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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土地私有制的产生与其相适应的封建依附关系也出现了。《商
君书·境内篇》载：“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
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子。”这句话的意思
是说：有爵者可以得无爵者作庶子，每一级爵可得到一个；有爵者没特
殊役事时，庶子每月给大夫服役六天；有爵者有特殊役事时，要供给服
役的庶子粮食等生活用品。 《商君书·境内篇》又载：战争中能斩敌甲
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这说明秦代
因军功得到爵位的人，不仅可以得到赐田，而且还赐给服役的劳动者庶
子。这种庶子就其性质来讲应属农奴。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贫富两
极分化，社会上出现了“无立锥之地”的“至贫”者。这些“至贫”者，
有的就转化为“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的佃农。韩非曾说：“徭役多
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这说明
当时有“权势”的“贵人”，利用他们可以使隐蔽的人口“复除”徭役，
招诱大量苦于“徭役多”的民众逃归他们门下，成为他们奴役剥削的对
象。这些封建依附者中自然不排除佃农的存在。有的“至贫”者则转化
为雇工一类的“庸夫”，“庸客”。此外，有的则转化为奴婢。
从上述土地占有和阶级状况来看，战国应为封建社会，而且是属于
封建地主制社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一，战国时庶民地主发展
虽不充分，但各国统治者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地主阶级发展，整个
社会在发展方向上是向着地主制轨道前进的，其二，国家是最大的地主，
受田制下的广大农民就是国家的封建依附农。其三，战国时的各级封君、
官僚衣食封邑中的租税和俸禄，是封建地主制范畴中的特权者与官僚。
封君与既掌握着领地上的土地占有权又掌握着领地上的行政、军事、司
法等大权的封建领主是有区别的。因此战国属于封建地主制社会。战国
时社会上虽有役使奴婢的奴隶制经济成份存在，但不占统治地位，决定
不了社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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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元前8至前3世纪各
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
本书以上各部分叙述了公元前8至前3世纪经济发展的历史，从中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
（一）公元前8至前3世纪，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各地区和各个国家
取得的一个共同成果是铁器的普通使用。在这个基础上，农业、手工业、
商业等部门迅速发展，创造了人类古代的灿烂文明。这时期各个地区、
各个国家都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中国这时期生产
的丝织品和公元前 6世纪出现的生铁冶铸技术是对人类文明的宝贵贡
献。印度这时期出现的棉花种植对人类日后解决穿衣、取暖等问题意义
重大。两河流域和埃及尼罗河流域发达的农业和埃及人企图绕非洲航行
的壮举，都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波斯帝国境内贯通东、西的
交通干线对沟通东方文明无疑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邻近埃及、小亚细亚、两河流域的欧洲的希腊，在吸收东方文明的基础
上迅速发展，希腊发达的工商业和海上交通，钱号中出现的汇款、借款、
贷款制度都为东方各国所不及。希腊文明对人类文明日后的发展有过重
大影响。这个事实说明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学习和开放，
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
（二）公元前8至前3世纪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国家虽然历史的
发展存在着共性，但也存在着各自的特性，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着差异。
如希腊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与中国就有明显区别。中国约生活于公元前
390年至前305年的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但孟子笔
下的“劳力者”主要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个体小农和手工
业者。而生活于公元前384年至前322年的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像
孟子一样有一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的观点，但他笔下的“劳
力者”却是奴隶。他说：“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
为统治的主人；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听安排的劳务的，也
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而处于奴隶从属的地位。”①“凡是这种只有
体力的卑下的这一级就自然地应该成为奴隶，而且按照上述原则，能够
被统治于一位主人，对于他实际上较为合宜而且有益。所以，凡自己缺
乏理智，仅能感应别人的理智的，就可以成为而且确实成为别人的财产
（用品），这种人就天然是奴隶。”②“这笔财产就在生活行为上被当
作一件工具”③。请看，亚里士多德的笔下的“劳力者”竟然是些作为
别人的财产和工具的奴隶。孟子、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同时期的东、西方
思想家看来，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力者受人统治，这点二者是共
同的。然而，孟子心目的“劳力者”普遍是个体农民，亚里士多德心目
中的“劳力者”却是主人的财产与工具——奴隶。二者的这种差别正是
同时期中国与希腊社会发展不同的表现。东方国家彼此之间的社会、历
史发展也存在着差异，如这时统治过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
国、波斯帝国和后期吠陀时代次大陆的雅利安人，都通过战争大量掠夺
奴隶，而中国在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却是被征服的种族奴隶（庶人）
通过井田制的破坏和新兴封建势力争夺民众的措施，大量地从奴隶地位
下解放了出来。另外，南亚次大陆这时通过种姓制度把数量颇多的首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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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实际上置于奴隶地位，而同期的中国并不存在这种种姓制度。这种情
况说明，公元前8至前3世纪两河流域、南亚次大陆与中国社会发展、
阶级结构存在着差别。
（三）为什么在公元前8至前3世纪，在大体相同的生产力发展水
平上，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出现了同一制度的不同类型呢？
恩格斯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
而在每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
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①像希腊雅典这样的城邦国家劳动
奴隶制之所以得到高度发展就是其自身所处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所决定
的。马克思说：“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
奴隶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
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奴
隶制度。”②这一论断说明马克思把奴隶制度分为两种类型，即“以生
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和“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这
后一种奴隶制度就是一种建立在商品经济、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奴隶制
度。由于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使用奴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剩余价
值或利润，才使这种奴隶制度得到高度发展。离开了商品经济、商品生
产这种奴隶制度是发展不起来的。雅典有发达的海上交通，其外港拜里
厄斯是世界海上交通和贸易的中心，雅典有古代世界高度发达的工商
业。在这样的条件下，把奴隶大量用于矿山、航运、工商业方面能产生
剩余价值或利润，所以雅典类型劳动奴隶制才发展了起来。人们常常说
在奴隶社会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自然是正确的。但这一点决不能
理解为奴隶社会中每一城市、每一工场、每一矿山自然经济都占统治地
位，而排除任何城市、工场、矿山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现象。雅典是
个小小的城邦国家，它是靠工商业、矿山的经济收入强大起来的。在这
种情况下，在雅典这样的城邦国家中，商品经济占据着统治地位。而雅
典类型的劳动奴隶制就是在其自身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在缺乏这些条
件的地方，这种类型的奴隶制是发展不起来的。当然，在缺乏雅典类型
奴隶制产生发展的条件下，也有奴隶制发展了起来，不过这是另一种类
型的奴隶制。例如，斯巴达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靠军事征
服建立了一个奴役被征服居民黑劳士的奴隶制国家。从经济学的观点来
看，斯巴达属于“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奴隶
制度。这种奴隶制度显然与雅典属于不同类型。总之，人类历史的发展
有其共性，但各个地区、国家历史的发展又有其特殊性，要认识不同地
区、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就应当从其所处的与其他地区、国家的特
有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而不能满足于用历史发展的某一模式来解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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