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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故又称国民政府警卫团，而叶挺独立团并无此称号）。该团因故未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到湖南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
此书第七章“结发之妻”（第56～61页）中，说到周敦琬从北京回到家乡四川江津后，“在江津，她遇到两个人，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恽代英，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萧楚女，他们在四川泸州中学教书，认识周敦琬了”。江津在重庆附近，泸州在川南，并不在一个地方。“泸州中学”也不对，应是“泸县川南师范”。
第57页提到周敦婉的前夫刘愿庵（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时说：“1929年，刘愿庵在四川开会，被刘湘的特务发现了，被捕后刘愿庵一口咬定就他自己一个，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没几天就被枪毙了。”刘愿庵被捕和牺牲不是在1929年，而是在1930年，5月5日因召开省委常委会时由于内奸出卖，被刘湘的警察当场逮捕，并非“就他自己一个”，而是当场抓到刘愿庵和工委程攸生、秘书长邹进贤三人（另一干部跳窗逃脱），并缴获大量省委文件，三人于5月8日牺牲。按当时四川临时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的说法，那次事件是“全部常委牺牲完”。
第59页讲到文强与吴芳吉见面时，回忆起当年在湖南明德中学，一次发水灾，淹死了一个同学，吴芳吉写了一副对联，被文强擅自改了，引起校长大怒的事。发大水死人时吴芳吉是写了一副很有影响的对联，但不是死的一个学生，而是死的一个校工；文强会去擅改悼念死者的对联吗？实际是指，由吴芳吉创办的《湘君》文学社发起在明德中学校园内湖畔修建了一座“楚辞亭”，吴为此亭写的一副对联被文强改了。接下来书中又说，吴芳吉第一次到地下省委机关来，就对文强和周敦琬说：“我今天做介绍人，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结婚。”实际上，文强于1986年8月写给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怀念周敦琬的长篇回忆录中也写过，即吴芳吉促成文强与周敦琬的婚姻，是在吴到地下省委机关来做过几次客之后，觉察到文、周二人间已比一般“革命同志”更多一层心灵相通的情意，才向他们提出作媒的。
第60页说周敦琬在1941年病逝，却又说“1940年我写诗十首吊亡妻周敦琬”，显然不可能在妻子病逝前一年就写出吊亡诗。周敦琬去世是在1940年冬，而这十首吊亡诗也不大可能是当时写的。因为周敦琬病逝时文强正在上海租界“孤岛”以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之职从事对汪伪策反的危险工作，屡遭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追杀，常不得不狡兔三窟昼伏夜行，周敦琬病逝消息是他的老友廖宗泽（时任四川禁烟公署纠察室主任）通过军统局电台向他转报的，周的后事也是廖宗泽一手操办的。文强当时不可能“细读遗书暗自豪”，当时身为军统局高级骨干，对蒋介石、戴笠有知遇之恩的文强也不可能写出“恽肖马列启明星”（恽代英、萧楚女是宣传马列主义的启明星）、“早有恩来寄语稠”之类诗句。这些诗应是文强晚年追忆周敦琬时所作。
第八章“身陷敌巢”一开始（第64页）就说：“1930年，我被捕了。”然后讲到经过短暂的关押，文强被带到特务委员会去谈话，当夜即在打入特委会的中共内线人员的帮助下逃出；第70页上讲到他逃回家里：“这时是1931年8月。”在这段叙述中，后边的时间是对的，前边的时间错了，即文强被捕是在1931年7月。
第96页说：“1936年，我在杭州警官学校当指导员，‘西安事变’后不久，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变……”日本“二·二六”事变发生于1936年2月26日，“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二·二六”事变显然不可能发生在“‘西安事变’后不久”。
第142页讲文强在上海“孤岛”从事对汪伪策反工作时，说到“我派人打进了‘76号’，这个人叫金乃阳（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八十多岁了）……”这里提到的“金乃阳”，应为“金浪涯”。此事文强多年前就曾告诉过笔者，并向笔者提供了他自己写的专题回忆文稿，说金浪涯是文强在忠义救国军任政治部主任时的下属，后来在上海“孤岛”暗中向他通报了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要缉捕杀害他的消息，对他有救命之恩。文强则怀疑金浪涯是潜伏在七十六号内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原来，金当时并非中共地下工作者，而只是一个无党派的爱国青年。而文强在口述中却又说成是自己派金打进七十六号去的，这显然是他的记忆错误。
三
《文强口述自传》中提到与中共高级领导人交往的史实，也有多处失误。
第6～7页谈到文强1925年从上海乘海轮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在船上意外碰到毛泽东，而且还作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写。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由长沙动身赴广州，路经衡阳、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然后到广东韶关，再转乘火车抵广州”。显然，一个走海路，一个走陆路，文强在海轮上不可能碰到毛泽东。文强自己所写《我对黄埔军校的回忆》（载《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38～64页）一文中，也只说自己在船上碰到了夏曦和廖华平（廖划平），并未提到有毛泽东。
第57页讲到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对文强说：“你跟着周恩来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我当个军委书记，是个省委常委，你怎么到了四川才安排当了个旅委书记？这不对！”并向四川省委请求改让文强当军委书记，他自己当副的。虽然李鸣珂与文强都是黄埔军校四期同学，但文强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根本不能与李鸣珂相比，李鸣珂真正“跟着周恩来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文强在南昌起义时并不在周恩来身边，而只是周逸群的部下），在起义时李鸣珂是负责保卫中央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安全的手枪队（即中央警卫队）队长，从起义到南下转战途中直接保卫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各科工作，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李鸣珂被任命为组织局下设的军事科科长──总管中央军事工作。1928年初，因中共四川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傅烈等牺牲，李鸣珂临危受命，被中共中央派到四川任军委书记。况且，当时的省军委也根本没有什么正、副书记之分，就连省委也只有书记而无副书记。李鸣珂怎么可能对文强说出那样一番既违反组织原则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
第58页讲到文强在老共产党人王维舟处得知省委遭到大破坏时说：“经过这次失败，看来李立三路线是失败的。”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所谓“李立三路线”发生于1930年6月至9月，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领导，但仍然认定李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路线是一致的，直到年底的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正式明确了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文强在“立三路线”时期正在陕西境内与土匪周旋，当年秋（“立三路线”停止执行前后）才返回四川寻找省委，对外界形势毫不知情，怎么可能知道“李立三路线是失败的”呢？
第71～72页上讲到罗世文与文强发生冲突时，罗世文说：“你不晓得党里出了王明李立三路线，把我们党搞得一塌糊涂了。”“我们党内有个王明路线，好多地方都把好的党员搞掉了，像你我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这些话显然都是不可能有的。罗世文当时刚从上海回到四川接任省委书记，开始贯彻中共中央路线（即后来所称的“王明路线”），正因为罗世文执行“王明路线”，才从左倾立场上认定文强被捕后与特务周旋时的言行有“变节”嫌疑而硬要给予其处分。罗世文当时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绝不可能说出批判“王明路线”的话。
更叫人“拍案惊奇”的是，第74页上讲到文强与周敦琬1931年底离开四川后，到上海找周恩来，说找到了地方，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但他们敲门后却没有声音了，而且拒不开门，只塞出一张字条，写了个莫名其妙的“苏”字……事实上，自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6月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已经空前艰难。已往的对外通讯关系，已经全部切断，旧的联络方式已经全部废止。周恩来基本停止工作，潜伏到年底去了中央苏区。文强和周敦琬即使在1931年底去上海，也不可能找到周恩来。如果他们两个从未到上海与中央机关接头，四川干部就那么轻易地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岂不早就被顾顺章、向忠发及国民党特务找到了？何况，文强也说，他自己和周敦琬是在1931年底回到长沙乡下老家住下，经过多次写信和托人带信无法与上海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后，才于1932年去了一次上海。文强1999年3月27日致笔者信中说：“（19）32年整年乡居，我抽出时间与敦琬去沪一趟，往返为时半月（9月初旬到9月下旬归来），目的在找寻周恩来、杨尚昆，都落了空。”这个说法就可信一些。
四
《文强口述自传》中一些与口述者历来说法相违（同时也与史实相违）的文字，有的可能是出于口述者的口误，有的则可能是出于记录者想当然的“整理”，这都是不应有的。
第142页讲到文强被戴笠派到上海“孤岛”从事对汪伪策反工作时说：“我在报纸上看到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政委袁国平是我的同学，陈毅也是我的朋友，还有张云毅，他们平安不平安呀？我很关心这些人，感到国民党很坏，打起内战来了。”这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