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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烈亚力邀请李善兰合作译书,他们续译了《几何原本》后九卷,介绍牛顿力学的《重学》,介绍哥白尼体系的《谈天》,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入门书《代微积拾级》等。李善兰认为,《代微积拾级》一出,不但中国传统数学全部可以废弃,连明清之际传来的西法也过时了。李善兰从事的翻译事业,不但葬送了梅文鼎的天算成就,也亲手埋葬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1859年,他对朋友说:“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善兰不去吹嘘自己的数学独创,而是为翻译并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而自豪。他十分清醒,中西科技文明相差如此之远,没有什么好会通的。要做的只有一件事:翻译和学习。
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梁启超开始发表他的长篇政论《变法通议》,其中有谈《论译书》的一章。他主张:“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在另一篇文章,他提出:“故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他的观点,和三百年前的徐光启何其一致。
除了西学中译外,还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1793年的英国使团来华。使团由马戛尔尼率领,除了庞大的人员阵容,还携带了可观的礼品,他们来中国寻求通商。
中国总督的报告中写到:“贡物起拨进口者连前共有五百九十余件。”这近六百箱的礼品可不是一般货色,按英国人的礼品介绍所说:“如果赠送一些只能满足一时好奇心的时髦小玩意儿,那是有失礼貌的。因此,英王陛下决定挑选一些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启迪的物品。”它们包括英国最新的工业产品、机械模型和科学仪器等。表演天体运动的天象仪,就装了十五箱,安装起来五米高,即使在西方也寥寥无几。礼品里包括日后打败中华帝国的世上最先进的火器: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和连发手枪;还有英国最大的、装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口径最大的“君主号”战舰模型。
乾隆皇帝收下了礼品,然而他辜负了英王的一片苦心,心底里依然认为它们只是“西洋奇器”,锁进皇宫。中国知识界根本无缘见识它们,更谈不上研究。
历史也会厌倦抄袭自己,天下不会天天有这等好事。无数个欧洲使团徒劳往返中国,终于明白这个国度对他们洋洋自得的先进文明不感兴趣。过了几十年,英国人就送来了鸦片,没想到这回大获成功,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鸦片市场。你要英国人如何尊重这个莫名其妙的文明古国?鸦片战争前,中国的鸦片吸食者,按林则徐的估计,超过了四亿人口的百分之一,其中以各级官员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当鸦片贩子受到人们谴责时,他们辩解道:中国人热烈地需要这种商品,没有人逼迫他们购买鸦片;我们没有义务帮助大清帝国禁烟。在1840年4月的英国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对华开战的议案,英国政府于是有了“法律依据”,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
从“正月剃头死舅舅”谈起
? 小 朋
“正月里,不剃头;正月里剃头死舅舅。”这首民谣,传唱了三百六十多年,岁月早已朦胧了原来的意思,倒给九州大地上的剃头师傅们,每年一个月的“年休假”。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依然恪守着正月不进理发馆的习俗。其实,这首民谣根本不是对人们正月剃头就一定会死舅舅的预言,而是在用“正月不剃头——思旧”这一无奈,去咒骂满清政府用钢刀硬弩强行推广的“薙发令”。
满洲人早在入关以前,就使用了大量的汉人。且不说原先就生活在辽东大地上的汉人宁完我、范文程、鲍承先等人都是清代基本国策的草创者,就是明朝的兵部尚书洪承畴,明代的守边悍将、后被清王朝裂地封王的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哪一个不都是替满洲人攻城略地、开疆拓土的元勋,连清朝皇帝顺治的皇父摄政王多尔衮都自称:“吾曹栉风沐雨数十年。”“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犹得一导者,吾安得不乐?”这时的清王朝,虽然已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但西北的李自成,西南的张献忠,江南的朱明皇裔福王、鲁王、唐王、桂王,台湾的郑成功等都在称王称帝志在问鼎,清朝还须依靠这些归降的汉人去争夺天下。所以,顺治元年,小皇帝坐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时,颁发的一系列诏书中就有一道明确宣布“文臣衣冠暂从明制”
但仅一年之后,随着清兵势如破竹般击溃李自成、横扫江南消灭了明王朝的主要抵抗力量之后,由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代七岁的小皇帝顺治颁发了《薙发诏书》。诏曰: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乎,若不统一,终属二心。自发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为惜发争留,决不轻贷。
这是经朝廷文人粉墨整理后的诏书,实际上的“薙发令”比这血淋淋得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几乎一夜之间,全国的剃头挑子上都挂上了这样的警句。甚至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剃头师傅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上,有一头还高高竖着根木棒,谁都知道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家什,剃头时挂上面镜子供顾客使用,游走时就是悬挂满洲人那张“薙头诏书”的旗杆。故此,在旧社会的游方手艺人中,理发匠常常被人们称为待诏,他们真的曾经“奉旨剃头”。
“薙发令”是清顺治二年六月颁发的。如果说这年六月前,江南各地对清军的抵抗,还大都是朱明王朝的正规部队,那么自这年六月之后,江浙一带有如星星之火的民军起义,就几乎全是人民群众对剃头梳辫的殊死抗争了。
嘉定,现属上海市,明清之际是江南的一大重镇。“薙发令”颁发后,明朝的左通政使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纠集了数万军民,誓死留发与城共存亡。清世袭罔替王爷勒克德浑亲自督战攻城,义军面对强敌死守孤城数日,不想天降大雨,偏巧明朝降将、吴淞总兵李成栋携带大炮助攻,雨过炮响,城墙多处坍塌,清军潮水般入城与无援的义军展开巷战,由朝杀至暮。侯峒曾携二子投水而死,黄淳耀自缢身亡,为虎作伥的李成栋居然下令屠城,两万余军民当即死在钢刀之下。这一天,是阴历七月初四。在随后的七月二十六日、八月十六日,嘉定城郊又有两路义兵誓死不剃发,李成栋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屠杀无辜百姓,全城大约二十万人,几乎被屠杀殆尽。这就是清初鼎鼎大名的暴行“嘉定三屠”。由于人们经常与顺治二年四月清兵在扬州连续烧杀抢掠的“扬州十日”相提并论,很多人,甚至我国著名小说家蔡东藩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都把清兵在嘉定的三次屠城,误解为连续三天的屠城。其实对全城百姓的三次屠杀,每次相隔约十几天,比一连三天的连续杀人,要来得更残酷,要杀得更彻底。
江阴,与扬州、嘉定这些江南重镇比起来,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九万多人。被百姓们推举为守城统帅的既没有当朝一品大学士督师史可法的十万大军,又没有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地位显赫,他不过是一位已经离任的典史阎应元。在明代,典史比九品还低,数未入流,严格地说,不能算官只是个吏。但这位阎典史,居然应全城百姓的重托,从百里之外的避居地华士山中潜回江阴,于二十四万清兵的大炮、强弩之下,担当起了九万平民百姓的指挥官。在随后的八十一天中,阎应元与全城百姓同仇敌忾,杀死敌军七万五千余人,其中三位王爷、十八位大将。阎典史几乎使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计谋,诈降、设伏、火攻、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夜袭敌营、城头楚歌,居然连人体炸弹也用上了。阎应元招募自愿老者出城诈降,将炸药放在装银两的木桶夹层中,献纳时引燃导火索,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与清军王爷一、上将三及三千将士玉石俱焚,清军不得不三军挂孝。破城之日,阎应元身中数箭投水自尽,被清兵拉出水面后刺断胫骨令其下跪,他倒地后膝盖不弯直至气绝。有人统计,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被杀者七万五千余众,江阴遗民仅五十三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阎应元临终前一日,在江阴城楼上留有一首绝命联,说的就是“留发不留头的”夙愿: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守城,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如果说,武将在战场上,尽管面对的是绝对强大的敌手,但尚可以刀兵相见,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有赚头,死得激烈,而文臣一旦被俘,就只能听凭对方宰割,那则是死得悲壮了。“薙发令”颁发之时,南明小朝廷的使臣、兵部左侍郎(副部长)左懋第正羁居在北京太医院。随员艾大选怕死,遵旨剃发梳起了大辫子,左懋第将其乱棍打死。摄政王多尔衮听说后,派左懋第已经降清的弟弟左懋泰去诘责,左懋第明知故问:“你是满清降官,怎么敢冒称是我左家的人呢?”随之将其骂出馆舍。多尔衮大怒,亲自提审。当问道:“你为何不肯剃头?”左懋第的回答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