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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兵部就吃那些官吏升迁、补缺的，比如外省有一个位置空缺了，在京候补的人知道信息后，必须马上到吏部或兵部打点行贿，书吏看这个空缺位置油水的大小来索贿，真正按照年资来得官的百不及一。工部、礼部、刑部相比就是清水衙门了，他们只好等待像国家有大工程、皇族有大婚、大丧、重大礼仪事件、重大刑事案件时再狠捞一把了。这些都是沿袭已久、积弊难返的事情。传说当年阎敬铭掌管户部时，就想清除这种弊端，但最后被书吏们联手整得很惨，最后灰溜溜地离开了户部。
最后说一下“绍兴师爷”的事情。一般认为师爷大多出自绍兴，这种说法有夸张之处。嘉庆朝的绍兴人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说：“绍兴三流行，皆名过其实。”“绍兴三流行”指的是绍兴师爷、绍兴话、绍兴酒。实际上绍兴之外的各省都有不少学幕的，绍兴的师爷相比较而言多一些倒是真的，于是人们就把师爷概称为“绍兴师爷”了。
胥吏与大清相始终，更与大清共天下，此言不虚。
注释：
〔1〕《清稗类钞·胥役类》。
〔2〕《清稗类钞·各部书吏主案》条。
〔3〕《仁宗睿宗皇帝实录》。
〔4〕《清稗类钞·幕僚类》。
身体写作与比基尼
？ 卫 泽
在身体观念与性观念方面堪称全人类永远的楷模是古希腊人，而据我看来，其核心就是顺其自然。古希腊人所表现出的对生命及生殖力的崇拜，是他们对与性这个命题相关的一切都持一种理所当然地承认和接受态度的结果；他们所表现的对自然力和本能的敬畏，无疑是对自然的人的深刻认识。正是这种对古希腊人不假修饰的人性的重新认识，吹响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号角。
哪怕是在以“性禁锢”为特征的中世纪欧洲，其禁欲主义也有一个与后世纪不同的特征，它禁止做，但不禁止说，不忌讳更不禁止对性器官和性行为的描写或表述。教会奉行“上帝不羞于创造的，我们也不羞于宣讲”的信条，诸如对“男上位”的宣导。《圣经》，一个无与伦比的神圣文本，里面也是性不绝书：波提乏的妻子对约瑟的勾引，罗得与女儿的乱伦，长老们偷看苏珊娜洗澡，他玛装扮成妓女去抓公公犹大的把柄等。甚至还有不加遮掩的性事极端书写：欧南与嫂嫂同房时采取体外排精的避孕法抗拒为长兄留后的父命。这些章节，如果拿来与今天为人们所不齿的不少色情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些性事，《圣经》也并非全部持否定态度，然而这都无损于《圣经》文本的无与伦比的神圣光环。
在对中国当代女性身体写作的种种诘难与疑虑中，“出卖隐私”是最常见的一种。如有的批评家因为一些女性小说有意无意地暴露了女作者自己的隐私与性生活，以进行“一种可以理解的自我包装、自我推销”，就认为“这种商业行为的得和失完全是一种不等值的交换，因为她所付出的是无价的保护个人隐私的权利和人格的尊严”，感到“女读者无论年龄大小均感到心情沉重而不愿意言说”。这样一种无限的上纲上线，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文学中对性的描写都是极其自然的，不可回避的。有的女人想少穿一点衣服，多露一点，甚至脱到“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以便自我欣赏，或者让别人欣赏，甚至主要是给男人看，这都是可以理解，也无可非议的。如果没有人愿意当裸体模特，一部西方艺术史可能会黯然无光，因为那些光耀万世的裸体油画、裸体雕塑会无从诞生。连《圣经》这样的神圣文本都不怕被民族秘史的惊人披露与性事的极端书写所亵渎，其他的文本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就像陈思和所说的，“在一些世界级的作家笔下有时也难以避免猥亵暧昧的趣味”，文学写人有时也难免写到人的性事和隐私，读者有时也难免会窥淫与窥私，有时还难免会将作品中人物的性事和隐私与作者对号入座。事实上，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常常就是作家的化身、代言人、灵魂或影子。当然，一般而言，二者也不能完全划等号，二者之间是一种若即若离、似是而非、虚实相间、变动不居的模糊关系。这不管你标明是虚构，还是半自传、自传体小说。作家如果害怕自我暴露、被人附会的话，最后会发现敢动笔写的东西实在是不多了。写自己的隐私，怕“付出无价的保护个人隐私的权利和人格的尊严”，写别人的隐私，又怕为别人背黑锅，这样就只能拿着笔不停地哆嗦吧。我们应该明确的是，科学总是以精确为武器，而文艺却常常以模糊为武器。文艺中音乐太抽象，绘画太具体，只有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能够最充分最有效地利用模糊武器，如利用作者与作品人物之间的模糊关系，让作品人物去说作者在现实生活中不敢、不愿或不便说的话，去做作者在现实生活中不敢、不愿或不便做的事，去袒露作者在现实生活中不敢、不愿或不便袒露的真实。这就是文学的天赋特权，是它存在的理由。谁充分地利用它，在广阔的模糊地带上下求索，纵横捭阖，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谁就是聪明人。人性总是充满矛盾的，如神性和魔性就总是兼而有之，而文学创作这种建立在生活基础上的虚构活动既能满足人性中的裸露欲，又能满足人性中的隐蔽欲，实在是身为创作者独享的权柄和福祉。
文学是人学，不是神学，对有时难以避免的猥亵和暧昧、性事和隐私、窥淫和窥私、索隐和附会，批评家与读者所持立场应何如？张宏图是这样“窥视隐私文学”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让隐私文学存在下去吧，人们读得多了，自然生厌，因为生活不仅仅是隐私，生活中有更重要的东西，人们无法终日关心他人的隐私，窥视欲在多次阅读中会得到满足，仅此而已。既无需为其喝彩，也无需对其声讨，平平静静才是真。”当然女性主义文学绝不等于隐私文学。
有人想表演比基尼，甚至只是“突围表演”，是自然的；有人想窥视这种表演，甚至看得津津有味，也是自然的；“制造这个时代的意淫景观”，也是自然的。中世纪欧洲的禁欲主义尚且只禁止做，不禁止说，我们现在怎么连在文艺中意淫都不允许呢？有些书商和男读者企图将中国女性身体写作当作色情文学或春宫画，那也是我们的文化心理的错，不是女作家的错。我们为什么不能培养那一种类似古希腊人的健康自然的性文化心理，将性活动当成做游戏或运动那样的平常，向人类原本共通的审美经验回归呢？
女人有些自我欣赏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过分自恋是危险的游戏。在与性有关的一切上面无论做什么文章，正面的也好，反面的也好，容易有效，但意义终究都有限，因为性就是天性，也只是天性罢了。这正如陈晓明所言：“女性主义在中国就如同时装表演中的女性身上比基尼，但我们不能把比基尼夸大为旗帜。”确实，裸体雕塑、裸体油画风行世界几百年了，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旗上赫然印一张裸体画。比基尼很多姑娘都爱穿，但没有谁在庄重的场合穿比基尼的。贬损比基尼与夸大比基尼都不是顺其自然的健康正常的人生态度。
文学是人学，写人有时也难免写到人的性事和隐私，有时也难免被读者“窥淫”和“窥私”，这是文学的宿命。
化腐朽为神奇，这是文学在宿命中绽放的自由之花。但愿中国的女性身体写作永远穿着比基尼，除此之外大概也无路可走，既不能回归过去的“蓝蚂蚁”，也不能沦为“脱衣舞娘”。
“佞宋”何指？
？ 陈福季
《书屋》2004年第12期范泓《胡适为何屈就东方图书馆馆长》一文说：“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毛晋所刻印的许多书也在收藏之内，包括《十三经》、《十七史》等。毛晋刻本在当时影响很大，著名学者钱谦益就说过‘毛氏之书走天下’这样的豪迈之语。尽管也有不少人因毛晋很少臆改宋本而称其‘佞宋’，将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但此段话完全是错的。
其一，钱谦益言“毛氏之书走天下”是张冠李戴。此话不是钱谦益的，而是清代大藏书家朱彝尊说的。他在《严孺人墓志铭》中说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锓本走天下”。〔1〕可是范泓在文中却改为“毛氏之书走天下”，加在钱谦益的头上是不妥当的。
其二，关于“佞宋”的问题并非毛晋的故事，而是清中叶的藏书大家黄丕烈之事。清中叶的藏书大家黄丕烈（1763～1825）一生无声色犬马之好，只是喜欢收藏图书和读书、校书，尤其喜爱宋版书。他的好友顾广圻字千里为他撰《百宋一廛赋》，说他家所藏宋本多达百部以上，就送他一个外号“佞宋主人”。黄氏欣然受之，便常自署此号。这“佞宋”最生动地概括了他一生的性格和藏书特点〔2〕。清人叶昌炽在《藏书经事诗》中咏黄丕烈藏书事也说：“得书图共祭书诗，但见在咸宜绝妙词。翁不死时书不死，似魔似佞又如痴。”清末著名目录学家缪荃孙也高度评价黄丕烈的藏书：“荛翁黄之别号题跋于书目别开一派，既非直斋之解题，亦非敏求之骨董。文笔稍多芜累，而溺古佞宋之趣时流溢于行间。”而在毛晋时代尚未产生“佞宋”之名，何能有“尽管也有不少人因毛晋很少臆改宋本而称其‘佞宋’，将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之事呢﹖正相反，毛晋是明末清初的大藏书家兼出版家，因为他也收藏了大量的宋元善本和独创了“影抄”法而刻印书籍，所以他刻的书质量都很高。因为毛晋“校勘、监刻工作十分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