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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铁兵器，也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铁农具。如：1956年在山西侯马市
北西庄春秋遗址中出土铁残犁铧，说明铁被运用于生产工具方面。1977
年又在陕西凤翔秦都雍城秦贵族墓葬中发现了春秋早期的铁镈 （锄类工
具）。铁兵器也已出现，甘肃灵台县景家坪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
把铜柄铁剑。
战国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不断进步，这主要表现在生铁柔化技术的
出现，铁器的使用和制钢技术的进步诸方面。生铁柔化技术是战国时我
国冶铁技术的又一大成就。这种技术是把生铁铸件经过热处理或将铸件
加热后反复锻打，使其内部含碳量和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经过柔化处理
的铸件，提高了韧性，减少了脆性，扩大了铸铁的使用范围，提高了铸
铁的质量。考古发掘的实物说明生铁柔化技术出现在春秋战国之交。洛
阳市水泥制品厂古遗址中出土的铁锛，经鉴定是公元前5世纪经过柔化
处理的铁铸件。铁锛表面产生了一毫米左右的珠光体层，增强韧性，改
善工具性能。战国中、晚期的铁器遗物中，经柔化处理的更多，1951年
河南固围村出土的铁带钩，1957年湖南长沙出土的铁铲、1965年河北易
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铁镢等，都是经柔化处理的展性铸铁。在欧洲经
柔化处理的展性铸铁是18世纪出现的，比中国晚了不少世纪。战国时期
铸造铁器出现了铁范，原来使用陶范，陶范只能使用一次，反复制作陶
范费工费时，使生产效率受到限制。战国时出现了铁范，1953年在河北
兴隆古洞沟战国晚期燕国遗址中发现了40付87件铁范，其中有钁范、
锄范、镰范、斧范等等。这种范可以连续使用，铸造的器物质量好，不
必作太多加工即可使用，提高了劳动效率和降低了成本①。欧洲一些国
家16世纪才开始使用金属范，比我国约晚19个世纪。战国时炼钢和热
处理技术也有较大发展和应用。这时的钢是由用铁块加热反复锤打渗碳
制成的，称之为“百炼钢”。战国时的钢制品屡见不鲜。如江西新干县
袁家村战国粮仓遗址出土的两把铁斧，刃部有钢。西安半坡村第98号秦
墓出土的铁凿，经检验，是含碳量较高的钢。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
土的5种51件铁兵器中，有6件经金相考察发现其中5件是钢制的。
战国时期铁器已经普遍使用。《管子·海王篇》说：“今铁官之数
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
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
而成事者，天下无有。”《管子·轻重乙篇》载齐桓公的话说：“衡谓
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
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
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椎、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请以令断山木、
鼓山铁，是以毋籍而用足。” 《海王》、《轻重乙》等篇一般均认为是
战国时期的著作，反映了当时农业、手工业中普遍使用铁器的情况。考
古发现了大量铁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也有助于说明这一点。1950年、
1951年、1952年在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铁器有犁4、镢
4、锄36、铲10、镰1、斧12、凿1、削5、刀类9、钉1、铁带钩1、匕
首1、其他铁器8。此外，还有铁铤铜镞86，共179件。”①1955年石
家庄市庄村赵国遗址发现的铁农具，占这个遗址出土全部铁、石、骨、
蚌质工具的65％②。1964年至1975年间在河南新郑县郑、韩故城内西
南部（仓城村南）发现战国时的铸铁作坊，面积达四万平米，出土残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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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烘范窑一座和一批陶范及铁器。陶范能看出器形的有镢、锄、镰、
铲、锛、凿、削、刀、剑、戟、箭杆和带钩十余种，以镢、锄范数量最
多，出土铁器也以镢、锄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铲、锛、刀、削、凿、
镰、锥等。1977年于河南登封县告城镇古阳城遗址发现战国时冶铁遗址，
出土大量陶范，其中能看出器形的有镢、锄、镰、斧、刀、削、戈、箭
杆、环等，还出土了残铁锄、残铁镢等铁器①。1964年于河北易县燕下
都22号遗址出土铁器65件，其中有50件是生产工具，计有刀12件、
刮刀2件、凿1件、镢6件、锤1件、锥17件、斧7件、锄1件、镰2
件、铲1件②。1953年于河北兴隆县寿王坟战国冶铁遗址中出土铁范87
件，其中锄范3、镰范2、镢范47、斧范30、凿范2、车具范2，绝大多
数均为生产工具用范③。1957年干扰顺市莲花堡燕国遗址中出土铁器近
80件，均为生产工具，其中镢60多件、锄2、镰2等④。1974年于广西
乐平县银山岭战国墓出土的181件铁器中，其中170余件为生产工具，
其中有锄89、斧10、锛6、凿6、刮刀59、削9⑤。这些考古发掘出的
材料，充分说明战国时铁器在农业、手工业中普遍使用，已经取代了石
器、木器、蚌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所以，战国已经进入了铁器普
遍使用时期。
铁器的使用已很普遍，有的学者据1927年至1980年171篇考古发
掘的报道、简报、报告指出，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出土铁器的
有辽宁、吉林、内蒙、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
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新疆
等21个省 （自治区）的100个县（市），约192个以上的地点①。不仅
冶铁遗址的发现和出土铁器遍及韩、赵、魏、齐、楚、燕、秦七国统治
区，而且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有铁器出土，说明边疆兄弟民族也使
用了铁器。出土铁器的种类已超出《管子》中《少匡》、《海王》、《轻
重乙》诸篇所述的范围、种类。出土的农具有：镰、臿、锄、铲、耙、
犁等，出土的手工业工具有：斧、锛、凿、钻、锤、削、锥、针及铁范
等；出土的兵器有剑、戟、矛、匕首、刀、杖、镞、弩机、鐏、胄等；
其他用具有：鼎、釜、盘、权、颈锁、脚镣、车具、带钩、环、管、钉
等等。这些用具涉及到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铁的质量提高，春秋晚期铁已经开始用做兵
器。到了战国，战争次数频繁、规模扩大，铁兵器也日益普遍使用。战
国晚期铁兵器已成为大量使用的重要兵器。文献记载的战国时的铁兵器
有“铁剑”、“铁椎”、“铁釶 （矛）”、“铁甲”、“铁杖”、“铁
钩钜”、“铁殳”、“铁銛”等。宛（今河南南阳），战国时先后为韩、
楚占有，这里冶铁业发达，以出产铁兵器而闻名。《商君书·弱民》载：
“楚国之民，……宛钜（钢）铁釶 （矛），利若蜂虿（蝎类毒虫）。”
《荀子·议兵》载：“楚人……宛钜铁釶，惨如蜂虿。”楚国因以产钢
铁制作的矛而闻名，引起别国的恐惧不安。如秦昭王曾说：“吾闻楚之
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
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②韩国也以出产铁兵器而闻名， 《史记·苏
秦列传》载：“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邓师、
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
（射箭时用的皮制臂套）■芮 （楯），无不毕具。”从苏秦的话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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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战国时韩国是个重要的钢铁工业区，并有一些地区以制兵器而闻名，
如棠溪、墨阳、宛、邓、龙渊、太阿。这些地区所铸造的剑戟能“陆断
牛马，水截鹄雁”，能“斩坚甲铁幕”，说明已能把生铁锻造成钢，而
且炼钢的技术水平已达一定高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较普遍地使用。从
考古发掘来看也是铁兵器日渐增多。如 1964至1965年于河南新郑县郑、
韩故城东城内西南部（仑城村南）发现战国铸铁作坊，从发现的陶范器
形看有刀、剑、戟、箭杆等兵器器形①。1952—1956年于湖南长沙东南
郊月亮山等战国晚期楚墓中出土铁器有剑7、戟1②。在湖南“衡阳市公
行山十八座墓出土铁器20件，其中有剑7件，矛4件，戟1件”③。1965
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中出土的铁器79件中有胄1、剑15、矛19、
戟12、鐏（戈柄下端园锥形金属套）11、刀1、匕首4，这几样兵器共
63件。此外，还出土铁廓底坐铜弩机1件，铁铤铜镞19件④。这些考古
出土的材料都说明，战国时期铁器已较普遍地用作兵器。然而，这时铁
兵器还不能代替和完全代替青铜兵器。所以，战国晚期考古出土的铜兵
器数量仍然颇大，尤其是贵族墓葬出土铜兵器较多。由于铁兵器日益普
遍使用统治者就把青铜兵器改铸他用。如公元前235年楚幽王熊悍就把
在战争缴获的青铜兵器改铸为鼎、盘之类的器物。秦王政26年统一六国
后，又“收天下兵”，铸为金人十二。大量铜兵器被销毁，遂使铁兵器
在兵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生铁冶铸技术、生铁柔化技术、制钢技术的出现和
冶铁业的兴起，使铁制生产工具逐渐普遍地使用于农业、手工业等方面，
促成了农业，手工业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这种状况正反映了科技进步
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