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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遗址的，只是复制的赝品。
新巴比伦的历史之光一闪即逝，她在公元前538年落入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国君主居鲁士二世（Kurush
II，约前600～前529）之手，居鲁士释放了被掳掠的犹太人，并重建了耶路撒冷城。此后两河流域一直为波斯所占有，这里的人民不得不长期挣扎于来自波斯高原的山地人的统治。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扫灭了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该地区被马其顿人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统治。此后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美丽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先后成为希腊塞琉西王国—讲波斯语的安息（Parthia）王国、罗马帝国—安息王国、东罗马帝国—波斯萨珊王国之间反复蹂躏争夺的对象，金戈铁马，刀光剑影成为这段历史中的日常风景。
三
公元七世纪，阿拉伯铁蹄又横扫欧亚大陆，结束了波斯萨珊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辉煌。美索不达米亚被阿拉伯军队和伊斯兰教从波斯萨珊王朝的统治下夺取，成为在大马士革建立统治的倭马亚王朝（Umayya，中国史称“白衣大食”）的一个行省。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Abbasids，750～1258，中国史称“黑衣大食”）崛起。762年，阿拔斯王朝奠都巴格达。帝国的疆域东起印度河，西临大西洋，横跨亚、非、欧三大洲。此时，阿拔斯帝国在帕米尔高原遭遇了大唐帝国。怛逻斯一战，唐军大败，两国遂以葱岭为界，各不相扰。数以万计的唐军被俘者中有一人名叫杜环，被掳至亚俱罗（据考证此即今伊拉克之库法），十二年才得以回国，著有《行经记》一书，详细记载了其时伊拉克的风土和伊斯兰教状况。
就在古巴比伦城深埋于沙石之下而被遗忘的时候，一座令人惊叹不已的新城在底格里斯河畔诞生，那就是《天方夜谭》中所描述的巴格达。被称为“和平之城”的巴格达，与一百多年前崛起的中国唐帝国都城长安一样，成为一座世界性的城市。历史学家安德烈·米克尔说：“地球是按巴格达的时间转动的。”此时巴格达的艺术和科学十分繁荣，在音乐、星相学、天文学、地质学、医学、化学、数学等领域，学者们可以自由地从事研究工作，书店、图书馆里熙熙攘攘，著名的穆斯坦西里亚大学的创办时间比创办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索邦大学早二十五年。港口城市巴士拉也成为著名的不夜之城，支票和汇票在那里很盛行。在中国唐代外交家兼地理学家贾耽的《四夷路程》一书中，巴格达译称为“缚达”，是广州向西通海之道的最远的落脚点。及至宋、元，有关记载更多，译名也花样繁多，如《西使记》作“报达”，《元史·宪宗本纪》作“八哈塔”，《元史·西北地附录》作“八吉打”，《元秘史》作“巴黑塔”，等等。这也难怪，元朝时的中国人甚至和伊拉克人做了一回“近枝亲戚”。
美索不达米亚静静地浏览着一个又一个帝国的兴衰，而她自己却岿然不动。古往今来，大帝国的分裂总是在所难免的。阿拔斯王朝的分裂不到一百年就开始了，蒙古人给了这个老大帝国最后的致命一击。1258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1219～1265）统帅大军攻陷巴格达，在此建立了伊儿汗国（Il
Khan，1258～1388）。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蒙古人的刀下。哈里发本人也被裹在地毯里践踏致死。底格里斯河的河水变成红色，那是被屠杀者的鲜血浸染的。在另一些河段，河水变成黑色，那是因为穆斯坦西里亚大学的书籍被扔进了河里，书上的墨迹把河水染黑了。灌溉系统也因战争和疏于管理而被破坏与毁弃。阿拔斯王朝就这么完结了。蒙古人征服了从两河经波斯高原、再到阿富汗北及中亚的广大地区，可他们自身却被伊斯兰教和波斯人、突厥人所同化。到十四世纪中叶，汗国实际已土崩瓦解。此时，出身于突厥化蒙古贵族家庭的“跛子”帖木儿（Timur
Lenk，“the Lame”，1336～1405）乘机起事，十四世纪末，伊拉克又陷入了帖木儿帝国之手。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里，美索不达米亚受到突厥人的统治和波斯人以及瓦哈比教派的蹂躏。十五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进而建立起了另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两河地区成了土耳其帝国与伊朗萨非王朝之间不断争夺的俎上之肉，人民苦不堪言。1534年，奥斯曼土耳其从伊朗萨非王朝手中夺取了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被划分为摩苏尔（北部，以库尔德人为主）、巴格达（中部，以伊斯兰教逊尼派为主）、巴士拉（南部，以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为主）三大区域，分别设三大总督管辖。
两河流域的地形特征，决定了伊拉克的人口结构——山地居民、农耕民族、沙漠游牧民族的分布。历史上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和随之而来的战争与争端，成为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历史景观。就一般而言，移民浪潮总是从山地涌向平原，即从波斯高原俯冲而下两河。人类历史上平原人与山地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争端，也就注定了伊拉克历史的崎岖不平。两河平原人与北方山地人之间的争斗一直延续至今。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伊拉克的某些居民在文化上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地位，这些群体包括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波斯人和古叙利亚人等，他们大多是穆斯林，可又分成不同的教派，还有一些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夹杂其间。近世以色列人与伊拉克人的深仇大恨，或许源自古代犹太人遭遇的“巴比伦之囚”？现代伊朗人是古代波斯人的后裔，自公元前六世纪起，波斯人就不断地从东部高原俯冲而下，先后奴役两河流域上千年之久。或许，居鲁世二世时即种下了现代伊拉克人与伊朗人不断冲突的历史祸根？据说，萨达姆·侯赛因的一个叔叔曾在一本论战小册子上签名，这本小册子的书名是《上帝本不应当造出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这三种动物》。
耐人寻味的是，阿拉伯帝国以剑和《可兰经》征服波斯萨珊王朝之际，正值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分裂之时。这是伊斯兰教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分裂。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派人对波斯的武力征服与传教必然引起反抗，而战场上反抗的失败就演变成了波斯人对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皈依，辗转表达了波斯人对作为攻掠者的阿拉伯人的怨愤与抗争。美索不达米亚因此而成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地理分界线，也成为了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地理结合部。在伊斯兰教文明中，阿拉伯文化与波斯文化自始至终都是一张皮下的两个躯体，并通常表现得水火不相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萨达姆曾把对伊朗的战争与当年阿拉伯人战胜萨珊王朝的胜利相提并论，而伊拉克也得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今天，在伊拉克东部南部地区仍生活着大量什叶派教徒，约占伊拉克二千三百万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成为伊拉克现代史中最大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什叶派与伊朗的天然联系，始终是现代伊拉克政治的心病。什叶派穆斯林常常被视为“叛徒”和伊朗的“第五纵队”而受到歧视。萨达姆执政时期，长期压制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居民，并将卡尔巴拉、纳杰夫的什叶派圣地封存，禁止朝觐，也引起什叶派穆斯林国家，尤其是伊朗的不满。伊拉克的法律规定，逊尼派教徒比什叶派教徒拥有更多的权利，什叶派教徒不能进入政界。在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趁巴格达对全国暂时失控之机，什叶派穆斯林急忙出来填补政治真空。在南部沼泽地带，在像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这样的伊斯兰什叶派圣地，人们毫不犹豫地处决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官员。但是，负责解放科威特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却竟然听任共和国卫队动用战斗直升机和重炮打击造反者，什叶派教徒遭到残酷的杀戮。最近，在清理伊拉克战场时发现了多处“万人坑”，即是铁证。
从伊拉克北面与土耳其交界的托罗斯山地，到与伊朗交界的扎格罗斯山区，是被称为库尔德斯坦（Kurdistan）的山区，库尔德人就世代高居在伊拉克东北角的这处“悬崖”之上。库尔德人远古时期被称为Gutu人，意为勇士，亚述语作Gardu或Kardu，意为英勇的人们。库尔德人操库尔德语，属西部伊朗语的一种，为仅次于波斯语的伊朗第二大语群。库尔德这一名称可追溯至公元七世纪改宗伊斯兰教之前，公元十二世纪塞尔柱土耳其王朝设立库尔德斯坦省时首先采用此名。中国史籍称之为“曲儿忒”（《元史》）。这个广大的区域囊括了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北部以及叙利亚北部和亚美尼亚的一些地区。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以区别于其什叶派的伊朗近邻，库尔德人选择了逊尼派，使其带有神秘的、异端的本地教派特点。库尔德人骁勇善战，成为许多军队中令人生畏的雇佣兵。撒拉丁即是其最杰出的代表。撒拉丁·阿尤布（Salah－al－Din
Yusuf ibn－Ayyub），这位与萨达姆·侯赛因同乡（提克里特）的库尔德人1138年出生，比萨达姆年长整整八百岁。1164年，他随叔父统帅的军队进入埃及。1171年，他果断地推翻了埃及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Fatimah，中国史称“绿衣大食”），投靠阿拔斯王朝。1174年，宣布埃及独立，被阿拔斯哈里发授予苏丹称号，建立了逊尼派的埃及阿尤布王朝。1187年10月，他率阿拉伯联军从十字军手中夺取了圣城耶路撒冷，结束了基督徒对耶路撒冷八十八年的占领，并于1189年又成功地阻击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他毕生的梦想就是统一埃及和伊拉克等中东国家。萨拉丁成为八百年后出生的萨达姆·侯赛因崇拜的偶像。而萨达姆·侯赛因所崇拜的另一位英雄则是新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不是因为空中花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