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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着坚毅与刚强的眼里哗哗地流了出来〔12〕。
在这里，东方的彭德怀所遇到的麻烦是不相信自己。而二十八年后，西方的比尔·盖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知道，比尔·盖茨世界首富的头衔已保持多年。有人曾给他算过一笔账：说盖茨今年四十五岁（2002年），假使他还能活三十五年，那么他必须每天花七百万美元，见上帝时才一无所有。这说明，盖茨很有钱，但其财富主要来源于市场对微软的认可，那么盖茨的钱也就是自己辛苦赚来的干净钱。盖茨并不因为自己是世界首富了就忘乎所以，相反他还特具自律性，如平时生活俭朴，一顿饭常常是一块牛排打发了事：如近年先后向社会捐出两百多亿美元，列现代五十位最慷慨的美国慈善家之首；如他打算以后捐出大部分财产，只给三个孩子各留一百万美元（这点钱相对于他的数百亿美元资产来说，不过九牛一毛）。
“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不满意。微软垄断案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舆论称他为‘数字时代的魔鬼’。可怜的盖茨动辄得咎，他向学校捐献了软件和个人电脑，人们指责他变相广告，想要向下一代推销产品；他向印度捐了一亿美元防治艾滋病，报纸批评他是为了获得免税权。实际上，盖茨的捐赠除了当事者感激外，舆论反响普遍不佳，媒体上充满了对他动机的猜测。”〔13〕时间一长，连“比尔大帝”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对自己拥有如此巨大的财产的确感到“内疚”。
普通人我们就不说了，对于经历非凡者如彭德怀、比尔·盖茨来说，不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尤其关乎革命非革命/正当挣钱多少的问题，的确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仅就彭德怀而言，在他临终时，无论其内心怎么样，至少从他嘴里道出了对自我的否定。如其所言，两个弟弟“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个反革命！”最后一句“我玷污了他们呀”证明他对自己的不相信基本上是真实意思的表达（最重要的是包括这么一层真实：彭德怀不相信自己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他对与错？历史早已证明，革命的彭德怀是对的，但处在长期的政治运动和一边倒舆论态势下的彭德怀，却无法不相信自己是错的、反革命的。话又说回来，像彭德怀这样刚正不阿、经历非凡的人，要让他心悦诚服地向指鹿为马的无耻政治认错，即承认革命的自己是反革命的，仅凭猜想就可以知道，在彭德怀那里具有异乎寻常的难度！历史恰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彭德怀竟然在临终前如泣如诉地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的。说到这里，你不得不佩服三人成虎的巨大作用力，它真的可以颠倒一切，即使处在西方民主语境下的比尔·盖茨也难逃其害。
彭德怀与比尔·盖茨所遇到的困境，使我想起朱学勤先生就传统社会问题曾谈到的“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他说英美采取的是有限革命，特征是“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即灵魂），“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法俄则采取无限革命，特征是“绕过制度，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最后一幕总要有文化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杀灵魂不杀戏’”〔14〕。朱学勤先生的这番话，我一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以他的“法俄革命对中国影响颇深”的说法，来套彭德怀的困境与遭遇，几乎没有什么误差。问题是，比尔·盖茨所遇到的困境又怎么解释呢？他可是处在“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语境下呀！惟一的解释是：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在哪里都不是一方纯粹的净土，所以才特别需要人们的倍加呵护。
注释：
〔1〕柏杨：《中国人史纲》（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66页。
〔2〕参见狄马：《伟大的几分钟》，2003年第2期《读书文摘》。
〔3〕《华盛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77页。
〔4〕参见伍立杨：《狭小的大人物》，2002年第12期《读者》。
〔5〕《警世通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5页。
〔6〕〔7〕〔8〕《伏尔泰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29～30页。
〔9〕参见邢小群：《为韦君宜送行》，2002年7月19日《湘声报·观察周刊》。
〔10〕《汪曾祺文集·散文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11〕参见叶兆言：《闲话蒋百里》，2001年第14期《读者》。
〔12〕参见彭钢：《彭钢少将忆伯伯彭德怀》，1998年10月19日《瞭望》。
〔13〕参见郭松民：《比尔·盖茨的委屈》，2003年第3期《杂文选刊》。
〔14〕参见朱学勤：《朱学勤谈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2002年第2期《天涯》。
西方的“瘦身”与东方的“胖虚”
——慈善文化漫谈
？ 王开岭
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除非我信仰了，我决不会理解。
小说人物的命名
？ 钟梦姣
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注重作品中人物的命名，正如不是所有的作家都不注重作品中人物的命名一样。按照中国孔圣人的教导——“名不正则言不顺”，自然，人物的命名大有讲究。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当是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人们早就从评论家、大学教授、红学专家那里了解到，“贾政”即假正经、“贾雨村”即假语村言云云。而林黛玉、贾宝玉和薛宝钗这三人名字中的“宝”和“玉”的交织，其实早就暗寓着三者关系的错综复杂及其命运乖舛。作为人物名讳的进一步延伸，“字”与“号”也承继着这一功能。《水浒传》中的宋江乃“及时雨”、“孝义黑三郎”，誉美之情溢于言表，而“智多星”与“吴（无）用”的似是而非的关系似乎在暗示着作者对农民起义军“路在何方”的思考。一句话，名也好，字也罢，绰号亦然，都并非无为而作，实有深意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依然承继着这一文化道统，诸多作者对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未敢掉以轻心。首先，作者将主要人物的名讳与其命运、身份、地位关联起来。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的“阿Q”，正是一介流氓无产者形象，以其地位和身份，似乎不足以享有一个完整的名字，而“阿Q”中的“Q”下一点正象征着阿Q头上那愚昧的辫子，予人以可笑而又可悲之感。《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孔姓源于他乃圣人之徒，“乙己”在于他识得几个古文字。而《伤逝》中的子君，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同时又是最终的失败者，此名字令人顿起苍白、怜香惜玉之感，寄托着鲁迅对其的无限忧思。巴金《家》中“觉”字排行的青年，在“觉醒”中奋发，也在“觉醒”中被泯灭。其次，我们发现，作者为小说中的人物命名还与时代及文化思潮密切相关。四五十年代的青年多被命名为“解放”、“援朝”什么的，六七十年代的主人公则多半叫“卫兵”、“为东”甚至“文革”之类什么的，八十年代作品中的人物又喜被命名为“开放”、“改革”云云。耐人寻味的是，丛维熙的中篇小说《雪落黄河静无声》中坚强不屈、受尽磨难的知识分子，被命名为范汉儒。为什么叫“范汉儒”？实乃“知识分子典范”之意也，这正切合了那个时代的反思主潮。刘醒龙的近作——长篇小说《弥天》叙写的是“文革”时期大修乔家寨水库以作政治投资这样的荒唐之事（从军队到地方长官都明知修此水库毫无用处，可还是驱动上万民工冒着大雪奋斗一个冬天），所以主人公名为“温山河”，实乃“问山河”之义也。几多愤懑，几多沧桑。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作者披露了自己对于“正史”的理解，并“创造”了新的也是个人化的历史话语。在作者看来，历史具有循环性，历史的核心要素是权力（在小说中就是代表权力的木疙瘩——大印），而生活在权力阴影下的芸芸众生无一例外皆是权力的攫取者，同时也是这场权力争夺战的牺牲品。正因为如此，作者对作品中的人物的取名颇费心思，村长叫李老喜（占有权力所以总是高兴），土匪叫路小秃，其他人如邻县县委书记叫孙实根，红卫兵斗士叫为东、卫彪、赵刺猬、赖和尚，还有什么路蚂蚱、许布袋、孙屎根等等，总之，在作者看来，每一个人都是权力棋盘上的棋子，都不配有好的命运。这种观念，同样贯穿于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等小说之中。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人物的命名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充分体现作者的“意识形态”思维。这里所言的“意识形态”思维，是指作者为作品中的人物取名时依照其类别赋予绝然对立的两极色彩。具体地讲，倘若是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其姓名应该予人以阳刚豪气，最好读起来属于开口呼，声音嘹亮，容易记忆。例如，浩然的《金光大道》中的“高大全”，也就是人物高、大、全之意；杜鹏程《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就是深入敌后，大智大勇；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即向北则使人想起“败北“，向南则暗寓庄子《逍遥游》中大鹏图南之意，一定胜过蜩与学鸠；曲波《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少剑波等等，都是这一类小说人物取名的有力实证。
“必也正名乎？”说到底，人物的名称还只是某种外在的符号，而其依附的具体的人物形象才是创作的根本关注点。也即是说，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作品的艺术品位、历史地位。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人物的命名将有助于作者对人物的塑造和读者对人物形象的理解。换言之，两者相得益彰。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