个正常丈夫的背叛——那样倒可以推出黄香久是“性享乐”的结论,而是因为章永粼是一个“废人”,他已经因为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而损害了妻子过正常夫妻生活的权益,所以正常的男人除了自我懊丧之外,还应有对妻子的愧疚。也正是这种愧疚,使得章永粼可以原谅黄香久的惟一一次性背叛——何况黄香久已竭尽全力不惜委曲求全来请求章永粼的宽恕。自然,章永粼的愧疚与宽恕不能推导出对妻子红杏出墙也无动于衷的结论,但至少,情感上的愤怒应该最终受理智上的愧疚的制约,章永粼才不愧为有思想有理智也有平等之心的知识分子,否则,他与“大青马”的全部对话都将成为无稽之谈——章永粼如果没有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落实在他身边最亲近的人身上,凭什么说他考虑的是人类解放和幸福的问题呢?所以,章永粼离婚的主要原因如果是出于对黄香久背叛的报复,那么章永粼就不仅失去了尊重、同情、怜悯人的理智与胸怀,而且把自己也降格为他也看不上眼的曹书记,或者成了一个农民习气的知识分子,成了一个只会将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的传统士大夫,成了一个封建“男尊女卑”道德的卫道士。而作品中的主人公如此,作为作家的张贤亮又焉能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即便章永粼与黄香久的离异是可以成立的,我想仅从时间和方式上,章永粼也没有体现出对一个孱弱女子应有的尊重,体现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在逆境下对女性应有的哪怕是没有爱的体察与关怀,体现出对黄香久使他变成真正的男人的些微感激之情。前面说过,被“狠心”包裹着的章永粼在下了离异黄香久的决心之后,只想通过虐待的方式加强黄香久对他的绝望,粉碎黄香久对他持有的温情与痴心,从而使他的离异减轻良心的负担。而这样做的原因,只是在报复黄香久曾经有的对他性无能的轻视和曾有的偷情对他的背叛。这种难以理喻的“狠心”,哪怕在黄香久同意离婚之后也没有丝毫减弱。这种疯狂在生命的生理和心理层面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人的层面上则是不可能被我们理解的。如果作者不是以对人的思考为他的出发点与目的地,也许这样的问题没有必要提出,但偏偏是思考怎样活得像个人的章永粼,在离婚的方式方法上恰恰不像一个“人”。因为没有爱情,没有志同道合,没有性的饥渴,甚至最后通过离婚而洗刷了耻辱,那么剩下来的,总还有对异性的尊重,对背叛责任不主要在黄香久的感情上的怜悯。这种尊重和怜悯,会使得一个男人缓冲他的离异过程,并尽量在这个过程中体察妻子的心理,将对她的伤害减轻到最低程度。也就是说,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结果,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其效果是大不相同的。比如章永粼即便产生离异之心,但也不能立时用冷漠、厌恶的态度对待黄香久。而应该将这种念头藏在心底,好好过一段正常的夫妻生活。这种正常,是对他们曾经匮乏的补偿。这不是对一个农民性的知识分子的要求,而是对一个有英雄性追求的优秀知识分子的要求——即章永粼的英雄性,不仅应该能忍受社会给他带来的耻辱,而且也应该能忍受家庭给他带来的耻辱,如此才可谓从“炼狱”中过来的知识分子。但很可惜,章永粼在对待自己的亲人身上都不能做到宽容和平常心,他又如何做到对人类和社会的宽容与平常心?所以章永粼这样的知识分子当道,他不是一个心胸狭窄者,就可能是一个思想专制者。又比如,面对黄香久这样的女人,章永粼完全可以通过离家出走的方式,来缓冲过急的离婚给黄香久带来的伤害。因为黄香久已经是一个“不断离婚”的“苦命的女人”,她从心底里惟一的渴盼,就是跟一个好男人好好过日子。这种心愿哪怕只维持婚姻之形,也比立即拆除这婚姻之形要人道得多——因为这形是女人的依托,也是女人的安慰。一方面,章永粼完全可以通过离家出走,来考验能过正常生活的黄香久是否对他忠诚——我相信黄香久是能够经受这样的考验的——这种考验的必要性,是检测黄香久是对丈夫的背叛,还是对不正常的家庭的背叛;另一方面,章永粼可以通过离家出走,来冷静和重新思考他自己的生活,从而超越狭隘的情感与道德痛苦的纠缠,梳理他的离婚念头是一时的冲动还是理智的选择。但可惜的是,章永粼没有这样做,作家也没有安排章永粼这样去做。章永粼不愿意通过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人的尊重的方式来体现他对这个世界的底线之爱,他也就不能在现代意义上称之为“人”——他是一个欲望者、人格委琐者、乌托邦者、自私者、知识优雅者、有英雄主义的豪情者、男性中心主义者,但惟独不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的对人的“尊重者”。
  章永粼如此,我们又如何呢?

  刀俎之间的疼痛

  
  ——和周实一起体验
  ? 张 渝
  《刀俎之间》是周实依古代酷刑,比如“人彘”、“鸩”、“膑”等写就的系列短篇小说,共计二十个文本。每个文本讲述一项或两项酷刑。读此之后,邵建将其命名为“酷刑小说”、“拟史小说”。其实,如何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刀与俎因何而来,而谁又在刀俎之间以及何人能够逃脱刀与俎的问题。或许,善良甚至还是幸福的人们会在周实的《刀俎之间》感到震惊,起码在阅读的瞬间是如此体会的。然而,一旦别过身去,刀俎之间所有的“血”与“腥”似乎又都可能与己无关,毕竟盛世的太平已经很久了。果真吗?“9·11”恐怖袭击、以色列的坦克、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人肉炸弹以及杀声刚过的伊拉克,哪一处少了血与腥?当然,你还可以天真地说,这一切都离我们远着呢!但是,天为刀,地为俎时,你还能置身事外吗?
  一、刀与俎:因人而设
  事实上,无论刀,还是俎,都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文明标志——工具。对此,邵建先生在《刀俎之间的文明与野蛮》〔1〕一文中曾经这样描述到:
  动物也有杀,用它的利齿,或者尖爪,对异类,也对同类,啮咬、撕扯,仅此而已。可是,我们说动物野蛮。的确野蛮,因为它们的杀戮,也太原始,原始到只会使用自己的自然器官。文明是器官的延伸,比如望远镜之于眼,超声波之于耳。文明人杀人自然也是文明的,他们不会用牙,也不会用爪,而是用爪的延伸,比如刀、比如剑。可是杀人工具的进化,反而使得杀人这茬事更显示了人性的退化。看看上述那些杀人的方式(指彘、膑等酷刑),比之动物相残,不知要野蛮多少倍。这里,可能并不是什么文明之于野蛮正所谓相同,而是文明本身就放大了野蛮。本来,文明是对野蛮的克服,然而吊诡的是,野蛮却成功地劫持了它,使文明一变而为自己的工具,尽管我们一直以为工具才是文明的标志。
  “工具”因文明的进程而来,但“工具”——刀与俎等又成了野蛮之为野蛮的爪牙。这里,我并不想冒充哲人来一篇或一本“工具论”,而是更想指出:不是工具使人文明或者野蛮,而是人使工具野蛮或者文明。人之为人,本已文明,但是,人对权与欲的过度奢求往往不知不觉间更改了人之为人的文明标准,于是,野蛮来了,当然,也就有了所谓的刑与罚。
  其实,所有的刑与罚都是人际关系的变更——失和——而起的。在《刀俎之间·人彘》〔2〕中,我们看到:
  不如意的只有戚,还有雉。
  一个从前的妃子,一个现在的太后。
  雉将手沁进泉眼里,泉水依旧平静地漫过泉口的那块石头,流进花园里的莲池,池里的莲花开得正红。
  雉是汉帝的第一夫人,名媒正娶的第一夫人。
  雉被项羽俘虏之时,帝在仓皇逃窜的路上随心所欲地聘戚为姬。
  ……
  雉作为帝的第一夫人,是先到。戚作为帝的心爱的女人,是后来。戚非常渴望后来居上,成为帝的第一夫人!
  人之为人,戚渴望后来居上,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需求了。同样,雉之不甘人下,亦乃人之常情。渴望后来居上的戚与不甘人下的雉也就很自然地有了矛盾,有了比拼与打斗。打斗之中,“戚有媚术,雉有权术”。就“术”本身的高妙而言,媚术与权术是不相上下的。但是,媚术的致命处在于依附他人,而权术则刀把在握。于是,独擅媚术的戚夫人成了权术的刀下菜——人彘。还是让我们直面一次淋漓的鲜血吧:
  ……戚的四肢已剁于案下。上肢切至肩,下肢切至大腿根。
  一截血肉模糊的肉棍撂在香案上!
  肉棍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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