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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纪伯伦的画集《画二十幅》1919年正式问世时，美国女评论家艾莉丝·拉菲尔在其序言中作了很高评价。她说，“东方和西方的价值，以独特而平易的表达在此交融”，“尽管纪伯伦是个象征主义者，但是他并没有局限于那些传统的表达形式中。”她还指出，纪伯伦创造着一种“东方型”绘画，在纪伯伦的艺术中“没有思想与感情之间的矛盾纷争，因为二者平等而牢固地确立了它们的地们。”这位评论家宣布：在彼此对立的艺术倾向之间“升起了一种纪伯伦艺术，它高踞于学派纷争之上，超越了古典主义的模仿和受局限的浪漫主义的约束。”
纪伯伦曾经表示，他将以这本书“结束一个时代，开辟一个时代”。他开辟的时代，是以艺术象征主义和哲学为主导的新时代。
既然他的人生哲学是“摘去面具，赤裸裸地站在阳光下”，那么，他艺术创作追求的目标，必然是求真，求自然。他用赤裸的人体表现人的自然本性、真实本质，无遮无掩，无限坦荡。有些人不理解纪伯伦，他们不能从他的人物形象中看出其哲学内涵，因而对那些裸露的人体形象作粗浅的判断。对此，纪伯伦曾经说过：“我们不能教会人们懂得艺术和赤裸的清澄和纯洁……因为我们不能推着人们走向生活的广场，而应由他们自己前往。”纪伯伦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或出发点，可以用他这些话来归纳，而最能说明他的观点的，是下面这句话——
生活是赤裸裸的，赤裸的身体是生命最近和最美的象征。
纪伯伦认为，心灵本是纯朴简单的，心灵的表现也应是纯朴简单的。他要表现的正是这纯朴赤裸。他多么想变得自然朴素，多么盼望脱尽遮掩粉饰。他所希望的、所追求的乃是“白壁无瑕的赤裸！暴风雨中的赤裸！十字架上的赤裸！哭泣而不掩饰泪水的赤裸！，笑而不羞于笑的赤裸！”（《致梅娅·齐亚黛》，1923年10月5日）
除此以外，纪伯伦对绘画艺术还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提出绘画是从“思想”中寻求色彩的，应当把灵魂注入到颜色中。他认为画家应深谙“长宽高的涵义”，这样才能阐释清楚事物“内在隐蕴”。
纪伯伦的绘画创作过程，有一些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地方。1920年8月，他曾向玛丽描述过他作画的过程。他说：“我在作画时，思想是飘忽不定的。我不能立即说出我画出的画的意义，只有在几小时之后，我才能说出它的含义。这和我写作时的情形完全不同。画画和说话迥然不同，我写着的东西，在写下它们之前，我就知道它们的含义了。”
这真有点奇特和不可思议，但画家是不会说慌的。他写作时坚持一种深思熟虑的方式，在作画时却采取自由挥洒、任情发挥的方式，更显出他的艺术浪漫气质。
纪伯伦的艺术天赋比他的写作才能更早地显露出来。据他的一些亲友回忆，他从小就喜欢在房间墙壁上涂涂抹抹。据他本人1913年8月回忆，他6岁时就爱上了画画。他那时曾有一个存放玩具、石块和笔的地方。“我画得很快，画满了纸。
每当我缺纸时，我就在墙上画。”
在巴黎学艺，使纪伯伦的艺术天赋得到了最好的发挥，他成了一名具有自己思想和风格的画家。
纪伯伦举办画展成名之后，他也未降低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标准。人们在他画出的画中看出了艺术价值，1914年12月他画出一幅题为《伟大的统一》的画，开价两千五百美元，在当时是相当贵了。
在绘画艺术个人风格的建立上，纪伯伦有所借鉴。他受影响最大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近、现代的威廉·布莱克和罗丹。在这些大师身上他学会了用视觉手段打动观众感情的方法，同时又注入了自己的哲学的思想。
纪伯伦很重视自己的绘画创作，其重视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对他的文学创作。在阅读纪伯伦的文学作品时，必须欣赏他的画，这样才能对他的成就有比较全面的看法。
长眠雪松下
1931年4月10日，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这颗阿拉伯文坛巨星在美国纽约殒落了。黎巴嫩失去了一个忠诚的儿子，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诗人和画家。这不仅是阿拉伯文学界与艺术界的损失，也是东方文学界的损失。
哈利勒·纪伯伦一向身体不好，常常抱病工作。他非常热爱文学与绘画创作，尤其将写作看成是自己神圣的使命。前半生的贫穷与艰辛和后半生的过度劳累，使纪伯伦的身体已不胜重荷。在纪伯伦给友人的信中，常常提到他受到疾病的侵袭。他患有心脏病和胃病，还常常受到牙痛的折磨。这些病慢慢地蚕食他的身体。但不到万不得已，纪伯伦是从不肯放弃手边的工作的。
1925年，纪伯伦的病势加重。在友人与医生的劝说下，纪伯伦决定换一换环境，于是离开纽约，回到波士顿，住在妹妹玛尔雅娜家中疗养。玛尔雅娜对于这个仅有的亲人极为关心，想尽各种办法来恢复兄长的健康。她经常准备一些家乡的可口食品来增强纲伯伦的食欲。在妹妹的劝说下，纪伯伦与来访者常常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并且在夏日的清晨或傍晚做些室外活动。经过玛尔雅娜的精心护理，纪伯伦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他不等完全康复，便又奔回纽约，继续他的创作了。
无疑，不知疲倦的工作摧毁了纪伯伦的健康。1928年，纪伯伦受到了他所称的“夏日风湿症”的侵袭，痛风症与关节炎折磨着他，使他的健康大受影响，但纪伯伦坚持创作。 1929年3月，纪伯伦又病倒了，主要病症是小腿痛与牙痛，但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1月，这种糟糕的状态使纪伯伦感到“生命不多，大限将至”。于是他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工作。将全部时间用于绘画与著述。他不愿意去医院。他咨询过很多医生，医生要求他停止写作与绘画一年，好好休息，但纪伯伦无法做到。他离不开他的神圣事业。每次接受完治疗，精神刚刚有所恢复，他便利用这一段两次病发之间的时间，利用他暂时再次拥有的力量进行工作。结果他的病情愈发加重了。
1930年，纪伯伦似乎再也不可能恢复他一直渴望的健康了。他迅速地憔悴下去，吃得更少，身体也更见消瘦，这令他的朋友们极为担心。他们不知道，纪伯伦已经了解到自己患的是肝病，但他向朋友们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波士顿的一位医生曾建议过动一次手术，但纪伯伦最后还是拒绝了。3月13日，他立下了自己的遣嘱。
纪伯伦对生活还没有失望，“疼痛没有使他的手麻痹，死亡的恐惧也并没有给他的想象套上镣铐。”他仍旧不懈地利用每一点时间来完成新作《大地之神》与《先知园》，他不肯屈服于死亡。他热爱生活，也热爱生命，因为他需要他的生命之光照亮他创作的道路。
纪伯伦憎恶一切软弱的表现，在他患病期间，他总是独自与病魔作战，不肯让他人看出他遭受着怎样的痛苦。他的朋友们从没听到过他发出“哼呀”、“哎呀”的叫苦声。在他们面前，纪伯伦总是压抑住自己的呻吟声。而他也很少让朋友去他那里看望他或照顾他，除非病痛已到了他不能忍受的程度。孤独又占据了他的心，消磨着他的精神力量，而纪伯伦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产生出对抗病魔、忍受痛苦的耐力的。当朋友看到他如此衰弱而痛心时，他反而安慰他们，说自己染疾不深，仅仅是重感冒未愈而已。当朋友恳求他放弃工作，安心养病时，他回答说“……绘画和写作，除了这两件事，生活就没有了意义。它俩是我唯一的安慰。”
纪伯伦始终没离开自己的“禅房”，他与死神争夺每一分、每一秒。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纪伯伦一直没把波士顿的妹妹玛尔雅娜叫来照顾自己。因为他知道她在那里也有许多事情，而他不愿打扰她的生活，使妹妹为自己劳累、操心。为了不使妹妹担心难受，他甚至一直没向她透露自己的病情。同样，他也拒绝了朋友想来照顾他的要求。
1931年3月，纪伯伦的诗剧《大地诸神》正式出版。这使纪伯伦几乎又振奋起来，他在给玛丽的信中透露他正在赶写另一部书，预计十月出版。但纪伯伦没有想到，他已经没有机会完成这全书了。
这天早晨，女佣人安娜·琼斯按照惯例登上楼梯，给纪伯伦送来早饭。她打开房门，看到纪伯伦脸色发黄，煞是难看。她心里有点发慌，问了一句，就马上跑出去找邻居利奥诺贝尔·吉考伯兹太太。这位太太原住纪伯伦的隔壁，后来搬远了一些，但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吉考伯兹太太立即和医生联系，请医生快点赶来。医生来后，立即给纪伯伦进行诊断，他要求立即把纪伯伦送往医院。纪伯伦开始不同意，但最终还是让步了。不过他只同意次日把他送往医院。
午后时分，芭芭拉·扬女士来了。她一直陪着纪伯伦，和他谈话。他向她谈到已经完成和尚未完成的工作。纪伯伦激动地说：“在走出这间屋子之前，这双手还有许多事要做啊！”
晚上大约在八点半左右，吉考伯兹太太再次陪医生来看望病人，大家再次催促纪伯伦去医院，但纪伯伦就是不肯，他坚持要在画室度过这一夜。
芭芭拉·扬女士一直守护着纪伯伦。他向她谈起黎巴嫩，谈呀、谈个没完。他还谈到自己逝去的母亲，谈到在波士顿的妹妹玛尔雅娜。他海阔天空几乎谈到了所有的事情，可就是不谈自己的病情。他有意避开疾病的话题。他的精神显得很活跃，然而谁知道他已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