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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法官？如其不然，又应该如何折算？当律师、当教授的年资同任法官的年资又应该怎样折算？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非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细致地调查研究一下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不可——这样争来争去，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中国法官发言说：“我看依照日本投降书上受降签字的次序安排坐席最为合理。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这话引得哄堂大笑。庭长对中国法官笑道：“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个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中国法官答称：“假使不照受降签字的次序，我认为这是惟一客观可采的标准。纵使我被置于末坐，也当心安理得，并且可以向我的政府有所交代。他们绝不会对我感到不满。如果他们要让中国得到较高的席位，就必须派一个比我肥胖的人来替代我。”显然，中国法官是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在开庭前的多次法官会谈中谈论来、谈论去。庭长既不作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僵持下去。直到开庭的前一天，庭长的打算才真正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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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2日（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是法官们席次斗争最尖锐的一天，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这天上午书记官长以紧急通知分送各法官，说今天下午四时举行法庭开庭仪式的“预演”，并且要拍照，嘱各法官届时穿上法衣，做好准备。法官们都按时到了庭，先在法官休息会议室集合。庭长宣布行列及坐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照这个安排，庭长右手方将为美、中、法、荷、印，左手方将为英、苏、加、新、菲，其用意是要英美两国居中，排挤中国，以压制加拿大（照受降签字次序加应排在法之前）作为陪衬，表面上看来似乎也有点符合五强居中的意思。
庭长这一宣布，使大家愕然。中国和加拿大法官最为愤慨。中国法官首先表示说：“这个安排是荒谬的，它既非按照受降签字的次序，又非按照联合国安理会五强排列的次序，亦非按照一般国际会议以国名字母先后排列的次序，用意何在，殊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并不宜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毕便愤然离开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卸下法袍，以示决心。继之，便是加拿大法官的抗议。
庭长看见事情不妙，中国法官的这一手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于是他便亲自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里，鼓其如簧之舌，对中国法官婉言解释说：“盟军最高统帅要英美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熟识一些，纯粹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着想，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法之上，是五强的中坚。”中国法官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的话，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的法官又被挤在两旁呢？”庭长又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对你将是很愉快的。”中国法官答称：“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五十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非常沉重严肃的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至于说到俄国人，我们中国人并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厌恶或害怕他们。我觉得我们这位苏联同事有说有笑，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庭长看到他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遂带威胁的口吻说：“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的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于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可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中国法官带点激动地答道：“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一个士兵还只有遵守合法的命令的义务，何况一个法官。况且，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惨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它应有的席位竟会被降低到一贯只知向日军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真正是最高统帅作出的。”最后这句话无疑地牵涉到庭长的人格和诚实问题。他听了很激动，同时又看到中国法官态度坚决，寸步不让，再也谈不下去，于是他便起身向中国法官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十分钟我就回来。”最后这句话是因为看见中国法官故意穿大衣、带帽子，作出急于要回饭店去的姿态而发的。
果然，不到十分钟，庭长便回到中国法官办公室来了。他面带笑容地说：“我已经同其他的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个会讨论一番。”中国法官感到这可能又是庭长的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借故取消今晚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作任何改变，我们应该依照昨天“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他决定现在便应该把这个斗争贯彻到底。他对庭长说：“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师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奇，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坐席的顺序，但是我们法庭之所以设立以及它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主要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按照受降国家签字先后的次序安排席位是惟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事我已在法官会谈中提过多次，多数同事们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看再开法官会议是不必要的。惟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绝不参加。至于我将来怎样办，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它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辞职，请它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说毕，又作要离去状。
庭长看见他的这一计谋又成泡影，神情非常焦急，便对中国法官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就来。”
此时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二十分钟，参加的人们已经有点不耐烦了。中国法官心中有数，知道没有他的出席，预演是不会举行的，即使草草地举行了今天的预演，而明天的正式开庭必定会延期。这将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开庭的日期曾向全世界宣布了，而且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对这一点，中国法官是有把握的。由于苏联法官一人迟迟未到，法庭还等了多日才确定开庭日期，而且总部和庭长一再宣称非俟全体法官到齐不拟开庭。现在苏联法官虽然到了，假使中国法官拒绝出席，估计还是不可能开庭的。不按照已经宣布了的日期开庭必然会在日本和全世界造成惊疑和非难。这个责任最高统帅或庭长都是不愿负而且也负不了的。根据这个估计，中国法官认为此时此地是摊牌的最好机会，因而他的态度便更加坚定不移了。
不到十分钟工夫，庭长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他对中国法官说：“大家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的次序进行。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说完便悻悻地走了。中国法官于是脱去大衣，换上法袍，紧跟着也来到会议室了。预演仪式立即开始，已较预订时间推迟了半个多小时。预演完毕，法官们还拍了许多照片。
第二天（5月3日）上午九时半，远东国际法庭正式开庭。这是轰动东京的一件大事，法庭内外挤满了新闻记者、摄影记者、盟国来宾和日本旁听群众。法官们九时一刻便齐集在会议室里。未几，庭长进来宣布说：“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以后行列和坐席的顺序就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进行。”至此，法官们大都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一个谈论了多日、僵持了多日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最后的解决。加拿大法官尤感高兴，他笑着低声向中国法官说：“我应该感谢你，要不是你的坚决斗争，我的席位便要排在法国人的后面，这将是很可耻的。我看，原来那个要英美居中的荒谬安排完全是威廉（指庭长）个人的意思，他抬出麦克（指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来不过是想吓唬吓唬我们而已。”至于那个安排究竟是出自庭长一个人的主意还是他们两个人的主意将永远是一个谜，局外人是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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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1位法官坐席
庭长威勃（右一为中国法官梅汝璈）
我们在这里较详细地叙述了一下法官席位的斗争，其目的不是要夸大斗争胜利的意义，而是要从这个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和得出正确认识。首先，必须认识到：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排场的明争暗斗是经常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地位、荣誉和尊严，不能把它当做细枝末节，以为无关宏旨而淡然置之。其次，必须认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虽一跃而跻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但是它依然到处遭受压制和歧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