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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土地，赋税制度的变化所导致的第一个后果是个体农民广泛出
现。一般来说到春秋末年，除了像秦国那样的后进国家，个体农民就广
泛出现了。
从齐国的情况来看， 《管子·大匡篇》说齐桓公即位十九年“案田
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这就是
说管仲在齐国实行“相地而衰征”之后，按土地的美恶收税，两年收一
次税，上等年景征收十分之三的税，中等年景征十分之二的税，下等年
景征十分之一，平均收十分之一的税。齐国公室的剥削对象，在农业上
就是向国家缴纳实物税的个体农民。此后还发生过什么变化不详。《史
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釐子乞 （田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税于
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而景公弗禁。”这一记载
反映了齐国国君和田氏的主要剥削对象都是缴纳实物税（租）的个体农
民。二者的区别在于：田氏以小斗收税，减轻了剥削；用大斗贷出粮食，
解决一些民众的生活困难。
春秋末，晋国六卿专权时，剥削的主要对象也是个体农民。《左传》
哀公二年载“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龙税焉”，说明范氏在周人给的
土地上征收实物税（租）。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吴问》
为了解当时的个体农民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
为亩，而伍税之。其囗田陕 （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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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智氏
制田，以九十步为畹，以百八十步为亩，而伍税之。其囗田狭，其
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臣奢，冀功数战，
故为范：中行是次。韩、巍 （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
亩，而伍税（之），其囗田陕，其置士多，伍程之，公家富。公家
富，置于多，主乔臣奢，冀功数战，是故，为智氏次。赵氏制田，
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
置士少，主佥 （敛）臣收，以御富民，故日固国，晋国归焉。”①
上述引文所说的“■”（畹）是什么呢？一般认为畹是土地面积单位。
《说文解字》说：“畹，田三十亩”；另一说为畹十二亩也。用这些说
法解释《吴问》，均不通。《说文解字段注》载有一种意见说“田之长
为畹”。作者认为把畹理解为田之长或宽有道理，以之解释《吴问》可
以贯通。周代一亩宽一步，晋国六卿范、中行、智、韩、魏、赵分别以
八十步、九十步、百步、百二十步为畹 （宽）。周代一亩长一百步，晋
国六卿分别以百六十步、百八十步、二百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长度。
所以一畹分别为八十亩、九十亩、百亩、一百二十亩。一畹就是一夫或
一户小农的耕田面积。可以看出，各家的亩制均比周代井田制下百步为
亩的亩制为大，各家一户个体农民耕田面积分别为周代一夫百亩制的
一·二八倍、一·六二倍、二倍和二·八八倍。这说明旧的井田制已遭
破坏。除赵氏外，范、中行、智、韩、魏都按“伍税之”的办法征税。
所谓“伍税之”就是征收五分之一的税。赵氏的“公无税焉”是说赵氏
没有新增税而是按原来的低税率收税的，这些事实说明，随着各国的改
革，耕种国家土地并缴纳实物（租）的个体农民广泛出现了。
战国初期，李悝曾讲述了魏国个体小农的情况，内容如下：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
除什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
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饯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
春秋之祠用饯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
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
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①
从李悝上述话中，可以看出：当时魏国一个五口之家的小农，种田百亩，
每年亩收一石半，共收粟百五石。每年缴什一之税十五石，五人共食九
十石，还余有四十五石。一石粮值三十饯，四十五石值饯千三百五十，
每年社闾之祠用钱三百，余下钱千五十。每人每年穿衣用钱三百，五人
用钱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此外，疾病死丧之费及国家其他的赋■，
还未包括在这个数目之内。这就是农民所以常常困苦不安心耕田的原
因。李悝这一段话表明，战国初期各国的主要生产者已经是个体小农了。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的主要生产者也是个体农民。整个社会的主要生产
者和赋税的承担者是个体农民，这对于认识战国社会无疑是重要的。
农民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所以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和
赋税承担者是个体农民，就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出现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
的前提条件。
3。战国的阶级结构与社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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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以什么为标准来区分呢？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考
察就是要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阶级结构
区分为不同的形态。战国社会是个建立在以个体农民为经济基础之上的
封建社会。个体农民与不同的土地占有关系相结合就产生了不同的封建
依附农，这些封建依附农就是当时的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和被剥削者，这
就决定了当时的社会性质。
（1）受田制下的土地关系与个体农民
战国时，周天子更加衰微，对全国的最高土地所有权无法行施。各
诸侯国国君对国内土地拥有最高所有权。这表明在各国之间可以互相兼
并、割让和授受土地，在国内也可封赏和接受土地。国家利用土地的一
种最广泛的方式，就是把土地授给直接生产者，以供盘剥。 《汉书·食
货志》载周代实行“受田制”，一夫百亩，“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
《管子·乘马篇》强调“均地分力”，就是要把井田平均地分授给民户。
直到战国末期魏国还保留着受田制，《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抄
录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52年）的魏户律规定：“自今以来，叚
（假）门逆吕（旅），赘壻后父，勿令为户，勿鼠 （予）田宇。”这段
律文可译为：从现在起，商贾 （叚门）和开客店的（逆吕），以及“赘
壻”这些身分下贱的人，都不准立户，不分给田地房屋。这说明对平民
是让立户和授给田宅的。秦国也实行受田制，《秦律十八种·田律》载：
“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顷入刍三石、稾二石。”①这一律文
说每顷地应缴刍稾按所受田地数量缴纳，每顷缴纳刍三石、稾二石。这
条律文是秦曾实行过受田制的明证，银雀山汉墓竹简 《田法》说五百家
为一州，十州为一乡，“州、乡以地次受（授）田于野”。这些材料都
说明战国时受田制是确实存在的。在受田制下，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
农民对土地有占有权与使用权。
这里需要说明的受田制与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并不绝对矛盾。
这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受田制是早已存在的制度，受田制下的个
体农民在春秋时已经产生，上引 《孙子兵法、吴问》所载晋国六卿制田
下的农民就是受田制下的个体农民。个体农民产生后，就不免发生贫富
两极分化，随着某种程度的土地转让或买卖就可能发生。而贫困、破产
的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去后，遇到适当时机又会从国家控制的土地得到
一份受田。
在受田制下，一户农民一般耕田百亩， 《管子·轻重甲》说：“一
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管子·臣乘马》：“一农之量，壤百亩也。”
《管子·山权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汉书·食货志》载
战国时魏国“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孟子·梁惠王上》说战国时
的个体农民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荀子·王制》则说“百亩
一守”。这种农民一般为数口之家。银雀山汉墓竹简 《田法》说：“食
口七人，上家之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
《孟子·万章》：“耕者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
上次食八人。……”《孟子、尽心》说：“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
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样的农户，经常下地干活的应有一个劳动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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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乃至两个半劳力。据《田法》记载可知，一个男劳力的年龄在十六
岁到六十岁之间。年六十以上和十六至十四岁被算作半劳力。在一般情
况下，只要国家赋役不太繁重，年景不太坏，这样的农民可以得到温饱。
《孟子·梁惠王上》说：“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
矣。”《荀子·大略》说：“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
时，所以富之也”。
这种耕田百亩的个体小农，每年向国家缴纳的田赋，约为收获的十
分之一。《汉书·食货志》引李悝说魏国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