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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对谟⒙椎木雍迫弧�6〕撰写的火气十足的《徐复观的故事》。这篇尖酸刻薄的文字使得“一向在稿件题目设定与文字语气上作风稳健的《文星》，自此逐渐浮现出一种蓄势待发、积极寻找批判对象、隐约呈现霸气的风格。……可算是《文星》‘西化派’作者猛烈抨击‘传统派’为‘义和团分子’的头一炮”〔7〕。第四十九期（1961年11月1日）充满霸气的文章是青年李敖一炮打乱天下的成名作《老年人与棒子》。1962年11月6日，胡适应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之邀在开幕式上发表英文演讲，这篇英文讲稿除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之外，第五十期《文星》（1961年12月1日）又刊出经胡适本人认可的讲稿译文（由徐高阮翻译，作者注）。殊不料，这篇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讲稿立即遭到了卫道士诸公如徐复观〔8〕、郑学稼等人的“口诛笔伐”，甚至恶意诋毁。一时间围剿、责难的文章纷纷出笼，热闹不已。客观地讲，这场不期然的文化论战之发生，胡适生前并没有料到。但对于正处在“蓄势待发”中以求改观的《文星》杂志来说，不啻于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尤其是深谙市场之道的《文星》老板萧孟能不可能眼睁着与之擦肩而过，尽管这时他并未意识到这场由《文星》引发的文化论战到后来竟会走向一个不可收拾的田地。因此，第五十二期《文星》（1962年2月1日）在《编辑室报告》中这样说：“在这一次论战中，我们暂时不想指出谁对谁错，对与错的问题应当诉诸全民族的理性良知。我们也不准备提供什么见解，这是需要大多数人来共同讨论的。我们所能做的，是把《文星》这座小小的‘讲台’贡献出来，请大家登台演讲，各抒高论……”〔9〕就在《文星》及时地提供这个“讲台”的关键时刻，一个横睨一世的“文化顽童”李敖不由分说地登场了。他似乎已等待得太久，二十六岁的年纪，精力充沛，雄心勃发，其语气一上来就顾步自盼、咄咄逼人，让萧孟能心中大喜过望。在当时《文星》主编陈立峰的介绍下，萧孟能亲赴台北新店找到了这个“蓄势待发的穷小子”（吴祥辉语），双方一拍即合，公私之谊自此肇始，成为“肝胆挚友”。四十多年后，萧孟能这样回忆说：
《老年人与棒子》这篇文章，主要是讲老年人霸住位子不放，年轻人冒不出来。这篇文章寄来《文星》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李敖。我看这篇文章之后，觉得他写得这么好，不管是文章的内容、文字的表现方法，实在太好了。这么好的作者，在刊登以前，我怀疑作者另有其人。在这种特殊情况之下，我都要亲自去找作者见面谈谈，对作者的背景和工作情形，作一番了解。我发现作者李敖原来是台大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只有二十多岁，他住在新店。我去找他，他住的房子是房东墙外搭的一个长形斜顶的棚子，生活相当清苦。《老年人与棒子》发表之后，李敖又继续写了几篇文章。在很短期间之内，我为他的文采、风度、谈吐所吸引。我心想，从事文化出版这一行的人，最需要这样一位人才，当然我对于他工作能力之强，尤其他特别有事务才，办事有条有理，有速度，干脆，真是千载难逢的好人才。〔10〕
这一年萧孟能四十一岁，正处于文化出版事业的巅峰状态。对于这一次会面，无论是萧孟能抑或李敖，事实上都是双方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笔。从萧孟能晚年谈话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当年他对这位小于自己十五岁的年轻人“礼贤下士”的自得心情。李敖也承认，“萧孟能的长处是能欣赏人才”〔11〕。但李敖也不客气，对《文星》前四年的表现大不以为然：“……那样温吞吞地办上四年，不能鼓动风潮，不能造成时势，不能一言而为天下法，不能使老顽固血压高……这是在这个地区循规蹈矩‘按牌理’的结果，而不是‘不按牌理’的结果。所以，《文星》生命的起算，不始于第一年，而始于第五年。”〔12〕李敖之所以调强《文星》的生命始于第五年，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为《文星》第四十九期刊发了李敖的成名作《老年人与棒子》，它所引起的惊叹之声为双方带来了不小的声誉；二为在萧孟能“老谋深算”的赏识之下，李敖毅然放弃了在台大历史研究所的学业，正式进入《文星》成为重要的一员，并一跃而为主编，从此“《文星》变色”（李敖自语）。若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李敖的这番话或许不无道理。《文星》从第二十五期起，虽然将其编辑方针从“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改为“思想的、生活的、艺术的”，但与当时雷震所主持的政论刊物《自由中国》半月刊〔13〕在思想上对台湾当局威权统治的猛烈批评仍有着相当的距离。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自由中国》半月刊因发行人雷震被捕而被迫停刊，这时人们的视线才开始转向已刊登大量批判性文章的《文星》杂志。当时关心台湾社会问题以及向往民主与自由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不知道《文星》的存在，也很少有人没有读过它的文章。尤其是血性贲张的青年人对此时《文星》的大胆言论莫不为之而心动。这似也可从另一角度来反证当时《文星》意欲“加大思想比重”的设想与做法是可行的。萧孟能这样说：
我办《文星》的头四年，有些言论批判的文章，但是，第一，太少，第二，太弱，第三，对外联络不够，第四，设计题材做得不够。因此我那时的许多想法和社会关系，都运用不起来。所以我看到李敖的文章之后，知道他是办理文化性的批判言论的最佳人选。他来之后，《文星》因他而作风大变，这点李敖没有吹牛。我希望他这样做，我支持他这样做。但是李敖说在他没来的头四年，《文星》是不算的，这一点是太过分了，何凡主编的那四年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文星》创刊不久便发生一件大事，就是成舍我的狗年谈新闻自由，为当局不惜，甚至有人批评我们是新亡国主义者。李敖来后，与我配合得非常好。〔14〕
尽管《文星》有着“求变”的思想动机和真实心态，但“中西文化论战”的不期而至，对于《文星》来说真是可遇而不可求。胡适的那篇英文讲稿本身并不存有意挑起论战的动机，恰恰是他本人长期以来在对待东西方文化时一以贯之的态度，而那个冲劲十足、竭力想维护胡适思想的青年李敖则另当别论了。关于这场文化论战的时代背景，有一种说法值得思考，即台湾社会自1953年以来实施四年为一期的长期经济建设计划，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已历经了两期，在大量引进西方资本、科学技术、技术人才的同时，伴随而入的西方思潮早已将台湾的社会文化结构冲击得摇摇晃晃：“当时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十字路口的台湾知识分子，早就希望能在思想上做一个解决……论战顺应了整个台湾现代化过程的最高潮——一种新的文化观，或说世界观的形成。”〔15〕正是在这种痛苦的精神徘徊与思索之中，胡适这篇英文讲稿恰好成了某些文化保守人物对变革中的社会发泄不满、质疑攻讦的机会，深刻地反映出当一种新的文化观乃至世界观正在逐渐形成时所造成的必然困惑与矛盾心理。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当时胡适在英文演讲中是怎样说的：
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对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确，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智识上的准备。因为这个近代文明，正是歌颂人生的文明，正是要利用人类智能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我主张把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我大约三十多年前说过：“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能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精神的文明。”
这是我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热诚颂赞──我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首先用中文演说过并写成文字发表过，后来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又在英美两国演说过好几次，后来又用英文发表，作为俾耳德（Charles
A。Beard）教授编的一部论文集《人类何处去》里的一章。……〔16〕
这是胡适一生最后的一次演讲。他要以一个“魔鬼的辩护士”的身份，说几句怪不中听的话。针对胡适对东方文明的精神毫不容情的批判与质疑，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十二卷二十四期（1961年12月20日）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他以一种近乎失态的口吻猛烈抨击胡适的“东方的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这一说法。
徐复观说：“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