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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六七年发现有胃癌，在台北开刀，癌细胞已扩散了，但恢复得很好，以为可以到哈佛去，没想到。……（我也一时很激动。）
接着，我说：“这里有他写的一部书，他生前要我设法给您送来的，叫《中国文化的展望》。”
七十八岁的老学者，他这时的眼力和听觉都已有了毛病，更大的毛病是心脏。他急忙翻开了书，想找目录，我却在一边说，“金先生，这序里有一段提到您的。”老学者很严肃地打断我的话，说：“这个不重要！”继续急切地翻阅目录，看了一刻钟，他放下了书，眼眶湿润，声音很慈祥地说：“殷福生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逃到台湾？当然，他和他哥哥搞不好，那是另一件事。他是湖北乡下人，我在清华教书，他写信给我，说他要学逻辑、学哲学，我想，一个青年人要学问总是好事啰，可是我也没办法让他就来北京，我就问一个人叫张东荪，说有一个青年想来学逻辑，有没有机会设法给他找个事，一方面又可以念书？张东荪看了殷福生的信，他说你叫他来好了。我就叫他来了。来了以后，张东荪并没给他找到事，反而成为我个人的负担，负担当然也没有什么关系啰，反正他生活很简单，一个月用不到几个钱。后来嘛，就到昆明西南联大去了。我这几天生病了，本来心脏就有毛病，不便多谈话。”
这时，我把心中一个重要的、自己解答不开的疑问提出来：“金先生，我只想提一个问题，殷先生是联大毕业的，又是清华研究所的人，怎么抗战胜利，你们都回北京来，唯独殷先生这个人到南京去？他以后在台湾又是这样怀念金先生和联大、清华一些老师，何以他当时不随着回清华？”
“抗战末期，一切都乱了。殷福生在那时参了军，到什么印度去。他真能打仗吗？苦闷啊！为什么苦闷呢？就是我们原来提他教书（在西南联大）的，可是冯先生那时是文学院院长，他说殷福生书是念得不错，可是这人就是不能教书，他反对，就是冯友兰反对。他研究所已经念完了，（注：殷师一直说他是念两年，没提论文，所以叫没念完。）叫他上哪儿去呢？这时候，他因为投稿认识一批重庆的人，殷福生佩服蒋介石，反对共产党，这在他的老师，在联大，很多人都知道的，后来有一个不三不四的人叫陶希圣搞一个什么中央日报，把他给找去了，他根本后来就跟我们失去联系了，后来才知道他去了台湾。我对许多事，记忆不清楚，住在前院子里，楼下那个小院里，有一个殷福生过去很关心的老师，沈有鼎，阁下如果有时间，不妨找他谈谈，我想他会很乐意。”
“沈有鼎先生，他就住在这里？他，他还活着吗？”
这时金先生露出他唯一的笑容：“他还活得蛮好呢！他是我的学生，才六十多岁，身体很好！对了，殷福生没告诉你们这些我的学生的学生，沈先生是我清华的学生，到哈佛以后到德国，回清华成了同事，教过殷福生，感情很好，你去看他吧。”
我们握手而别，走到一间简陋的平房前，敲开了沈有鼎老教授的门。七三年的沈先生不大讲话，他从河南牧羊三年回来不久，余悸犹存。他早已不教书，也不必去研究所，当时使这批老学者“无所事事”。这不是一年、两年，从五七年以后，十数年如此。我陪沈先生上了几次馆子，总设法找些话题想谈到殷先生，可是，那时他却只向我要一部《中国文化展望》并分咐我去看冯先生，我打电话给何步正，四天就把书寄到，我亲送给他。七九、八三年我曾再看金先生、沈先生。（内容再写吧！）
至于我说殷师在南京大撤退时参加的那个国民党内小组织，我的资料来源是香港出版的蔡省三写的某一本书（中共释放的战犯，去不了台湾，留在香港写文章，书名我因某一理由，不引出来。）以及徐复观的文章。对这一组织的研究，尚待整理。
晓波来信，说你骂人很多，要我劝你，他以为我劝你或者许会听。我认为，应分为该骂不该骂。我应该指出的或许是骂得不对的一些事实，从而使你的“骂人”更具威力，才好。殷师生病时，你借债救人，义重如山，可是那时鼓应离开文化学院，失业在家，我常去他家，两人身邻近吴大中借钱，他告贷过日，洪成完分租他的小房子。他今天在美，虽分任芝加哥、加大两校研究员，但还是妹妹桃桃每月寄钱接济他的。那你又何必提这些事呢？上次秀美的事，我特打电话给你，你一听我话，立刻叫我代表你邀她下次回台时请她吃饭。关于鼓应事，我也想请你别再这么写。不知你能接受我的意见否？一九六二年有一天我到文星找你，鼓应在座，是你介绍我认识他的。这二十年来，他的人生历程，我对他只有内心的尊敬，许多人是不了解他。就如许多人不了解我。
平景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
二、李敖答陈平景
平景：
十八期千秋评论中所登你和沈有鼎夫妇的照片，印出来效果不好的原因，一是原照片为彩色，变成黑白就不行；二是我们在这岛上，处处都被封锁，无法靠销路和广告来贴补印刷费用，且屡被国民党查禁、抢书，的制作成本十分困难。所以，你不要用看《读者文摘》的豪华心理来要求我们，他们每月一册，是千百编辑人办的；而我每月一册，是我一个人办的，你是我在这岛上，躬逢过我印书被抢的人，并与我一起被“捉将官里去”的，你总不好奢求我吧？
你的信，你写“请删改”，我一字不删，全文照登了。十七年前，我在《教育与脸谱》一书里，早注说过：
沦陷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多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与朝气了。
看了你的信，看到你终于在大陆上见到了“第一流的教授”，虽然那些教授，在“政治挂帅”下也走了样了，但是比起这个岛上的，他们毕竟还有一些“老辈风范”，我想沈从文就是表现最好的一位。
你的信，最后提到晓波要你劝我的事，我忍不住要写几句。
你说殷先生生病我“借债救人，义重如山。”但你为鼓应开脱，说他不出钱好像是有道理似的，我却奇。我奇怪我的房子可以抵押，为什么鼓应的却不可以？为什么他做房东收房租的收入、靠他妹妹寄钱的收入，都不可以分一点救殷先生？要论穷我比他还穷，而他一毛不拔如此，怎么在你们口中还有道理了？这可未免太不公道了吧？赖中兴没有钱，只手提一把香蕉送殷先生，我在殷先生病床边夸奖赖中兴，我说穷人有穷人的做法，穷人尽他全力只能买一把香蕉送殷先生，这种情义，不可埋没。赖中兴还不是殷海光的学生，都通人情世故如此，而衮衮殷门弟子，又见到几人送把香蕉了呢？
至于你说对鼓应事想请我“别再这么写”，我可以告诉你：从鼓应和文星分开起、从鼓应在师大演说起，鼓应公开骂了我二十年，可是我没回过一句。在这二十年中，你和晓波也没为我公开仗义执言过一句。我可以对老朋友优待二十年，我的大度、我的识大体，你们不会不明白。对鼓应对我个人的诽谤与抹杀，我可以沉默；但对他窄化、小化殷先生，对他曲学阿世，我却万难沉默。我万难沉默的这些话，也许你和晓波都早该写的，但你们太“赖”？所以才轮到我来。如今我来了，你们却又要我“别再这么写”，你们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这些被国民党特务徐复观统战过的小兄弟，未免太乡愿了吧？
鼓应是我的老朋友，我对老朋友之宽大，仅次于我对女人。
我最近还发表《一个预备军官的日记》，公布他和我友情中的一些趣闻，证明我对他毫无成见。鼓应的长处很多，但他的大病在见识不足、不够坚定、喜欢政治投机，结果总是被人利用、跟着人跑而不自知。《文星》时代他跟着老包跑，《中国一遇》时代跟着张其昀跑，《美丽岛》时代跟着群雄跑，为余登发桥头示威那一次，他竟跑到凤桥宫上香，这对鼓应说来，就是曲学阿世。做高等知识分子的人，要给群众带路才对，怎可走迷信路线来讨好群众？高等知识分子要绝对为信仰献身，不打折扣，鼓应这样子飘来飘去，岂不给高等知识分子丢人？给殷先生丢人？
我认为鼓应实在干错了行。殷先生也早就指出鼓应是“诗人”。殷先生说这话有奚落的意味，因为总是在不同意鼓应时才这样指出的。如今我也顺手牵羊，继续说鼓应该去做“诗人”，他做“诗人”应在余光中之上。他们又都是福建人，福建人应该出“诗人”。福建人搞政治的，多是吕惠卿、李光地等出卖朋友的二流货，第一流的极少，山川灵气之所钟，统计学之上，福建罕出第一流的政治家，这是真的，如果统计学可靠的话。
我因为“隐而不退”，不见朋友了，请代我向秀美致意，请转告她：台湾也有“尹县长”，请她写篇《耿尔在台北》吧！
敖哥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
別開”死”面－－給鄧維楨的信
維楨：
你過生日，我洠ФY物送你；但老蔣過生日，我倒有禮物”送”他．老蔣後天冥誕，我出版了一冊”蔣介石研究四集””送”他也算別開”死”面也！
書的封面加印”蔣介石賣國！蔣介石賣國！”斜帶，這樣做，原因之一是我對國民黨的報復．國民黨查禁我的”孫中山研究”說封面”孫中山賣國！孫中山愛國？”斜帶構成刑法上妨害秩序罪，因而將我移送法辦．我乃決定趁機槓上開花，把中山賣國斜帶，移贈介石．唯一不同的是，孫