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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我开始留意起了大街两边的巨幅广告牌，还有报纸上刊登的房产信息，它们会告诉我哪里新开发了楼盘，哪里的楼盘是怎样的价位。我计算着，依靠我现在的收入，什么时候可以买到那样的一套房子。算着算着，我就毛骨悚然，我每月的工资还买不到一平方米，而想买到一百平方米的房子，至少要不吃不喝积攒十年。
在这座城市里，我的工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还可以做做房主的梦，而那些勉强能够维持温饱的人，也许永远都只能寄人篱下了。
一个月后，我认识了福州一位很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商。他因为土地产权问题和另外一个开发商打官司，需要媒体来给自己吆喝壮威，需要记者来采写稿件，便托付手下的“军师”寻找合适的记者。那名“军师”推荐了我，他说，他经常在报纸上读到我写的稿件，很喜欢。
那名房地产商派他的司机用奔驰车把我接到了他的家中。他的家坐落在大名城，在福州寸土寸金的市中心，非常豪华，墙壁上悬挂着大幅的油画，还有像银幕一样巨大的液晶电视机，地上铺着猩红色的厚厚的地毯。
我们开始说案情，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房地产，我问，房地产的利润有多大？
他说，兄弟，我也不瞒你，50％的利润。
我在心中飞快地算了一笔账，一个楼盘以四单元八层计，最少有六十四套房子，一套房子卖30万，那么，他至少就要赚960万。他仅仅一座楼盘开发后，就成了千万富翁。多少人辛苦一辈子买了房子，却把口袋里一半的钱给了开发商，他们一辈子勤勤恳恳，却在给开发商打工。
我问，开发一座楼盘都要花费哪些钱啊？
他说，地价，原材料，还有跑各种手续的费用。有时候，跑手续的费用比原材料的费用还要多。
然而，老百姓怎么能够知道这些，怎么能够知道地价，怎么能够知道原材料价格，怎么能够知道跑手续还要花费这么多的钱，怎么知道开发商的巨额利润。
是谁剥夺了他们的知情权？
那天晚上临走时，开发商拿出了2000元递给我说，这是我的调查费用，不够，以后再给我。
我拒绝了。
我不想插手他们之间的事情，他们的官司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谁赢谁输都一样，和我有什么关系，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京榕依旧在东街口摆地摊。不同的是，她已经从天桥上挪到了天桥下，在天桥下的邮政大楼门前，她们一溜排有十多个女子，蹲在地上，面前摆放着种种儿童玩具和女孩子的饰物。
京榕说，现在换了一批城管，允许她们统一摆摊了，她们不用再像被追赶的逃兵一样东躲西藏了。那天，在东街口，京榕对我说。她的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她的额头上已经有了两道浅浅的皱纹，她在说话的时候，不断地用手掌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
她还是个孩子啊，和阿青一样。阿青那时候正在上大学，青春活波，而她，从动作到语言都已经显出了老态。命运真的会改变人，经历了生活太多磨难的京榕，已经有了和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沧桑。
我的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怜惜。像京榕这样的女孩子，她们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她们以最低的姿态进入这座城市，只要求拥有一份工作，能够生存，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她们。
我问她一天的收入情况，京榕说，她一天可以收入二十元左右，比起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她很满足。
我问起了她的老公，京榕立即笑逐颜开，她说，老公在以色列找到了给一家中国餐馆洗刷的工作，待遇很好。她要等着老公回来。老公回来后，还完债务，他们就开一家小店，商店或者饭店，以后生活就会好起来。
她望着我，满脸都是憧憬和喜悦。
然而，她却没有等到老公回来的那一天。老公回来后，她却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采访时，经常路过东街口，每次看到火辣辣的阳光下低头摆摊的京榕，心里就有一丝愧疚。在闽东福安的那家宾馆里，她告诉了我“标会”设置的圈套和陷阱，让我摆脱了灾难。而我却不能给她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四十三 我曾经给芳婷打过电话，我想让京榕跟着她学做医药代理。我幻想着会有这么一天，京榕也像芳婷一样在福州最好的饭店里宴请亲朋，京榕也像她一样有着能够不断更新的时尚衣服。然而，芳婷说，她已经不做医药代理很久了。福州医疗界进行整顿，每家医院的药物只从政府指定的途径进货。她在寻找着另外的赚钱门路。她现在只能坐吃山空，很着急，很焦虑。
原来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
我开始好好地面对自己这份工作了，工作也更加努力。如果真的有一天失去工作，我也会和芳婷、京榕一样，要么坐吃山空，要么摆地摊。
我开始了陀螺一样的生活，忙碌而又充实。
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了京榕的电话。而在此前，京榕从来没有打过我的电话，即使在她最困难的时候。
那天，我正骑着自行车奔走在大街上去采访，电话铃声突然急促地响起。京榕在电话里对我破口大骂，我感到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一向温柔的京榕怎么会这样，她像个泼妇一样满嘴污秽。
她说，我本来要和你结婚，可是你太吝啬了，赶快把10000元打到我的储蓄卡上，收到钱后，我就会和你去桂林旅游结婚……
然后，她报了一串数字，说那是建设银行的卡号。
我刚想问她为什么，她就挂断了电话。
我按照那个陌生的手机号码拨打过去，铃声响起，没有人接听。再拨打，手机关掉了。
京榕一反常态的电话，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她为什么会这样？她从来不会向我借钱，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和她结婚，更不会去什么桂林旅游，而她也从来没有对我耍泼辱骂，她到底怎么了？
我要见到她，当面向她质问清楚，我有些恼火。我骑着自行车一路奔驰到东街口，然而邮电大楼前没有京榕的身影。一个四十多岁的经常在这里卖碟片盒的女人告诉我说，京榕和另外两个年轻的女子今天早晨跟着一个老板模样的肥胖男子离开了，听说她们要一起去厦门打工。
我站在街边冥思苦想，不知道京榕现在在哪里。突然，我意识到了，京榕可能遇到了危险。
我拨通了那些日子里和我一起合租单元房的陈凯的电话，陈凯是我的同事，他是全国很有名的体育记者。我说了京榕电话的内容。我们在报社楼下碰面一起商量对策。
陈凯说，她说要和你去桂林旅游结婚，是不是她要去桂林了？
我恍然大悟。我们急忙打的来到了福州火车站。售票员说，开往桂林的列车半个小时后进站。
我和陈凯在火车站寻找京榕，从候车室到售票厅，从站外广场到站内月台，一直没有京榕的身影。我们看着每一个迎面而来和擦肩而过的人，看着每一个围聚一起聊天和蹲在墙角想心思的人，然而，还是没有京榕。时间一分分过去了，京榕会不会没有来火车站，她会不会此刻已经不在福州了。我一遍遍地看着手机，手机再也没有电话打来。我又拨打了那个陌生的号码，依然是关机。
我们急出了满头大汗。
距离火车进站只有三分钟了，通往月台的栅栏门已经打开，工作人员开始检票。人们乱哄哄地涌向栅栏门，背着行李的，挑着担子的，赤手空拳的，都在奔跑，都在拥挤，我放弃了最后的希望。我们向候车室的大门走去，内心充满了焦急和失望。
然而，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京榕走进大门，她依旧穿着那条牛仔裤和红色的夹克衫，两个男子一左一右拉着她的手。而在她的身后，还跟着两名女子，她们和京榕一起在东街口摆地摊，我曾经见过她们。她们的身边是四名男子，也一左一右地胁持着她们。
我悄悄地对陈凯说，赶快报警。然后，我迎面向他们走去。京榕看见了我，眼中闪烁出激动的火花。我装着没有看见，和拉着京榕的一名男子狠狠地撞在了一起。那名男子凶狠地盯着我骂道，找死啊。然后又拉着京榕向前跑去。
我大声喊道，你撞了我，还有理了？不要走。我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袖。突然瞥见他的腰间别着一把长长的匕首。
拉着京榕的另一名男子骂骂咧咧地转过身来，威胁我道，是不是活腻了？然后，他们又拉着京榕跑向出口。
我又紧追两步，看到陈凯正和问讯台旁的警察说着什么，我便故意大声喊道，今天你必须道歉，不道歉别想走。两边围上来许多看热闹的人，将我们围在中间，人们对着我指手画脚，我听见他们说我太赖皮了，不过撞了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干吗要耽搁人家赶火车。
被我撞了一下的那个男子恶狠狠地盯着我说，对不起，行了吧。然后，挤开人群想往外走。就在这时，几名警察拨开人群走进来，他们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那几个男子神色慌张，他们向警察赔着笑脸说，没事了，没事了。我们要赶火车，赶火车。
一名大个子警察说，车票拿出来。另外的警察分别站在了那几个男子的身边。
另一名拉着京榕手臂的男子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车票，恭恭敬敬地递给大个子警察。大个子警察看了看说，这是假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