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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 英宗自小受到良好的宫廷教育，本性也不坏，只因贸然出征，沦为阶下囚，不仅自身命运陡增波折，也使大明帝国陷入危机。不过，也许正是由于被囚、被禁的经历，使得英宗对命运多了几分敬畏，对人命多了几分尊重，对世事多了几分理解。因此，天顺朝的政治比起正统朝来，要清明的多，英宗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社会还是向前发展的，英宗也应算是一代仁君。 在他复位之后，做了几件颇为史家所赞赏的好事。其中一件就是恢复宣宗废后胡氏名号之举，并使之葬礼如仪。第二件就是释放建庶人。 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1402年，明成祖攻入南京之后，建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次子朱文圭则被成祖幽禁起来，称为“建庶人”。到英宗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在长期的幽禁岁月中从两岁幼童长为50多岁的老翁了。大概由于也曾经历过长期被囚的生活，英宗突然有一天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他跟李贤说不忍心再囚禁建庶人。李贤对此大加赞赏，于是英宗不顾左右近侍的反对，派人给建庶人修建了房屋，任其自由出入，并供应生活。说起来，英宗的皇位是他曾祖从建庶人那边抢过来的，在当时曾遭到天下人的质疑或反对。英宗身边的人担心放出建庶人会出变故，他倒很有气度，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释放建庶人一事受到百官和百姓们的真心赞叹，也算是给50多年前的纠纷做了一份补卷。 还有一件事，对英宗以后的帝王影响很大，那就是废除殉葬制度。明太祖死的时候，许多宫人陪葬。自此之后，成祖、仁宗、宣宗、代宗去世都以宫妃殉葬。英宗觉得这很残酷，临终前遗诏停止殉葬。此后明代各帝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 英宗所做的这几件事，被史家赞为“盛德之事，可法后世”。《明史》称英宗在位期间，“无甚稗政（坏政策）”。可是，英宗并不能遏制大明帝国日益走向危机的趋势。到他儿子宪宗的时候，情况就有点恶化的兆头了。 公元1464年（天顺八年）正月，朱祁镇病逝于文华殿，享年38岁。朱祁镇就这样走完了他复杂的人生道路。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1）…（图）
公元1627年，玩了一辈子木匠活的熹宗在临去见太祖的前几日，将他的五弟朱由检叫到跟前说：“来，五弟当为尧舜也。”他将一个内困外患的国家，而且还是阉党把持着的朝政的恐怖局面交给了他十七岁的弟弟。这就是后世称为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为他的朝政和国家奋力挣扎了十几年的崇祯皇帝。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国人对于亡国之君的印象是商纣王、秦二世、汉献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之类的主儿，这些人或残暴无情，或荒淫无耻，或昏庸无道，或懦弱无能，不亡没有道理。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多。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但崇祯不一样。 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的，按说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话却说得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不仅如此，后代许多人还极力称赞他是一个励精图治、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好”皇帝。按照一般的常识，励精图治的总是那些圣明的帝王，如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康熙乾隆；而亡国之君，不用说，那自然要么昏庸，要么残暴，要么糊涂——要么竟然是兼具三种特色的扶不起的刘阿斗式的人物。因此，将崇祯定位于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就好像说某人是个奸诈的好人，某人勤奋地偷懒，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样不合逻辑。但历史本身并不一定非要依照逻辑来行走，更不一定与我们的常识相吻合。历史所干出的勾当常常令人啼笑皆非，无法表情。 说崇祯励精图治，即便是夺了大明帝国江山的满人，在他们作为胜者来编撰的《明史》中，也给予了崇祯这位亡国之君相当高的评价： “崇祯继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为。在他即位之初，他精明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这个奸臣，天下都希望他能带来承平。但可惜的是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朝廷里党派纷争，战场上兵疲将骄。四面战争不已，流寇四处蔓延，天下溃烂得不可救药，可谓是不幸之极。 然而在位十七年间，不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是勤勉辛劳，励精图治，在面对臣子时常感叹，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但却没能如愿，以至导致了他所用非人，使时局更加艰难。到后来他重又信任宦官，将他们派到各个重要岗位上，这一举措非常地不合适。后来江山移人，他也自杀身死，难道不是气数使之然吗？” 至于大明的遗民们，更是将他认定为一代圣君，其中岭南派诗人屈大钧在诗中写道：“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殄；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这哪里是一位亡国之君？这分明是一位励精图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明天子啊。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2）…（图）
遗民歌颂前朝，里面带了不少感情因素，不免有夸大之辞。但从历史上看，崇祯在位期间，的确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业业，他本身的素质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属上智之人，与他那个二十多年不上朝不与大臣见面的祖父和他那个纵情酒色，不会治理天下，却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祯之“敬业”，简直可以评为帝王中的劳模。 正是这么一位希望能够中兴帝国－－并且为了这一希望而身体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执着和梦想，最后换来的不但不是帝国的中兴，反而是帝国的覆亡，他本人也将在一个寒冷的春夜里走投无路，只得杀妻杀子再自杀。照史家的说法，他十七年里励精图治，企图中兴振作，但终是无力回天。这样的前因与后果，委实让人捉摸不透历史老人究竟是何种心态。 退一步讲，如果亡在他的祖辈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个人懒惰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亡倒也亡了；如果亡在他的兄长天启皇帝朱由校――这个人重用太监大搞特务政治，却在皇宫里对自己的土木手艺手舞足蹈乐此不疲，亡倒也亡了。亡国之君的名义最终落在了崇祯皇帝身上，确实有些“不公平”。于是，史家的观点是：崇祯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 一个人命运的悲剧其实就是他性格的悲剧。如果这一论断没错的话，那么，以崇祯的人生悲剧而言，这人生悲剧的确来源于他的性格悲剧。 吝啬鬼皇帝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1610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之子，崇祯五年即丧母，虽然贵为太子之子，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定，长年蒙在万历欲废掉其位，改立郑贵妃之子的阴影之中，再加上万历是一个绝情于亲情的人－－事实上历代帝王因为子孙众多，往往其中的亲情平淡如水，几乎从来没有过平民家庭那种天伦之乐。万历既不喜欢崇祯的父亲，当然也就更不喜欢木讷内向的崇祯。后来，他的生父虽然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却在即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而病死了，皇位传到崇祯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对于酒色可谓是秉烛夜游，夜以继日。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治理天下基本没有兴趣，将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太监魏忠贤。在这个皇帝眼里，连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关心，何况是崇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祯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 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的与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自可以呼奴唤仆，形成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处境又让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这种性格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将是灾难性的，何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但崇祯同中国的所有皇帝都不一样，从他天启七年（1627年）登基第一天起，国家大厦将倾、分崩离析的事就接连不断地折磨着他。或者说，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明朝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