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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崇珂所部抵达朗州城下时，张从富知道大限已到，他喝令城中士卒放火烧毁民居府库，决心不给宋军留下一点粮食和钱物，整个朗州城笼罩在浓烟火海之中。就在这时，东路李处耘也来到朗州，与尹崇珂合兵围城。
大火烧了一天多才渐渐熄灭。李处耘走出临时搭建的帅帐，对尹崇珂说：
“进城吧！”
“城中虚实尚不清楚，我军从何处攻城？”尹崇珂问。
李处耘指指吊桥，说道：
“城门都没人守了，你还怕里面有伏兵？本将军敢跟你打赌，周保权肯定已经不在城里了。”
果然，宋军破门入城之后，不但周保权没有了踪影，连庶民们也都不见了，整个朗州除了断壁残垣，什么都没有了。
周保权到哪儿去了呢？
李处耘登上被熏黑了的城楼朝四面瞭望，见朗州城西绵亘着一片青山。此时正值三月天，山上的树木刚长出新叶，一派青苍之色，被压在浓浓的雾霭之下。
“就在那里！”李处耘判断。
将卒们虽然休息了两天，但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能吃上肉喝上酒。有人从城南弄来一些未烧尽的粮米，勉强让全军吃了几顿满是糊味的白米饭，李处耘便带兵出了州城，直扑西山。
山坳里果真藏着大量的官兵庶民。李处耘让士兵们不断喊着：
“不抵抗者不杀！”
“愿意回家的保你们安居乐业！”
没过多久，果然有一些战战兢兢的百姓和士卒陆续从林中走出来，李处耘命人将他们赶回城中。数十处山坳都已查遍，仍旧未见周保权等人的身影，李处耘只好命大军撤回朗州城下，一面派人在左近继续搜寻，一面用攻心之术询问吏民。两天之后，一个知情的小吏供出： 周保权和他的家人被大将汪端劫到了沅江南岸。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是： 此人又供出湖南大将张从富换了民服，就藏在城里。李处耘让此人带着军士们指认，不消几个时辰，便把张从富捕住了。
尹崇珂带着士卒越过沅江，沿江凡村民屋舍，均搜查得仔仔细细。眼看天色将晚，还是一无所获。众人刚要返回，尹崇珂偶然发现山丘上有一座佛寺，下令道：
“去查！”
一行人刚刚走近山丘，只见几个将校带着几十个士卒从寺中仓皇而出，像猿猴一样窜下土丘，还没等尹崇珂去追，人影已消失在树林中了。尹崇珂一挥手，大叫道：
“快把寺庙围起来！”
寺庙里的僧人们都被结结实实地捆在佛堂上，横七竖八躺了一地。士兵们冲到后殿，才发现一个面庞白皙的少年和几个小女子蜷缩在殿角。尹崇珂赶上来，问道：
“你就是周保权？”
少年站起身来，哆哆嗦嗦地点了点头。
朗州帅衙中，周保权跪在地上。李处耘厉声问道：
“你初时请兵于我，随后又拒天兵于境上。出尔反尔，你知罪吗？”
“罪臣被部将张从富、汪端逼迫，实在不是出于本意。”
“何人可证？”
“张从富、汪端、黄观象都可以作证。将罪臣劫到僧舍的就是汪端。”
李处耘瞅瞅尹崇珂，尹崇珂朝他点头，表示不错。
“黄观象是谁？”李处耘又问。
“是罪臣手下的军府判官。”
“现在何处？”
“罪臣实在不知。”
李处耘命人将张从富押进帅署。不等发问，张从富昂然说道：
“所有朗州拒师之事，皆张某一人所为，不关他人的事。”
“痛快！”李处耘走近张从富，又问：“黄观象在哪儿？”
“被我杀了！”
“你这个心狠手辣的狗杂种，唆使你主抗拒王师，还要杀害忠臣！”
“李将军也是宋朝大臣，难道不懂得何为忠臣，何为奸臣？让你家天子去评说吧！”张从富打断李处耘的话。
“黄观象要保全你家少帅和朗州士民的性命，在你看来固然不是什么忠臣，可你把朗州全城百姓的房屋烧毁，让他们无家可归，倒成了忠臣？好，老子今天就成全了你这个忠臣！”李处耘一挥手，几个士兵拥上来，把狂吼乱叫的张从富拉了出去。
周保权一直没敢抬头，吓得不住地发抖。
“写降表吧！”李处耘对他说。“湖南不是有十五州六十九县吗？难道还要本将军一一去剿除不成？”
乾德元年四月，周保权及家眷、属官数十人被押送至汴京。春风得意的李处耘听说慕容延钊已经故去，荆南、湖南自然要由自己来收拾镇抚，他开始安排如何整顿这两块大宋的新土。
就在他等着朝廷委任奖赏的时候，却收到了赵匡胤任命吕余庆为荆湖南北帅臣兼知潭州、尹崇珂留驻朗州的圣旨，而他李处耘则要把军队全部留给吕余庆，回朝候命。
第二十六回 卢多逊草诏敕吏
荆南、湖南捷报频传的同时，刑部郎中祖吉、扬州刺史张延嗣、泗州刺史刘佐、曹州都监王贵等四十六人被绑赴刑场，行刑之后，曝尸三日。这次肃贪是大宋朝建国以来最为严厉的一次，也是杀人最多的一次。不仅在京城之内，全国的州县官吏也都受到很大震动。早在此案初发时，赵匡胤便与宰相范质、魏仁浦、枢密使赵普等共同商议，决定将肃贪作为治理新朝的要务，魏仁浦建议赵匡胤借祖吉等受罚之时，颁布《敕廉吏诏》，赵匡胤欣然采纳，并根据范质、魏仁浦的举荐，由刚从枢密直学士升为翰林学士的卢多逊草拟诏书。
这天散朝后，赵匡胤将范质、魏仁浦留在偏殿，还特宣卢多逊前来。
“诏书草本朕已经看过了。此事干系重大，所以还要仔细听听你们几位的见解。”赵匡胤边翻看着文本边说。
“陛下。”范质奏道。“凡圣命诏书，都务须切实可行。为此，臣与魏丞相专意叮嘱卢多逊详察前朝敕廉肃贪的诏条以及官俸制度。臣以为此诏既与万民赋税密切相关，又与大宋国脉紧紧相连，反复审读，才呈给陛下。此中有些数目的计算，臣恐怕陛下无暇细审，还是让卢多逊为陛下解说几句吧。”
“如此甚好。”赵匡胤点头道。
“陛下，臣以为钱谷货财之事，历朝政令不一。远的不说，自唐德宗中兴以来，重定百官俸禄，大致分来，宰辅铜钱每年三百千，节度、观察、总管三百至四百千，六军统军至统军将军六十至一百千，诸州刺史四十千，州郡僚佐二十千，知县三十千，县吏十千。看上去虽然不少，除了节度、观察、总管可以自敛钱财不限此数外，上至宰辅，下至九寺五监丞簿数官，真正拿到手的，连三分之一也不到。唐僖宗、昭宗以后，黄巢入京，国势大乱，朝廷不得不削减官俸为原俸之半。梁、唐、晋、汉四朝，租庸使以军费紧缺，不得不再减官俸。这数十年中，百官俸钱虽保持唐末数目，但又实给半俸。半俸之中，还要再支若干，以供军需，所剩本已不多，而朝廷银钱缺乏，又不得不以布帛、柴草、粮米、牲畜等充俸。以大县县令为例，每年所得实俸，不过万钱左右。上赡父母，下养子女，十口之家，人均不过千钱。而京师酒价，每壶十钱。以此计算，县令之家，一年之内，每口不过百壶酒钱。若再赶上婚丧嫁娶、人情往来、治病抓药，其窘可知。更有甚者，前此历朝，官员凡是迎来送往，皆须自行打点。此项费用，少说也要花去官俸十之三四。周世宗时，国力稍强，改给全俸。然此时的所谓全俸，依旧是以物折算，这其中的弊端又显现出来，比如给薪给炭，市价一箩七八十钱，而官给则折百钱。仅此一项，如此一折，其俸实则亏了二三十钱。倘若这些物料用不了再卖出去，又只能卖五六十钱。此中误差，谁能算得清楚？大宋建国以来，基本上依周朝旧制。陛下可以想见，以一县令而言，一年二万钱，迎送之费去掉六七千，而斗米斛面之费，动辄百钱，为官者自然觉得手头窘迫，或索贿赂，或剥农商，这正是历代以来贪污纳贿屡禁不止的原因所在。”
“好个卢多逊！”赵匡胤听了这番缕述，心中不禁叫绝，真想不到，读书人的脑袋瓜如此好用！卢多逊此前已建下不少功劳，如柴荣时出使契丹，建国初到澶州去见张永德，都干得干脆漂亮，赵匡胤早就对他颇有好感，今天这席话，更让他对此人刮目相看。不过他并没有显露出来。又指着草本问道：
“你这里所说的‘官商一统’、‘分纳回易’是什么意思？”
“臣所说的‘官商一统’，是就京城官而言。凡京城之内，上起宰辅，下至丞簿，所支物料之俸，一定要与市价统一或比市价略低，随行而定。仍以薪炭为例，市价一箩八十钱，官给折价七十钱，则人乐受之矣。即便是用不了转卖出去，卖得五六十钱，所损不多，也可不介其意。凡此之类，朝廷可专置一司，从公掌握。”
赵匡胤点了点头。
卢多逊继续说下去： “所谓‘分纳回易’，是就州县官而言。旧制： 凡州县官吏的俸钱，皆从州县民户赋税中扣出，一州一县之税集结起来，其数甚大，再由州县官员二次分割，其间的奸弊便无法杜绝，国家赋税必遭损失。臣以为如果能将这些官员的俸钱分解到户，便可堵塞赃源。比如县令，俸钱二十千，月均一千六七百钱，定在数户之间而免其官税。民户可纳实钱，也可将其所纳物料贸易之后再行折算。如此一来，县令所得信实可靠，民户以此抵掉官税，彼此无疑，彼此无欺，其他弊端也就无从生出。”
“那‘公差折半’又是什么意思？”赵匡胤接着问。
“所谓‘公差折半’，是就官吏迎来送往一项而言。臣以为官吏出行，所到之处的招待费用，由所经州县官吏自行负担，实属不公之策。而这些钱皆出于公，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