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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带”，从南美经太平洋诸岛，贯穿亚洲大陆至东亚、东南欧、北非，湖南便处在这条“辣带”的一个圆点上。由于湖南位于西南面的云贵高原与东北面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过渡地带，加上其正处于孟加拉湾暖湿气流与太平洋暖湿气流相抗衡之地，年降水量达1300～1800毫米之多，河流湖泊密布，水网连绵纵横，湘、资、沅、澧四水下泄洪水遭长江和洞庭湖的顶托形成内涝，或久旱不雨，或一雨成灾，温差大，湿度高，或炎热难当，或寒气逼人，人民常受寒暑内蕴之浸而易致湿郁。长沙太傅贾谊就云：“长沙为卑湿之地，不利于长寿。”在这片土地上，一方面，适宜亚热带植物的生长与繁衍，辣椒的产量与品质都极可观；另一方面，辣椒祛寒去湿开郁的优长在这里大显身手，如英雄有用武之地一般。辣椒特别适宜于在湖南本土上食用。一般而言，外省人士入湘，半月以上便能接受湘菜辛辣的风味与口感，并无明显不良反应。有些进湘工作多年的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乃至东北三省人士，其嗜辣程度与本地湖南人毫无二致。台湾哲学家张起钧先生在《烹调原理》中也谈到这一点，称自己原先不吃辣椒：“不要说不吃辣椒，菜里放一点辣椒，整盘菜都不敢吃了。抗战兴起，到了湖南，看到湖南人辣椒做的菜好香。尝尝吧，愈尝愈勇敢，不到半年，则可以跟湖南人一样的吃辣椒了。”反之，湘人出湘，如进京或南下广东、海南、深圳后，其食辣欲望大为减退，抗辣能力逐渐退化，甚至因食辣出现唇裂、生疮等异常反应。这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食辣所具有的鲜明强烈的地域特征。
第二层是经济与流通的原因。湖南地貌由“七山二水一分田”构成，地处偏远，土地贫瘠，远离东南沿海，地形、区位与交通的劣势，使古代湖南经济相对封闭落后，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舜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今永州市），即为中原势力范围的边界。夜郎国（今湘西怀化一带）则为犯人流放发配之地。唐代诗人李白有诗云：“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今湖南黔阳的古芙蓉楼就是纪念这位当时著名的“西部诗人”的。
这些地区至今仍属经济欠发达地区，集中了湖南省的主要贫困县区。交通不便造成流通不畅，这里一向海盐昂贵。即使到了近代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盐在湘赣山区仍是十分稀罕之物，而辣椒具有刺激口味和消毒的功能，恰好成为食盐的替代品。二是省外时令蔬菜较难进入本地。乡村人民购买力较低，辣椒味美价廉，又在某种程度上替代盐的食用甚至药用价值，是“送饭”的首选，从这一点看，一大碗白菜还不抵一小勺辣椒，辣椒是穷人的油，因而成为农家最实惠、实用的蔬菜。湘中宝庆（今邵阳市）一带农家有一担辣椒干接新年之说，可见其消耗量之大。永州江永大墟镇一带农家甚至直接用干辣椒下饭。据湖南省统计局农村调查队调查，1999年，全省辣椒播种面积为一百一十五万公顷，年产三十余万吨，当年从海南等地进口反季度辣椒三十多万吨，两项相加，全省男女老少人均消耗辣椒每年在十公斤以上。今日因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全省整体食辣程度的衰减，发达城市和偏僻农村居民食辣程度的明显差异，继续证明了辣椒消费量的多寡尤其是食辣程度的高低与地方经济的相互关系。
第三层是精神文化的原因。“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在中国各省份中极为突出。明初和清初两次大规模移民，对湖南人的性格和民风影响甚大。两次大移民，都是由于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十室九空，大批外地人移入湖南，这种人口的重新组合，使湖南出现新民风。因此，伍新福等人在《湖南通史》中认为，新移民的开拓进取精神，汉族与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融和，使湖南人逐渐形成了反抗坚忍、敢做敢当、忍耐刻苦、骁勇强悍的气质，常被人称为“骡子”、“蛮子”。这种人文特征与辣椒的精神内质相通，因而辣椒与“辣人”一拍即合。湖南人借辣椒的冲劲来抒情、寄意、壮怀，从一般的嗜辣发展到大规模种辣、制辣的过程，便不足为怪了。
公权与腐败
？ 段拥军
卢周来先生曾说，公共权力是腐败存在的必要条件，“但不能得出下述结论：所有的公权都将导致腐败”。笔者以为恰恰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权（或者说权力）是对公共事物管理与支配的社会性力量，具体体现为拥有公共职务的人对社会事务及他人行为财产的控制支配能力。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就会有掌权者偏离权力设置目的使用权力（即权力异化）的事情发生，也会有借权力以谋取掌权者私利的腐败行为等与之共存。原则上讲，有公权就有腐败，没有公权就不会有腐败。公权存在的范围越广，产生腐败的基础与范围就越深厚越宽广。这已经由阿克顿爵士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著名原理所阐明。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公权会带来腐败，人们却不会为了避免和防止腐败而不要公权。公权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设置，即使它本身是一个祸害，但也是人类为防止社会生活中更大祸害而不得不忍受的一种祸害。没有公权，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平等等最基本的利益，将失去保障，这比腐败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危害更大。腐败只是影响这些利益的完整性，而没有公权就会彻底丧失这些利益。因此，明知公权会带来腐败，但也必须设置和建立必要的公权，比如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等等。又由于公权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所以设置公权时，必须对公权设置的必要性实施严格的论证，即在不需要设置公权或不需要公权干预的领域，可以不设公权或者杜绝公权的进入；在公权带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大、危害更严重的地方，也应该使公权退出。
人言可畏
人 言 可 畏
？ 王开林
世间的许多天灾，实际上都是人祸。就说天妒红颜吧，老天爷何尝妒忌什么，只因某些臭鱼烂虾似的男人将身边的美女折腾得晕乎乎惨兮兮后，不愿承担骂名，便将罪咎一兜囊都推给了子虚乌有的老天爷。
阮玲玉，一位活跃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银幕上的影星，其命运受到杀人不见血的舆论工具以及两位无良男子的操控和摆布，在各方强力的拉拽撕掳之下终于演变成悲剧，她身心两伤，只好忍痛割弃自己心爱的表演艺术，在二十五岁的妙龄上服药自杀，留下“人言可畏”的控诉，将一幕悲剧和无数疑问留给了后人。
一、初出茅庐
阮玲玉（1910～1935）原名凤根，又名玉英，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出生于上海。小时候，阮玲玉家境贫苦，父亲死得早，寡母何阿英带着她在上海的一位张老爷家帮佣。这位张老爷是商场中精明的“土拨鼠”，家财颇为雄厚。他安富尊荣，饱享齐人之福，共有一妻八妾。他的正房夫人是个醋坛子，典型的门前清，那八位狐媚娘便无望进入张家大宅院。好在她的肚皮十分争气，齐刷刷生下四大金刚：长子慧冲，二子晴浦，三子惠民，幼子达民。日后，这兄弟四人与上海影坛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其中尤以张慧冲和张达民涉足最深。张慧冲主演过《莲花落》、《好兄弟》等片，他外表俊朗，造型洒脱，颇受影迷喜爱。张达民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彻头彻尾的纨绔子弟，是阮玲玉苦命和短命的总祸根，他纯粹是作为无耻的反面角色被历史记录在案。
阮玲玉从小自立自强，品学兼优，对于国文和音乐尤其用心。1922至1923年间，她与好友谭瑞珍、梁碧如观看了早期默片《海誓》和《孤儿救祖记》后，对电影产生了深深的迷恋。1924年，阮玲玉升入崇德女校初中部。有道是，女大十八变，不必非要十八，只须十四五岁，丑小鸭就会变成美天鹅。此时，张家四少爷张达民盯上了阮玲玉。他在交际场上见多了浓妆艳抹的千金粉黛，阮玲玉却是清水芙蓉，天生丽质，超凡脱俗，淡淡的幽怨在眉眼间若隐若现，更加楚楚动人。在昆山公园，张达民鼻架宽边金丝眼镜，身穿挺括的西装，脚蹬锃亮的皮鞋，扮演着护花使者的角色，其殷勤周到和体贴温柔适时适地俘虏了情窦初开的青春少女。阮玲玉读了不少鸳鸯蝴蝶派小说，觉得这一场主仆之恋非常奇异，张达民抛弃身份门第的成见来追求自己，正是书中的白马王子才有的侠义举动。
十六岁那年，有两件事决定着阮玲玉的命运：一件是女主人诬陷阮母何阿英偷钱，将她逐出张府。老娘唱白脸，少爷却唱红脸，张达民将阮母安顿得舒舒服服，里里外外多加照应，从而赢得了阮玲玉的欢心。另一件则是阮玲玉为生计所迫，从崇德女校退了学。当时，她不及细想，只单纯地认定嫁一个老实、温柔、多情的丈夫，孝敬母亲，共享天伦之乐，这样的人生便可算是幸福的人生。殊不知，她的一念之差铸成了终身大错。
阮玲玉跟张达民同居可谓年少孟浪。结婚不像结婚，恋爱不像恋爱，这给她的人生预埋了一颗结结实实的悲剧种子。狂蜂浪蝶摧花手一旦伸来，她便从此难以摆脱。张达民若肯安分守己，与阮玲玉恩爱相伴，哪怕他平庸一点，阮玲玉也不会怎样埋怨他。可他是那种挥金似土的魔术师，尽管继承了多达十余万元的丰厚遗产，但他嫖赌逍遥抽鸦片，样样花钱，没几年光景便囊空如洗。
阮玲玉不慎将终身托付给一个混世魔王，后果不堪设想。但她还在盼望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奇迹。为了奉养母亲，同时担心着前途，她决定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当年，一位不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