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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没有看见他们，微笑着走了过去。还有一回，几个戴大耳环的苗家姑娘走来，经过我的身旁时，突然一齐尖声大笑，撒腿就跑。
从我这方面说，开始时我同样不适应村民的生活习惯，不免显得狼狈。我住在一个多子女的贫穷人家，到的第一天，看见主妇把一些蚂蚱放在盆里，用开水浸泡，然后倒进锅里，便好奇地问：“蚂蚱还能喂猪？”她没有回答。晚饭时，桌上有一碗干炒的蚂蚱，我才恍然大悟，后悔自己失言。还有一次午饭时，我到厨房添饭，锅盖半开着，露出一只小猫的下半截，我赶紧把它拖了出来。打开锅盖，我不由得朝后退，另一只小猫正蹲在里面从容地吃着饭。怎么办呢？我犹豫了一阵，还是硬着头皮添了一碗，回到餐桌旁也没有声张。这个家庭真的很苦，几根辣椒放在灶膛里烤一烤，然后捣碎，撒一把盐，就是下饭的菜了，基本上顿顿如此。不过，我始终很愉快，相处久了，一家人都很喜欢我。尤其是那个十九岁的女儿，每见到我就特别高兴，总是甜甜的笑脸，还兴致勃勃地教我讲苗话。我在这一家住了一个月，临别时，男主人拉着我的手，眼圈红了，喃喃说：“对不起……”我知道他是为他家的穷内疚，便赶紧不让他说下去。我正奇怪没有看见那个女儿，她出现了，塞给我一包刚炒好的热花生。她天天穿着补丁衣，现在特意换了一件新衣服为我送行，并且因为我的离去而闷闷不乐。我心中十分感动，但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来。
后来我下乡就很多了，走了全县七个乡的许多村庄。南方多雨，经常的情景是，我头戴一顶斗笠，脚穿草鞋，在山间小路上踽踽独行。山区地广人稀，村落之间往往相距很远，有时去某地开会，要走大半天。我还曾经在一个生产队蹲点，住了整整一年。那个队离县城倒不远，我和农民一起到城里的公共厕所起大粪，挑回村里作肥料，并不觉得难堪。县里多数干部下乡下油了，一般不参加劳动，我毕竟是学生，并且有强烈的改造意识，常和农民一同劳动。有一回，正是盛夏，在田里割禾，渴极了，看见农民用手拨开水面的漂浮物，喝稻田里的水，我也效仿，喝完定睛一看，水底有一条大蚂蝗。在县机关，因为我不肯惟命是从，我的上司总批评我骄傲。农民对我的评价恰好相反，他们都说我不摆大学生架子，待人最平等。我自己也喜欢和淳朴的农民在一起，比起和那些自以为是的小官打交道惬意多了。只有生产队的开会是我始终习惯不了的，尤其在冬天，会议室窗户紧闭，燃着湿柴，浓烟刺得睁不开眼，吵吵嚷嚷，往往开到半夜，不决而散。
经常在农村，我对农民的艰难也就有了切身的感知。他们的艰难，很大一部分是干部的强迫命令造成的，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所谓科学种田，强制推广双季稻和相应的水稻矮秆品种。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来到某大队，下令把已经播下的七千斤高秆种子全部犁掉，大队干部要求放鸭子吃，不致完全浪费，这位地区最高长官耍威风道：“不行，就是要全部犁掉，让你们得点教训！”一股风吹下去，定了调子，层层贯彻：“有收无收都得给我种！”我到一个生产队，队长告诉我，去年种双季稻20亩，颗粒无收，今年他想少种一些，但硬派下来的任务是80亩，一亩也不能少。另一是大刹副业，一律判为资本主义倾向。县农办主任带队进驻一个生产大队，我也在其列，被派到一个生产队。正值冬日农闲，有些生产队搭窑烧石灰，烧出的石灰出售，这原是当地农民常用的增加收入的办法，但主任宣布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下令制止。生产队长对我说，不烧石灰，农民没有钱，连年也过不成，问我怎么办。我便召集全队农民开会，让大家讨论怎么办。当然，所有的人都和队长看法相同。我说，既然如此，就照大家的意见办。石灰烧成后，我才汇报，理所当然地被主任批判为右倾的典型。这位主任以贯彻政策坚决、对农民狠出名，曾亲自带民兵拔掉一些生产队种的单季稻，越是这样的人越受到重用，他后来升为副县长了。
我在资源生活了八年半，收获之一是对中国农村问题有了一点感性的了解。以前我容易把农村想象成远离政治的桃花源，其实大谬，中国农民身受太多的束缚，而当时最大的束缚恰恰来自政治。这种政治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名义把农民树为假想敌，给农民的正常经济活动设置重重障碍。事实上，中国农民之苦，大半来自人为。现在国情有了很大变化，但农民所受的其他束缚仍太多。农村问题的解决说简单也简单，第一步是解除加于农民的种种无理束缚，使他们真正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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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小公务员 周国平
我在资源一直是一个小公务员，具体职务是宣传部干事和党校教员。作为我的本职工作，做得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写材料，二是讲课。毫无疑问，不论写还是讲皆奉命而为，其内容无非是配合形势做政治宣传。
一开始，我怀着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的诚恳态度，十分认真地对待写材料的工作。记得最早接手这项工作，是县里开毛泽东思想讲用大会，我的上司把一大堆讲用稿放到我面前，要我审读一遍。这些稿子是县里抽调各单位的秀才写的，在我这个有文字洁癖的人看来，大多文理不通，于是我一篇篇仔细修改，改完后让原作者誊抄。有一篇稿子文理尚通，但太罗嗦，我做了大量删节。叫来原作者，发现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戴着眼镜，瘦削的脸布满皱纹，一支接一支抽烟。他看了我的删改，表情似有不甘，但还是默认了。叙谈之下，知道他原是广州军区的专职作家，文革中被定罪发配到资源。他叫刘天野，我称赞他的名字好，他说是为了取笑广州人，在广东话中这个名字的发音是老天爷。此后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直到我走出资源。
在发现我很会写材料之后，县武装部把我抽调去，与那里一个名叫唐海的年轻干事合作，写县里一个民兵先进单位的材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经常跑桂林军分区。军分区一位副政委管这件事，似乎颇赏识我，几次半开玩笑地说要把我调去。唐海也向我传递了类似信息，说军分区首长对我很感兴趣，我在资源肯定呆不长。不过，后来此事就没有了下文，唐海却青云直上了，在两三年之内，以所谓小步快跑的方式被飞快地提拔，二十几岁就当上了桂林军分区政委兼广西军区副政委，据说预定目标是培养为总政副主任。他是典型的乘直升飞机上去的干部，四人帮倒台后，又落回到了地面上。据我接触，他倒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城府并不深，人挺随和，实在是胡里胡涂被选中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天真的自信，我们合写的材料，我觉得不行，他总是满意之极。有一次，他参加王洪文主持的中央学习班，回来后跟我聊天，说他认识了一个副军长的老婆，是外交官，他准备让她在国外买表。说到这里，幸运儿天真地问：“为什么在国外买表这么便宜？”然后博学地自己回答：“大约是通货膨胀吧。”
我依然在县委宣传部里写着各种材料，看我能写，几乎所有写材料的任务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很快发现，我在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些讲用材料或某某单位的先进事迹，都有一个固定的套路，为了体现所谓境界，必须诱迫相关对象编造动人事例和豪言壮语，在多数情况下还必须自己替他们编造，否则就通不过。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学习班，最后首长做例行总结报告，讲稿都让我来写。那往往是一些党员学习班，班上传达的文件不让我这个非党员听，却非要我来写总结报告，也真是荒唐。我是越来越厌烦了，想到自己不得不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耗费在制造这些垃圾上，我深感屈辱。常常是一边写着，一边本能地感到厌恶，写了几句就丢开，然后强迫自己再写几句。我一遍遍问自己：难道我的生命就这么贱吗？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用尽量少的时间敷衍塞责，决不多花一分钟。尽管如此，浪费掉的时间仍是大量的，现在想来仍觉心痛。
有时候，我的顶头上司认为某个材料重要，就亲自和我一起写，那才是最可怕的折磨呢。所谓亲自和我一起写，就是他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每一句，随时发出指示，让我涂掉重写。我一不耐烦，他就谆谆教导我说，好文章都是这么磨出来的。关于我的这位顶头上司，我在这里忍不住要多说几句，他领导了我这么多年，我应该对他公平。他姓石，性格却是石头的反面，怯懦而又逢迎，但毕竟当上了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工作。当然，他的性格在他的上司面前才表现得最充分。武装部一个副政委任政工组长，是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在一个学习班上，副政委上了一堂辅导课，下课后问：“我的课讲得怎样？”我说：“可能深了些，农村干部恐怕听不懂。”石副部长立即纠正：“讲得很好，不深也不浅，对机关干部、农村干部都正合适。”后来，军队干部撤离地方，开告别会，副政委宣布：“我工作中一定有不少缺点，但这次有规定，不请大家提意见了。”既然如此，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开始互相嬉闹起来。石副部长突然嗫嚅而言：“我说几句。这次首长要走，我们舍不得……”他的话被嬉闹声打断，然后重新接上，声音颤抖，带着哭音：“舍不得，想留也留不住，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把首长的好思想好作风学过来……”说不下去了，掏出手帕擦起眼泪来。
我还舍不得剪掉另一个精彩镜头。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地区开会，在大礼堂听报告。找位置坐下后，他突然发现他认识的一个地区首长的太太坐在前一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