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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罗马的光荣。教皇并且支持人文主义者的学术和艺术活动，成为罗马文
艺复兴运动的援助者。这些活动，在以后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被改革家
们视为经济剥削和世俗主义的实例来加以批判。各种建筑和宫廷的装饰华丽
无比，为此，一些艺术家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在12世纪，完成一件艺术品
的报酬只有38弗洛林，而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提香的开价是2000弗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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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教皇的世俗化也体现在政治方面。教皇亚历山大六世 （1492—1503年）
化费巨资帮助其子博尔吉亚公爵装备军队，而公爵希望建立起博尔吉亚家族
的统治，并控制教皇国。教皇朱利厄斯二世（1503—1513年）曾亲自率领军
队同威尼斯和法国人打仗。出身于梅第奇家族的教皇们如利奥十世（1513—
1522年）和克雷芒七世 （1523—1534年），把教会的钱财用于自己家族在
佛洛伦萨的利益斗争之中。在司法问题上，通过公证人和教会法庭，教会干
涉了世俗社会的司法事务，如在斯特拉斯堡，教会法庭可以不通过世俗司法
机构而直接传讯人民。所有这些构成与世俗君主们的尖锐矛盾。中世纪后期
起，英国、法国、德国、波希米亚爆发了反对教皇的运动，反对教皇的专横，
要求建立民族化的教会。
世俗化的教会同世俗贵族处在激烈竞争之中，矛盾尖锐。在14世纪时，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曾与法王菲利普四世争夺征税和财政，胜利属于法王。自
卜尼法斯八世以后，教皇的“教皇帝国”梦幻被打破，基督徒和各国君主联
合起来，反对高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教皇帝国”的存在。一些著名思想家如
意大利诗人但丁、法国巴黎大学教授马西格利奥等，提出教会应该是纯粹精
神和道德的宗教组织，教皇和教会的官吏，都无权干涉世俗政治，也无权干
预纯属其他政治领域和民间的各种事项。这种思想在基督徒和民众之间一天
天深入人心，虽然没有削弱教会在宗教方面的势力，但削弱了它在政治方面
的势力。各国的君主们都竭力支持这种新的教会理论。
罗马教廷的世俗化，使自己无法进行宗教改革。从自己的政治、经济利
益考虑，它不能不日益世俗化，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违背《圣经》的原
则，否认基督教本质是精神的，非物质性的。这两者间的深刻矛盾，使人们
对教会的纯洁性产生怀疑，具体表现为基督教徒的信仰危机。
（3）僧侣的分化
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奉行等级制原则。1030年，封建制度在法国北部建
立时，两个法国的主教首次提出“三种人公式”，把人分为“祈祷的、做工
的和打仗的”三种。僧侣、贵族、农民“三等级说”确立了封建社会的等级
秩序，在以后的几百年中，都是欧洲法律、等级和不平等的基础。这种封建
等级到了15、16世纪开始瓦解。在三个等级内，僧俗两界的关系变得模糊；
贵族的职业、特权、世袭的身份、地位不再肯定；农民中间也出现巨大分化。
三个等级之外，新产生了资产阶级、绅士阶层、工人和穷人。简言之，15、
16世纪是封建等级制度瓦解之时，等级原则开始为近代社会的阶级原则所取
代。
僧侣的变化，可以用“僧侣的社会”变为“社会中的僧侣”一语来概括。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待15、16世纪的西欧，就能明显感到，宗教改革以后
的西欧，社会的主要支柱中已经没有僧侣的位置。封建社会这根重要支柱，
是在1500年后逐渐倾斜的，经宗教改革运动，到了16世纪末，终于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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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作为等级，已经无足轻重。虽然仍有许多僧侣（如神圣罗马帝国的僧侣
选侯、路德派的重要领袖）在社会上担任重任，但是作为一个等级来说，僧
侣已经不再重要。当时贵族的看法，可以用德国诸侯阿尔弗雷德·威迪希格
①
拉茨的话来概括，他说：“男爵以上才能算人。”
在德语世界中，宗教改革真正触动僧侣结构的地区不满1/3。天主教的
反宗教改革的真正开展，要到1650年才有触动。在德国的天主教地区，社
会流动仍然存在。在西欧的各个地区，普遍的趋势是，僧侣作为一个整体阶
层的状况不再存在，僧侣中分化为僧侣贵族和僧侣平民，后者中的一部分人
并入了资产阶级的行列，以他们的教育文化上的优势，为资产阶级服务。
在宗教改革前后，僧侣地位的显著变化导致僧俗两界界线的模糊。据弗
兰西斯·拉普的著作《斯特拉斯堡宗教改革时期的改革》（1974年），1450
—1525年间教会改革失败的根源在于僧侣结构的变化。教会不能进行自我改
革，并不是因为僧侣缺乏道德和改革的愿望，而是因为新的社会经济条件束
缚了僧侣进行改革。束缚的链子主要来自牧师的薪俸制度和教会的财产，使
得教职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工作，贵族和城市贵族都希望加入教会，以便控
制教会的土地、收入、积累资本为自己谋取发展。贵族和城市贵族对教会的
渗透使得教会经济商品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斯特拉斯堡的修道院和教会在
丰收之年低价收购粮食，在荒年之中高价抛出。用这种办法，教会度过了14
世纪农业危机的打击，并且在1460年以后，成为农民永久性的债主。在主
教的驻地，出入的是公证人。涉及教会的案件，从不通过世俗法庭来审理。
斯特拉斯堡的历代主教们不想进行教会改革，因为这个经济体系和司法制度
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收入，也提高教会的世俗权力。
宗教改革前的教会，包括男女隐修院，因此成为城市和乡村贵族的竞争
对手。土地贵族和城市贵族让自己的儿女受教育，让他们进入教会成为高级
僧侣。这种经济的制度和城乡贵族对教育的热心，又导致教育的发展，使得
斯特拉斯堡也成为人文主义者活动的中心。人文主义者因此也带着保守的烙
印，不仅不支持教会宗教改革，而实际上是在维护“旧的”教会体制。许多
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实际上都成为高级僧侣 （有薪俸的教区神父），很少是布
道的牧师。只有游离于这个体制之外的人们，或者说是受这个体制所剥削的
人们，主要是农民和城市平民，才开展了反对教会的运动。在南部德国，他
们的影响甚大，形成以后的“鞋会起义”和德国农民战争的社会基础。农民
和平民的运动具有革命的性质，他们要求推翻旧的封建教会制度。
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以及德国农民战争这样伟大革命的爆发，并不是
僧侣缺乏宗教改革的愿望。实际上，这个时期僧侣的道德性和他们所受的教
育程度，并不低于以前的僧侣。把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归结为僧侣的腐败，
① 弗尔克·布瑞斯主编：《上莱茵地区的巴洛克》（Volker Press，eds。Barockam Oberrhein），＇德＇卡尔斯
鲁厄1985 年版，第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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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种简单化、表面化的解释。学者们最近的一种新的认识是：正是教会
新的剥削措施和教会的商品化、世俗化，激化了下等僧侣和高级僧侣、平民
百姓与罗马教会的矛盾。14世纪教会应付农业危机的新办法，使得教会败坏
了格利哥利教会改革的原则，而这种教会贵族化、商品化、世俗化的行为，
正为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改革前提。
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之后，出现了新教的教会。对新教僧侣的研究，集中
在他们同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上。新教改革家失去人们支持的时间，约是16
世纪30年代中期，更多的说法是，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是新教改革
家和人民之间分道扬镳的开始。改革家和人民大众分裂的真正背景，是人民
群众的经济要求、政治要求无法通过宗教改革运动来完成。改革家从反对罗
马教会开始，最后同贵族进行联盟。他们同人民的分裂，实质上是贵族和人
民的之间的对立所造成的。
新教改革派僧侣与人文主义者的关系，也是新近开辟的研究领域。以往
的研究都过于强调宗教改革运动和人文主义运动之间的联系，企图证明人文
主义者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爆发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文主义者对
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新的研究发现两个运动之间的联系甚少，城市中无
法找到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之间直接的、密不可分的那种联系。把两个
运动对立起来的说法未免太过，但宗教改革运动的僧侣们确实是自有体系，
他们的改革目标也与人文主义者不同。在教育问题上，许多改革家都是受过
高等教育的人，但不一定是人文主义者。僧侣本身也是靠教育和文化上的领
先来取胜的。
早期的宗教改革家们主要是受过教育、出身城市的人们。他们主要是城
市贵族、商人和城市手工工匠的儿子。城市不仅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
还是宗教改革运动领袖们的摇篮。这些来自城市的新教僧侣，对宗教改革运
动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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